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歷史命運與傳播觀念的變遷【3】

三、全國宣教系統的建立與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斗爭

從科舉制度廢除到中國共產黨全國性文化宣傳體系的建立，中國多數中下層知識分子在官方體系之外徘徊和奮斗了近五十年。歷經社會的頻繁變動和一個民族國家形成的艱難歷程，對於新聞業者來說，無論主動或者被動，重新被納入國家體系成為一種可以接受的選擇。在這一過程中，大多數新聞工作者的身份由自由勞動力轉變為國家文化宣傳干部和思想工作者，隨之而來的是新聞理念和范式的轉變，以及轉變過程中的各種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新政權一方面按照延安時期的原則和方式籌建新的國家傳播體系，另一方面對原國統區的大眾文化進行了全面改造。實行計劃體制和確立新的意識形態是改造的兩大目標。實現這兩大目標的關鍵，則是將大批文化市場的自由職業者納入國家計劃之下的“單位”，使之按照黨和政府的要求，辦報出書，寫戲演戲，拍片映片，從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系統中的“齒輪和螺絲釘”[22]。短短幾年時間，中國就建成了以中共各級黨報為核心的，多種報紙並存的報業結構和初具規模的國家通訊社，並將廣播事業全部轉為國營，建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民廣播電台﹔組建成以《人民日報》、新華通訊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為首的全國規模的比較完備和系統的新聞業網絡[23]。

新的國家傳播體系雖然採用了與延安時期相類似的原則和機制，但由於各種歷史條件的變化，它實際上與建國前解放區的新聞實踐狀況存在相當大的差別。

首先，相比延安時期革命知識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標准化和統一性，新中國宣教體系所容納的知識分子群體要復雜得多。從傳播業的狀況來看，建國后的新聞工作者隊伍中既包括主動參加革命，從解放區轉移到城市的“新聞戰士”和管理干部﹔也包括隨著傳播體系規模擴大而新納入的年輕知識分子﹔還包括原大城市私營報社中的記者、編輯、主筆和經理人員。他們的個人經歷、文化教育背景、新聞實踐模式和對自身社會角色的認識都各不相同。

正如張濟順的研究顯示，在城市新聞界的思想改造中，雖然辦報的主體由民間報人轉換為黨和政府的權力機構，報紙的基本生存空間也從文化市場走向國家計劃。然而，人的改造卻沒有達到脫胎換骨的地步。在思想改造中，雖然不同層次的文化人並不都是消極被動挨批，真誠的呼應同樣存在，但在接受黨管國辦新體制的基調之下，仍有著許多不和諧的言行[24]。在新聞實踐中，“群眾路線”的激進政治訴求與“專業主義”的職業范式在許多方面相互排斥。而共產黨的傳播理念中“黨性原則”又與“群眾路線”統一在一起。因此，一部分自由主義報人對“信仰毛主義”的觀望和懷疑也自然導致他們對“行政毛主義”的反感和排斥。

其次，在解放前就已經參加黨的新聞工作的知識分子此時多數已經成為國家宣傳教育體系中的重要領導。他們雖然經歷過革命的洗禮和“群眾路線”的實踐教育，但是延安時期高度的紀律性和集體意識，以及技術理性的認識論使得他們雖然接受了“群眾路線”的基本道德原則，卻鮮有對“群眾路線”背后批判思想體系的系統理解和理論探討。改造知識分子思想和提高群眾知識水平的緊迫任務使得延安時期實踐工作的重要性遠遠大於理論探討。然而在建國后，缺乏系統批判理論體系的狀況卻造成一部分新聞工作者將黨性原則物化為脫離歷史情境和“群眾路線”的教條，從而在與自由主義者關於新聞理論的爭論中無法佔據上風，並出現了“浮夸風”等嚴重背離革命初衷的新聞實踐﹔而機械唯物論的思想又常常使得他們因現實的復雜變化而產生思想上的動搖，從而修正原有的激進民主訴求，並最終與毛主義的堅持者分道揚鑣。

意識形態領域的變化當然離不開現實的社會政治經濟變化。為了完成引領國家走向富強這個現代化承諾，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后逐漸從一個領導武裝革命的政黨轉變為一個領導生產建設和現代化發展的政黨。執政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它的工作任務從革命轉變為發展。50年代中期國際環境的變化更是給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這一時期，迅速建成國家工業體系，實現“大躍進”成為中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選擇。

