以新聞為業——新聞人的視野、知識與價值觀

主講人：王維佳

演講時任教於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時間：2010年11月4日

【摘要】借用馬克思•韋伯“以學術為業”、“以政治為業”的核心理念，這次演講針對當前新聞教育和新聞記者價值觀念、知識體系的一些基本問題展開討論，回應了傳統新聞學以新聞傳播規律和技術操作為核心的人才培養方式，提出知識視野對於新聞人成長的關鍵意義，並分析了新聞實踐中價值觀念的復雜性。演講者試圖通過將歷史分析、跨學科通識知識和批判理念引入新聞教育，激活新聞人的文化想象力，重塑新聞學的學科魅力，並將新聞業確認為一種實現知識分子社會價值的志業。

很榮幸來到清華與大家交流！雖然這是前沿講座，但我講的內容談不上是前沿，因為我將要談到的是非常基礎的問題，是關於新聞人，關於新聞這個職業，關於我們怎麼看待新聞現象，關於怎樣進行新聞問題研究等等這些基本的知識和價值觀念的問題。

這一年多以來，我在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給高年級同學上了幾門新聞專業課。每次當我問起學生中還有多少人對新聞感興趣、有熱情、希望從事新聞行業時，很少有同學給出積極回應。這種狀況帶給我很多感觸和思考。新聞專業的學生們帶著很高的興趣和期待進入大學校門，學習了幾年之后反而失去了熱情，這是新聞教學的問題嗎？是學生自身的問題嗎？或者是社會環境的問題？我今天要交流的內容相對零散，但主要是對上述問題的回應。

我曾經在北大的課堂上提出過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作為採訪、編輯、傳達信息的職業者，新聞人應該怎樣看待這個世界？或者說，新聞人眼中的世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一般來講，對這個問題，有以下幾種答案：

首先，當前一種很主流的觀點強調新聞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自由、獨立的專業操守。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人面向的是人道和自由的世界。實際上，我們看到當代中國很多職業新聞人有著非常強烈的政治訴求，甚至是十分明確的政治立場，少見的反而是審慎的事實調查、公允的意見權衡和嚴謹的資料分析。其次，與第一種觀點不同，在新聞職業群體崛起之后（在我們這個社會，是從1980年代新聞改革開始），也有很多人認為新聞人的世界應該是一個有普遍規律的世界。這種觀念背后隱藏著的是新聞與政治、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相互分離。第三，在各種有關記者的傳奇故事中，我們還經常能感受到新聞人面對的是一個充滿謊言和陰謀的世界。很多優秀的記者既不輕信現象，也不相信規律。

另外一個問題是，一個優秀新聞人的特質是什麼？

一種觀點認為，新聞人最應該做的是客觀報道，以此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我們新聞專業的同學花費大量寶貴的時間，學的不過是怎樣通過各種採寫編評的技術手段，將信息有效地傳達給受眾。第二種觀點認為，新聞從業者有替公眾來監督權力的功能和職責，諸如守望社會、輿論監督、第四權力、社會良心等都是這種觀念的表達。第三種觀點認為，新聞人是魔鬼、是撒旦，是懷疑一切價值和事實的討厭鬼。他們到處去扒糞，對新聞線索和真相有一種永遠不放棄的貪婪和熱情。最后，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新聞人是思想家和文學家，新聞業是一個有豐富想象力和能夠深入探討新聞現象和社會問題的職業。

以上這些問題和討論涉及新聞業的基本特征、新聞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角色等重要的問題，對它們的不同回答，決定了我們對這個行業的不同認識，也決定著我們對待這個行業的態度。是將新聞業當做一種現代社會分工中的白領工作，一個飯碗，一個謀生的職業，還是將新聞業當做一項值得畢生去追求的志業（vocation），當然我在這裡用的是馬克思•韋伯的詞匯。我把它作為我這次演講的題目——以新聞為業，或者更准確地說，以新聞為志業。

