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歷史命運與傳播觀念的變遷【2】

二、“群眾路線”的組織化與“黨性原則”的實踐

中國共產黨關於人民民主政治的各項設想和制度安排基本形成於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這段時期，黨內的小組學習與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原則、基層選舉制度、干部政策等都得到了廣泛的實踐。一種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設想的社會主義民主理念逐漸形成和制度化。這種新型民主強調“經濟民主”對於政治身份平等的重要性，將所有的政治實踐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基礎之上。在這樣的政治經濟條件下，民主參與最主要的限制性條件成為道德層面上的階級意識和技術層面上的知識水平（或者更廣義上的文化資本的佔有和分配）。因此，在對下層民眾的宣傳教育中鍛煉和改造知識分子，“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就成為民主實踐中最為重要的內容。1944年，時任《新民報》主筆的趙超構隨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記錄和總結了當時共產黨知識分子政策的特點。他在《延安一月》中寫道：“倘說我們社會的人才流動，有如選手制度，即是各地的優秀分子，一級一級的向上發展，向大都會集中，則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恰是相反。他們的方針是優秀干部向群眾中去，向四方分散開來”[13]。

作為黨的文化干部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工作者的狀況當然也是如此。編輯、記者們深入群眾，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成為一種慣常的工作和生活模式。他們一方面強調蹲點駐村，通過調查研究呈現基層實際狀況，一方面要參加基層的生產勞動實踐，熟悉農民的生活並加強自己的“思想改造”。同時，他們也是黨和政府的政策在群眾中的宣傳員，且要用農民熟悉的語言和方式傳播現代文化和科學知識。這些意識和政策造就了一種疏異於當代新聞實踐的獨特勞動過程。

對民主的不同理解使得共產黨的群眾性新聞實踐遠離了市場化新聞實踐的各種職業標准和認知。在一次向基層通訊處外派記者的行前會上，當時主管延安出版工作的博古對圍坐在他身邊的五六十個記者講了這樣一番話：“要以小學生的態度，虛心請教的精神去接近群眾，丟掉舊新聞記者的架子。我們不是無冕之王，不是居高臨下的社會輿論的指導者 …… 我們要去發掘埋藏在群眾生活中積極的東西，在平凡的群眾裡，去找出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事物”[14]。

群眾路線還使得新聞傳播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正式的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本。這不僅體現在作為文化干部的新聞業者參與生產勞動和深入農民生活，還體現在大量普通勞動者以“通訊員”等身份參與到新聞實踐當中。例如，延安的《解放日報》創刊僅半年就擁有300多位遍布基層的通訊員。到1942年8月已經發展到了400多位。這些通訊員供給該報所需的二分之一的地方消息和通訊[15]。這種現象在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已經十分普遍。除了延安《解放日報》外，《晉察冀日報》、《東北日報》等通訊員隊伍都發展很快。據統計，1946年《晉綏日報》的通訊員已由最初50多人發展到1210人。編輯部每月平均收到稿件1000多件。每天大約可收到三四十人來稿[16]。《解放日報》1942年一篇紀念記者節的文章總結了這種群眾辦報的思想。文中談到，新聞工作“不僅是新聞從業員們的工作，而且是從事各種職業的、在各種抗戰工作崗位上努力的人們的共同的工作”[17]。

新聞勞動者職業身份的淡化並不意味著他們政治身份的淡化。正相反，中國共產黨新聞實踐的重要特征就是將作為“文化干部”的新聞工作者從思想到行動緊緊納入到黨的紀律和黨的組織中。對於共產黨領導下的記者和編輯來說，政治覺悟遠比職業標准和技術重要，而黨員、干部身份也遠比新聞業者的身份重要。這要求新聞工作者“一切要依照黨的意志辦事，一言一動，一字一句，都要顧到黨的影響﹔要忠實於黨的總路線、總方向，而且要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意志呼吸相關，息息相通﹔要與整個黨的集體呼吸相關，息息相通”[18]。

對“黨性原則”的貫徹和對“同人辦報”的排斥使得新聞實踐的“群眾路線”以一種組織化的方式呈現。在抗戰時期的解放區，一種以黨的行政體系為依托，並接受黨的領導的宣傳管理體系逐步建立起來。共產黨的各級黨委一般都設有黨報委員會，統管一定范圍內的傳播活動。同級黨委的宣傳部負責人對黨報負直接領導責任，並要經常向上級有關部門匯報情況。下級的報紙雜志必須送上級黨的宣傳部審查[19]。在陝甘寧，“各機關學校部隊的油印刊物須分別經中宣部或總政治部批准后，始能出版，否則一律停止刊印”[20]。

這種以“黨性原則”為核心的宣傳管理體系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后，甚至在媒介市場化的發展中也未曾動搖。與“群眾路線”或者“群眾性原則”的民主和道德訴求不同，“黨性原則”本身是服務於“革命”這一“黨的事業”的工具性手段。這套理念的形成和發展必須放在身處全球體系邊緣的中國尋求奪取政權並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宏大規劃中來認識。當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指向國家政權和一種預期的民主制度時，革命與戰斗過程中所要求的紀律性、統一性和集體意識就變得至關重要。在這樣的語境中，新聞工作者成為“黨的事業”中的“戰士”，而新聞傳播業也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中的“新聞戰線”。這正是西方學者所稱的“信仰毛主義”（批判的價值觀念）與“行政毛主義”（嚴格的組織原則）的辯証統一[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