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對當代中國人文化價值觀變遷的影響【3】

2.對文化價值觀“開放度”影響因素分析

通過回歸分析方法對影響文化價值觀“開放度”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可以發現：省市、學歷、互聯網的接觸頻率對當前民眾文化價值觀“開放度”有顯著影響，其他因素，如性別、民族、年齡、收入、電視、廣播、報紙、手機的接觸頻率沒有顯著影響。具體為：

（1）上海民眾的文化價值觀開放度沒有山東民眾的文化價值觀開放度高﹔

（2）學歷越高的人文化價值觀開放度越高﹔

（3）接觸互聯網越少的人文化價值觀開放度越高。

表7：文化價值觀“開放度”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結果

a.因變量：文化價值觀“開放度”

五、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上海、山東兩省市558例調查樣本的數據分析和研究假設檢驗，可以嘗試得出如下結論：

（一）當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支持率”達到50%，而他們的價值觀“開放度”並沒有想象中的高

隨著近年來各類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對反映社會價值滑坡的媒介事件的報道（如“我爸是李剛”“寧在寶馬車上哭，不在自行車上笑”），一些關於當代中國社會價值觀的討論越發激烈，甚至談及“禮崩樂壞”﹝22﹞。但是通過我們的調查發現，在涉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六個陳述中，平均有50%的民眾表示贊成，尤其是關於個人與家庭的價值序列，將近70%的民眾認為“家庭優先於個人”，這間接印証了何輝所說的“當代中國人的主流價值觀是什麼，不能看平時的表現形式是怎樣的，而是得看扎根於千千萬萬中國人內心深處的理念是什麼”﹝22﹞，即傳統文化價值觀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的深刻度。

這一點反向表達在當代中國人關於價值開放度的五個陳述態度認知中，其中涉及“婚外戀”陳述的接受率最低，隻有5.9%，而對於“戀愛”和“未婚同居”的接受度最高，分別有27.5%和26.8%的民眾表示支持。

總體來說，當代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支持度”和反映社會急劇變化現象的“價值開放度”，都說明當代中國社會價值盡管正在面臨急劇的轉型，但是它對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沖擊力度遠沒有到“禮崩樂壞”的程度，而這種沖擊的力度和方向仍然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

（二）地域、學歷、收入以及媒介接觸對當代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影響深刻

通過調查我們發現，山東民眾與上海民眾相比，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支持度”以及“開放度”都較高，這似乎說明作為“傳統文化價值”發源地的“孔孟之鄉”與在中國較早開始“現代化”的上海相比，所經受的“價值轉型”和“撕裂感”要更強。

而在學歷、收入與媒介接觸對當代中國人文化價值觀影響方面，我們可以總結發現，學歷和收入越高的人，他們對電視和廣播等傳統媒體形式接觸越少，而對互聯網等新型媒介形式接觸越多，他們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支持度”就越低。這是媒介環境對人們價值觀念影響的重要佐証。梅洛維茨通過個案法証明“媒介—人—行為”的鏈條，而我們的研究是對“媒介—人—觀念”鏈條的部分闡釋。

值得注意的是，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反對並沒有一一對應形成民眾對涉及衡量“價值開放度”的陳述的支持（除“學歷”外）。如接觸互聯網越少的民眾對“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支持度越高，同時他們的價值“開放度”沒有降低反而更高。這在說明研究媒介接觸對人們價值觀影響的復雜性的同時，也說明當前中國人文化價值觀所表現出來的復雜特征。

以上發現對於當前從媒介視野探討中國人“價值觀”轉型討論希望有所助益。而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樣本數據來源於“山東”和“上海”樣本，要探討當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轉型，更多的樣本搜集（比如中西部省份）將是必要的。

﹝本研究為戴元光教授主持的“上海085項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韓瑞霞主持上海市社科規劃青年課題（2011EXW002）合作成果﹞

（作者單位：戴元光，上海政法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浙江傳媒學院﹔韓瑞霞，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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