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紅高粱》由歷史退至現代劇的窠臼

　　【“紅高粱”系列評論之二】

　　電視劇版《紅高粱》基本上回避了抗日歷史尤其是民間抗戰史的深入，或顯現對於那一段歷史描述與再現的力不從心，便退到輕車熟路的現代劇和宮廷劇的創作舊路上，小說中那一段歷史的悲壯色彩也被多少消解。這恐怕是此劇最大的遺憾。

　　新增人物非小說本來精神

　　小說《紅高粱》的氣度、品質和敘事風格，更適合改編電影。改編成通俗化的電視連續劇，且是長達60集的電視劇，自然要改變小說的基本敘事策略，乃至在一個抗日框架下，彌漫文字之中對於死亡、性和抗爭的那種浪漫色彩與張揚的血性，都會有所流失和變異。因此，加入一些新的人物，豐富前戲與后戲以及旁枝橫弋的情節，增添九兒和余佔鰲生存的背景高密鄉間的煙火氣，由此烘雲托月更好塑造九兒和余佔鰲，將一部寫意的小說變為一部寫實的電視劇，都是非常必要的，無可厚非。否則，無以支撐起60集電視劇的長度。硬拿電視劇和電影或小說相比，確實是不科學的，導演說得對。

　　那麼問題來了，所有這些增添的人物與內容，是否合適？既能夠吻合那一段風雲激蕩的歷史，同時又能吻合電視劇創作的藝術特點？

　　電視劇新增添的三位重要人物：九兒的初戀情人書生張俊杰、為和九兒做性格對比的傳統舊式女人的單家大嫂、亦庄亦諧的縣長朱豪三，無疑都有助於電視劇改編，豐富並推動了電視劇情節的發展。增添這些人物，盡管觀眾意見不一，見仁見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增添這些人物，肯定也會增添別的人物，戲劇本身就是人物關系，沒有這些增添的人物，便無法構成戲劇情節的展開。

　　只是，由這些人物所展開的情節，基本是朝著這樣四個方向編織：即抗日、剿匪、內斗和三角戀。在這裡，除了抗日的基本框架未變，九兒和單家大嫂在單家的內斗，九兒和張俊杰、余佔鰲的三角戀，以及朱豪三的剿匪在前三者之間的攪和。很顯然，內斗與三角戀，並非抗日的必須，也非小說本來的精神，隻不過是現代流行電視劇的基本模式的翻版，可以輕而易舉地從《甄嬛傳》、現代家庭婚戀劇，甚至是年代劇裡，看到屢見不鮮也屢試不爽的前車后轍的影子。朱豪三的形象，則可以從電影《讓子彈飛》中找到模板，其先要剿匪否則易被日本鬼子利用的邏輯，經不住推敲，即便和國民黨的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近似，卻和小說出現的冷支隊長與土匪余佔鰲的內容相悖。

　　抗日民國劇歷史想象貧乏

　　由此，可以看出，電視劇創作的支點和邏輯，基本上是回避了抗日歷史尤其是民間抗戰史的深入，或顯現對於那一段歷史描述與再現的力不從心，便退到輕車熟路的現代劇和宮廷劇的創作舊路上，便能夠長袖善舞，盡可能發揮已經成功的電視劇的創作優勢。這是一種知難而退的敘事策略，也是一種聰明的創作路數，或者說是一種慣性的思維定勢。在這裡，便很難看到那一段歷史的真實和深入，小說中那一段歷史的悲壯色彩也被多少消解。這恐怕是這部電視劇最大的遺憾。

　　問題的出現，在於我們對那一段歷史想象力的貧乏，便隻好移花接木用現代的既成的經驗與想象去填充。如今的影視作品，對於抗日和民國歷史的想象最為缺乏，對於后者，不少是出於美化﹔對於前者，大多成為了鬧劇。

　　其原因，便是戴錦華教授最近所尖銳指出的，即如今的“歷史坍塌”，將立體多維的歷史與價值建構，坍塌為二維扁平的文化圖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電視劇《紅高粱》，不是第一部，也不會是最后一部，自我淡化歷史深度的影視作品。

　　隻不過，在《紅高粱》上演之前，剛播完《北平無戰事》，盡管《北平無戰事》也不盡善盡美，但對於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國共兩黨之間的斗爭懷有敬畏之心，以其想象去盡量還原歷史的真實和歷史中的國共人物，看后令人耳目一新，而和歷史接近。兩相對比，對於歷史的想象，《紅高粱》顯然相形見絀，因此更為詬病。

　　同時，也可以看出，由於《紅高粱》由歷史退至現代流行劇的窠臼，輕車熟路倒是輕車熟路了，長袖善舞倒是長袖善舞了，拍得也很精心和精致，但是，基本上還是走在老路上，未能盡如人意地將一部經典小說翻拍成一部經典電視劇。這不是對它的吹毛求疵，而是對一切這樣的歷史劇想象力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肖復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