我們首先來看新聞與規律和表面事實的關系。

一、規律的新聞學，還是視野的新聞學？

我在我的新聞教學中提出了一些理念，其中一個就是“給陰謀一個機會”。我並不是說規律完全不起作用，或者說規律完全是遮蓋事實，我只是說，不輕信規律和表面事實對於新聞從業者來說是重要的。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科學規律的形成都受限於一定的horizon（視野），視野的有限性決定著規律的不完備性。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人對這個世界的概括或者你抽取的事實永遠跟你這個人的視野的寬窄和朝向是有關聯的，這當然挑戰了各種各樣關於新聞事實、新聞規律的論述。那麼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法國有位哲學家叫梅洛•龐蒂，他在法蘭西學院發表就職演講時說了一句很嚇人的話，他說：“哲學家就是知道自己什麼都不知道的人。既然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你們為什麼還請我來做教授呢？就是為了告訴你們其實你們也什麼都不知道。” 當然他把我們說的問題推向了極端，但他說的實際就是視野的有限性問題。他有一本書就叫做《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所以科學在有些哲學家看來是個神話，或者追求科學、追求本質的真實是個神話。我們未必像他那樣極端，但他提出的這些觀念和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在人類思想的發展歷程中，社會科學的思想與自然科學的思想向來是緊密對應的。早期16、17世紀的牛頓力學提供了一個經典的、完美的、普遍性的理論解釋，18、19世紀的社會科學也在尋求這種普遍規律的解釋。19世紀社會科學最大的特點（也是今天我們傳播學的特點），就是尋求解釋社會現象的普遍規律。可是到了20世紀之后，首先在自然科學領域內對普遍規律的追求被逐漸破解，最明顯的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幾乎把牛頓力學那種平衡、普遍、靜態的經典闡釋給顛覆掉了。還有就是今天經常提到的耗散結構理論論的例子。耗散結構理論，是一個叫普利高津的人提出的，說的是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普遍、平衡的規律來解釋和預測一個復雜系統。在這個脈絡下，對規律的認識、對共識的認識、對價值觀念普遍適用的認識都開始被反思。最近，提出“北京共識”的那個家伙，喬舒亞•雷默，寫了一本很有趣的書，叫《不可思議的年代》，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如果去看20世紀非常有影響的學者的研究，你會發現有些人不僅研究歷史和社會，還喜歡討論認識論的問題。出版了《否思社會科學》的沃勒斯坦是一位歷史學家，但他在書中不斷提及普利高津對認識論的重新理解。他提出一個迷思，當20世紀四五十年代自然科學界出現了相對論、量子力學和耗散結構理論之后，為什麼社會科學界反而會出現一個追求普遍規律的高潮？對於在坐的各位來說，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美國的實証社會科學和傳播學的理論和原則。

《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一書也探討了這類問題：在二十世紀后半期，社會科學認識論的發展為什麼與自然科學不對應？為什麼在自然科學家反思普遍規律時，社會科學家卻在把普遍規律這個東西推向極端，把發展、效果、規律、原則、定理這些東西推上極端？作者把這個問題與冷戰的政治結合在一起討論，他認為，在蘇聯和美國之間爭奪第三世界主導權這個過程中，美國有意識地向第三世界推廣了他的發展策略、原理和計劃，給第三世界輸入了這個普遍規律。也就是說，你按照我這個模式來走，今天的北京就能變成明天的紐約，今天的上海就能變成明天的巴黎。這樣一種願景與進步論、發展主義的觀念結合起來，產生了對普遍原則的追求——人類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是有普遍規律的，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轉移的。這種冷戰政治上的考量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會科學研究和人文領域研究對規律的理解。傳播學的發展與這個過程是非常緊密地結合的。當我們回顧80年代新聞改革的時候，我們發現很多新聞學界的前輩都在講新聞是有自身發展規律、原則、定理、體系的，它不應該受到權力的干擾。這種觀念不單是對革命新聞史的反叛，也是與支配性的發展主義進行的對接。在今天，普世性的價值、普遍性的規律、普遍與特殊的知識和思想構造對新聞傳播的學子們影響有多大呢？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有感受。