這些轉變帶來了包括新聞傳播業在內的整個行政體系的規模和功能發生了重要變化。現代化發展的宏大任務需要一個權力相對分散，職能分工相對細化的龐大行政管理體系和職業技術體系，這迅速催生了以行業分工為基礎的官僚知識分子群體和專業技術人員群體。在這樣的條件下，專業知識和技能成為現代化發展所需的關鍵要素，這使得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管理干部在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分配上佔有越發明顯的優勢，預示著新的階層分化的出現。在薪酬體系方面，代替了革命戰爭時期“供給制”的“八級工資制”在客觀上分化了勞動者群體，工程技術人員、知識分子與普通工人之間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區別也仍然明顯﹔在社會生活中，一部分領導干部在福利待遇、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特權顯現了新的階層分化傾向 …… 這些狀況在今天看來也許不難接受，甚至被內化為現代化發展的不二法則。然而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在一部分領會了“啟蒙辯証法”的批判知識分子看來，任何以公平為代價的發展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們堅持強調經濟發展中民主與平等的前提，其中既包括以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分配與再生產為內容的政治經濟意義上的民主與平等，也包括以“群眾路線”和無產階級文化為代表的意識形態上的民主與平等。

在新聞傳播領域，到50年代中期，現代化發展帶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階層的變化也促成了對“黨性原則”爭論的公開化。這種爭論一方面表現在新聞理論的研究者們對民國時期商品化新聞實踐理念和范式的重新開掘和闡述，以此挑戰黨性原則下的新聞實踐范式﹔另一方面也表現在新聞從業者們對媒體角色和新聞業務的激烈辯論。在“雙百方針”時期和“反右斗爭”時期，北京新聞界召開了多次由持不同見解的新聞工作者參加的座談會。會議中有人提出要辦“人民群眾所有制”的報紙以代替“機關所有制的報紙”﹔還有觀點認為“列寧的辦報原則過時了”，不再適合國家建設的新時期﹔而“同人報”、“民主辦報”等延安時期曾被批判的辦報理念也再次出現。另一方觀點則認為這些意見“主要都是領導問題，都是反對共產黨對報紙的領導的問題，也就是要辦反社會主義的報紙”[25]。他們在立場上支持黨管報紙的制度體系，卻很少闡述這套制度背后的歷史因素和民主訴求。在這一過程中，實際上對物化的制度的爭論逐漸代替了對這一制度得以產生的歷史情境和激進民主理想的探討，這種狀況或許預示了新聞實踐“群眾路線”的歷史命運。

到了經濟上相對平穩的六十年代，毛主義的社會主義理念在大量年輕知識分子中被廣泛認同，而毛主義者對官僚群體和上層知識分子的迅速變化也越發不能容忍。一場轟動世界的社會政治運動終於爆發。這場運動雖然被冠以相對溫和的“文化”之名，卻包括了對政治經濟制度進行重新改造的激進訴求。在傳播領域，先是出現了新聞界的“奪權”斗爭。在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先后被“造反派”接管，隨后全國各地掀起了類似的運動。包括延安時期文化干部在內的一大批新聞工作者被批斗和放逐。不少省、市的報紙不能正常出版。從1968年至1970年，全國出版的報紙隻剩下42種，是近百年來最少的[26]。至此，職業化的和官方的傳播渠道基本上被摧毀。而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了大批“文革小報”和“紅衛兵小報”。這些刊物先是在學校、機關、工廠內部發送，逐漸向社會發行。印數每期幾千份、上萬份以至幾十萬份不等[27]。它們沒有正式的編輯機構，也無須向有關部門申請、登記注冊，刊期以及出刊、停刊均帶有很大的隨意性[28]。僅北京一地，已見或有確切記載的“文革小報”就近1000種，約計8770期。全國出版的“文革小報”超過六千種[29]。至少從辦報的形式上來看，這一時期以年輕學生和工人為主的社會力量實際上以完全不同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所向往的方式部分地摧毀了黨管報紙的體系。與北美和法國等地同時發生的民權運動、學生運動相呼應，更為激進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成為了中國社會文化的一種奇觀。新聞媒體如此大規模地從職業機構變為城市中下層知識分子和平民所掌握的政治言論工具，這在世界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