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歷史命運與傳播觀念的變遷

內容提要：本文以“五四”后中國新聞工作者的思想變革為起點，以1980年代新聞思想與實踐中的“新啟蒙”運動為終點，以“群眾路線”思想在中國傳播實踐中的命運變遷為線索，梳理和展現“五四”以來中國新聞思想、實踐范式與社會文化變革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

關鍵詞：“五四”，啟蒙，新啟蒙，新聞思想，新聞實踐

對於中國思想界和新聞業的變遷來說，“五四”都有著裡程碑式的意義。這場帶有“啟蒙”意味的思想和政治運動為其后的社會文化變革設置了“現代性”這種難以撼動的話語框架，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文化傳播工作者的思想與實踐。本文將以“五四”為起點，以1980年代所謂“新啟蒙”運動為終點，以“群眾路線”思想在中國傳播實踐中的命運變遷為線索，梳理和展現新聞思想、實踐范式與社會文化變革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

一、五四運動與“群眾路線”的萌芽

辛亥革命的失敗對於追求民主與共和理想的知識分子來說是沉重的打擊。他們滿懷激情支持的革命運動“竟沒有歷史上定例的開國之初的盛世,隻枉然失了一條辮子”[1]。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也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反思和質疑西方文明中的各種問題，特別是以金融和軍事為依托的民族國家、自然法與契約關系、自由憲政理念等等。由此，中國知識分子探尋獨特現代化路徑的努力開啟了序幕。

在“五四”時期知識界的反思中，革命黨作為革命運動統合力量本身缺乏廣泛的國民基礎，民主目標模糊和目光短淺成為導致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堅持民主理念的知識分子由此將視野轉移到文化和國民性的領域，認為“所謂立憲政體，所謂國民政治，果能實現與否，純然以多數國民能否對於政治，自覺其居於主人的主動的地位為唯一根本之條件”[2]。由此，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時期激進民主知識分子新聞實踐的一個重要訴求就是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塑造國民的主體性，以打造民主社會的堅實群眾基礎。

這種對社會運動與民主的重新認識使得新聞實踐中更為激進的民主話語和革命理想成為可能。從事新聞勞動的知識分子們對一種民主政體所能包容的社會階層的想像不斷擴大。雖然與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一樣，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仍然由知識分子組織和領導，但一種新的話語體系和文化霸權在傳播過程中的建構使得中國革命的方向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經歷了“吶喊”之后的短暫“彷徨”，知識分子群體內的新變化首先體現在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和勞工問題的關注上。五四之后，《每周評論》、《新青年》等刊物的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長[3]，大量刊登了贊頌俄國十月革命和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此時，階級分析作為認識社會和探索民主的新視角開始被接受和運用並深刻地改變了知識分子的民主觀念。在“平民政治與工人政治”一文中，李大釗批評了“平民政治”的虛偽，他指出“他們所用的‘人民’這一語，很是曖昧，很是含混。他們正利用這曖昧與含混把半數的婦女排出於人民以外，並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男子排出於人民以外，而卻僭用‘人民’的名義以欺人”[4]。這種思想意味著下層勞動者並非以廉價的人文關懷的對象而被這些知識分子所關注，他們已經成為這些知識分子新的民主設想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已經不再用“權利”、“個人”、“契約關系”、“憲政”等范疇來解釋中國社會的民主問題。

與此同時，從事傳播實踐的知識分子開始將目光轉向中國自身的社會問題。《新青年》轉移到上海出版后，陳獨秀開始集中精力研究勞工問題。他提出新文化運動“應該令勞動者覺悟到他們自己的地位”，“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5]。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集中刊登南京、山西、江蘇、湖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工人生產和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提出“20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是要求管理權時代，不是要求待遇時代了。無論待遇如何改良，終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6]。1920年末，《共產黨》月刊在上海出版。與以往的傳播活動相比，這份刊物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更加鮮明。在它的創刊號中，陳獨秀提出：“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著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7]。這份刊物大量報道了全國各地工人罷工運動的新聞，並且詳細介紹了上海英美煙草公司罷工和北京長辛店工會活動的經驗，對新興的工人運動進行宣傳和指導。另外，大量文章對俄國道路的宣傳和贊揚已經為日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將目標指向國家政權奠定了基本方向。這不僅深刻影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設想，也是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傳播實踐的不可忽視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者相比早期知識分子在新聞實踐中最顯而易見的區別也許並不是傳播內容和價值觀上的變化（當然這些變化可能是決定性的），而是傳播活動對象和功能的變化。相比李大釗、陳獨秀等精英知識分子內部對俄國道路和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和宣傳，大量直接面向勞工階層和下層知識分子的傳播活動才真正構筑了新的民主設想的溝通模式和言論基礎。

從1920年開始，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地出現了一批以工人為對象的通俗報刊。它們多由當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以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溝通工人運動訊息為宗旨。這些刊物用非常淺顯易懂的語言和眾多生動的事例給工人講解勞動創造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罪惡和無產階級如何尋求解放等道理。創辦於上海的《勞動界》設有“國內勞動界”、“國際勞動界”和“本埠勞動界”等專欄，報道各地工人運動的情況。這份刊物還設立了《讀者投稿》，鼓勵工人發表消息和評論並收到了大量來稿。同時，“小說”、“詩歌”等專欄的設置更體現了其塑造工人文化主體意識的努力。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創辦的《勞動音》通過報道唐山煤礦爆炸慘案和南京工人搗毀省議會等轟動性事件在北京周邊地區的工人中產生廣泛影響，創下了每期銷售2000份的記錄[8]。廣州的《勞動者》揭露當地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慘況，並介紹上海、唐山等地工人運動的經驗，每期印數也達二三千份[9]。

對於探討新聞勞動來說，這些工人報刊在語言風格、傳播內容和傳播對象上不同以往的特點體現了從事傳播實踐的知識分子對自身角色的認知發生了明顯變化。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勞工階層“有機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革命領導者的角色逐漸顯現。影響中國日后新聞實踐幾十年的“群眾路線”得到了初步地嘗試。李漢俊在《勞動界》的發刊詞中寫道：

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這是什麼道理呢？就因為外國工人略微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中國工人不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我們印這個報，就是要教我們中國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他們的事情。[10]

“教給工人曉得他們應該曉得的事情”既體現了一種用階級概念認識社會與民主的新思潮的出現，也體現了這些知識分子賦予自身的重要歷史使命，即喚醒下層勞動者的主體性和階級意識，使其成為民主運動和民主文化的主動參與者。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隨著面向工人的報刊不斷增多，“群眾路線”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辦報方針被提倡和推廣。瞿秋白曾經寫道：“黨的宣傳，首先是要臉向著群眾，工廠小報和群眾報紙是在真正廣泛的群眾之中的宣傳武器。這不是給少數革命的青年學生和工人之中千分之一的知識程度較高的人看的。這是給真正廣大的工人勞動者讀的”[11]。1932年在上海成立的左翼新聞記者聯盟提出了“新聞大眾化”的口號。他們在行動綱領中提出：“發動全國的工場新聞、農村新聞、軍營新聞、學校新聞、街頭壁報等的階級新聞運動，並努力促其深入普遍的實踐，以期使其成為鼓動大眾組織大眾之武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