然而，當我們把優秀新聞人的實踐跟這套理論對應起來的時候，我們則會發現，一些偉大的新聞記者做出的報道之所以偉大，恰恰是因為它是違反常識和共識的，是挑戰規律的。

最近出版了一本探討新聞實踐案例書，叫做《別對我撒謊》。作者是一位澳大利亞的老記者，John Pilger。這本書中有很多的經典案例，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挑戰共識。比如Paul Foot對洛克比空難的報道，通過記者的調查，在很多細節方面挑戰了當時被定性為恐怖分子的爆炸活動。如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在飛機起飛之前集體退機票，伊朗的恐怖分子被排除在名單之外，法庭的冗長審判並沒有提供確鑿証據等等。這位記者聯系自己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知識，不斷提出質疑，並堅持進行調查，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結論。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一個成功記者來說，有時“陰謀論”的思維是如此重要，很多線索無法在表面事實和規律中呈現，必須依靠記者的知識視野和懷疑精神去挖掘。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調查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女記者弗裡蘭詳細研究了整個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內幕故事，包括挖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市場改革，盧布怎樣大規模貶值，對沖基金怎樣借著私有化的契機投資能源關鍵領域，很多投資的大鱷們的資產竟然是美元持有的等等。她最后寫就了一部重量級調查性著作《世紀大拍賣》。我們可以想見，在這位記者進行調查和寫作的1990年代初期，自由市場的規律實際上是一個被主流知識界當作聖經一樣信奉的東西，如果記者沒有一個挑戰共識的思維和必要的知識視野的話，就不會如此努力去挖掘內幕。

我很喜歡一部紀錄片，名字叫做《達爾文的噩夢》，講的是坦桑尼亞的一個湖本來是自然生態非常好的，有各種各樣的魚，其中一種食肉魚的肉非常鮮美，歐洲人非常喜歡吃。為了賺錢，當地的企業家就組織工廠和漁夫專門放食肉魚的魚苗，把小魚小蝦都吃掉了，當地的生態平衡完全被破壞掉了。關鍵不只是自然被破壞的問題，生產中還出現了惡劣的剝削狀況，漁夫在低水平的操作環境下大量死亡，工廠操作的過程中釋放出來的有毒氣體使生產魚肉的女工們大量失明，漁夫的妻子們變成妓女，孩子們淪落為流浪兒童。從歐洲飛來的飛機把武器運到非洲，卻載走了鮮美的魚肉。試想這樣一位紀錄片的作者，如果沒有豐富的世界體系知識，沒有社會分層的知識，沒有對資本主義與生態平衡之間關系的洞察，如果他隻輕信“世界是平的”、“地球村”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這些廣為宣傳的共識，如何能選取這麼多有代表性的事實材料，從而制作出令人深深感慨的優秀紀實作品。

要把這些現代社會生活和全球化中的各種事件進行問題化，將它們放在地緣政治、文化政治對抗之中來看待，在文化霸權的現狀之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深入的調查、研究、報道的背后，都是一套能夠超越普遍規律，能夠挑戰主流共識的知識視野和理論體系在起作用。這些，都涉及到我們的視野和知識體系的問題。所以，我們提出一個理念叫做從規律的新聞學變成視野的新聞學。完全用規律原理去理解新聞工作，將新聞教育和新聞實踐局限在傳遞信息、寫好稿件、拍好、編好片子這樣的水平上，你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新聞人。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提出視野的新聞學，重新調整學新聞的學生的知識體系，重新讓他們看一個完整的世界景觀是什麼樣子，他們在其中處於什麼位置，如何將他們的文化意識與他們面臨的世界相對應。我覺得，這些問題是才是一個成功的新聞教育中最重要的問題。它提示我們，新聞人努力的方向何在，新聞業的魅力何在。

下面我們再通過一些經濟問題上的例子來反思規律的可靠性問題。我們在講財經新聞的時候不能完全講採編實務，因為我發現學生在基本經濟問題的理解上還存在很多嚴重問題。

拉美70年代出現過一群Chicago Boys，說的是受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新古典經濟理論和貨幣主義思潮影響的拉美知識分子，回到本國運用這些理論推行經濟社會改革政策。最典型的是智利的知識分子，按照彌爾頓•弗裡德曼的理論，推行看上去很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這些政策遇到民主力量的抵抗時，發生了武力鎮壓和奪權，民選政府被推翻，上台的是皮諾切特，他在搞軍事獨裁的同時推行經濟普遍主義的規律，結果造成了本國嚴重的經濟災難和人道災難。前面提到的John Pilger拍了一個紀錄片，叫The War on Democracy，裡面講了很多類似的事例。1970年代，芝加哥大學的弗裡德曼在領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候就有拉美的知識青年當場抗議，這是諾貝爾頒獎的時候基本上沒有過的。中國的很多知識青年現在大概就知道為諾貝爾和平獎歡呼。現在中國高校很多經濟專業的教學承襲的就是這套傳統。芝加哥經濟學派的這套規律上升到國家政策的高度時會產生很多的問題。像張五常用賣桔子的實驗暗喻國家經濟運行政策，盛洪講的則是賣大白菜的例子，經濟學家會講故事啊。北大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他根據非常經典完美的經濟理論推導出來了一個結論——“政府干預越多，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這個東西恰巧被做過相關研究的政治學教授王紹光看到了，他利用嚴謹的統計說明，福利支出和行政干預越大的國家反而基尼系數是越小的。王紹光就說，你這個理論究竟的怎樣出來的？是從規律原則的角度出發的，還是建立在對現實的調查分析基礎之上的？我們在座的想一想，在我們的財經新聞報道中，這種用理論模型套現實的例子是不是不勝枚舉。我聽我的一個學生說，他進某家財經媒體實習，編輯告訴他第一個月什麼都不用干，就讀哈耶克的著作，這太恐怖了，先洗腦！

一些理解經濟現象的原理，很多都可以歸結為一種模式——供求曲線。在日常生活的微觀經濟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需求量越大，價格會越高﹔供給量越高，價格會降低。如果是一個經典的經濟理論模型，沒有外力干預，這就是一個完美的市場，它會自動趨向平衡。到一定程度就會自我反饋，超過平衡點就回來了，這是市場自發調節的體系。

但我們生活中的其他現象卻不能完全用這種模型去解釋了，如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后，很多人對世界的認識都顛覆了。現在去書店看看的話，你會發現很多貨幣戰爭、金融戰爭，全都是陰謀論、權力和操縱，都是講非理性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少有人用經典的理論解釋經濟生活了。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用完美的經濟模型解釋這個社會的時候解釋得這麼漂亮，讓人心曠神怡，又賣桔子又賣大白菜的，為什麼往往與現實不對應？比如說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越貴越買，越跌越拋，如果沒有外力來調節的話就會崩潰。這些現象你怎樣用你的經典經濟理論和普遍規律來解釋？

主流經濟學強調自我穩定不需要干預，供求曲線是自動均衡的過程。但實際上我們看到追漲殺跌。比如一家銀行給出的利率是20%，其他都是5%，那會出現什麼狀況呢？這是國際經濟操縱的常見狀況。如果一家銀行把利率調高到20%，所有資金都流向這家銀行了。隻要你符合一個條件，就是說人們取出來的錢小於存進去的錢，這個游戲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就可以用很小的杠杆來挑動這個資本游戲。所以在一個國之內的銀行利率都必須是統一的。但在國際上就不是這樣。如果這家銀行是美聯儲呢？它調利率就會對整個國際經濟產生巨大影響。資本的流動、熱錢的流動等等，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非理性的、人為的、操縱的因素存在。如果突然有一天有謠傳說銀行的資金鏈斷了，所有的錢都會撤出來，泡沫就會破滅。如果在一國中出現這樣的狀況，就是剪羊毛，把股價炒起來，然后突然之間資金全收回來。1997年金融風暴，東南亞就面對這種極端慘烈的狀況。如果一國對金融主權失去了控制，比如說今天中國如果加息之后不能控制外匯涌入的話，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金融主權對國家來講是命根子。

我們今天講開放金融市場，接受WTO的一些條文，歷史不容得看客，如果你不去研究它，不去想它對你的生活會產生什麼影響的話，你很可能成為歷史的受害者，很可能你的父母失業，你畢業找不到工作。這一系列的問題你怎麼去看待它？是用一個普遍規律完美模型去理解，還是用歷史性的知識視野去觀察？是相信表面的結論和事實，還是帶著懷疑精神去質疑？葉利欽推行休克改革的時候，一幫知識分子跟著起哄，聯名寫信支持他用坦克威逼杜馬，結果怎麼樣，改革以后最先完蛋的就是這群文人。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社會科學理論當中提到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恐怕就不是那麼明確了。比如說追漲殺跌是理性還是非理性呢？我們同學有時會說“理性點”，或者說“你這個人怎麼愛國呢？愛國多麼不理性！民族主義多麼不理性！”我覺得在某種條件下，你所指的“不理性”很可能就比你的理性更理性。魯迅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偽士當去，迷信可存。老百姓自發的對迷信的看法是可愛的，但這些以一種非常復雜的知識體系和非常完美的規律模型包裝出來的現代科學理論有時反而會成為社會的禍害，成為霸權的工具。

以上我們談的都是規律和表面事實的問題，下面我們談談價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