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傳播民主運動視域下的另類媒體

摘要：商業媒體的過度擴張使傳播民主不斷遭到破壞，傳播民主赤字不斷上升。在此背景下，另類媒體逐漸興起。另類媒體挑戰主流媒體權利並代表社會邊緣和弱勢群體發聲，具有反信息霸權和參與性的核心特征，同時作為一種媒介權利，另類媒體一方面增強了傳媒系統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過媒體民主化來推進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因此另類媒體的存在具有雙重民主的意義。

關鍵詞：另類媒體﹔傳播民主﹔媒介權利﹔反信息霸權

當今社會，隨著商業媒體大肆其道以及過度擴張，傳播民主不斷遭到破壞，傳播民主赤字不斷上升，社會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的聲音在主流商業媒體的面前無法得到充分的表達。為了改變傳播民主赤字的現狀，一股挑戰主流商業媒體權利並代表普通民眾發聲的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開始興起。1999年爆發的西雅圖抗議運動不僅是全球“反全球化運動”的一次重大勝利，同時也將另類媒體存在的現實和活躍的身影拉進了世界人民的視線之中。本文就以1999年西雅圖抗議運動為例，初步探析另類媒體及其作為媒介權利所具有的現實意義。

一、西雅圖反全球化運動

1999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第3屆部長會議在西雅圖召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反貧窮激進分子、環保人士、女權主義者、人權與和平主義者以及支持第三世界發展的組織成員約5萬人，齊聚西雅圖，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WTO的社會運動。在運動過程中，抗議人群與警察在西雅圖爆發了全面的沖突。

同時，世界各地的媒體也聚焦西雅圖，但是主流媒體只是狹隘地關注警察和抗議者的沖突，而很少探討沖突背后的社會根源，甚至很多當地媒體拒絕報道關於抗議活動的新聞。於是，運動激進分子成立了一個名為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的網絡媒體組織，約有400名志願者運用他們自己手中的手機和數字攝像機記錄下了抗議活動的過程，並將他們的作品上傳到獨立媒體中心的臨時網站，使得世界各地都能夠觀看到關於游行示威的報道。他們既是街頭抗議的示威者，也是事件的記錄者，並參與整個新聞報道的編輯過程，從而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關於抗議活動的另一種聲音：自由貿易組織其實並不是公平交易，尤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不公平。

在西雅圖爆發大規模示威游行之后，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也自發地涌上街頭舉行抗議活動。由於各方的努力，西雅圖國際會議最終未就多國投資協定達成協議。而因此次西雅圖運動而聞名於世的獨立媒介中心也將另類媒體存在的現實和活躍的身影拉進了世界人民的視線之中。“西雅圖戰役”之后，“獨立媒體中心”等各種跨國公民網絡迅速在全球范圍內擴散，全球各地民眾更積極地聯合起來，自由發布新聞與言論、自由研討、自由地聯合起來從事抗爭活動。

二、另類媒體興起的背景與媒介環境

如果說媒體曾經在實現西方政治民主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力量，那麼時至今日，媒介自身反而成為了威脅民主持續發展的夢魘。

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斷發展，西方社會涌現了一大批面向大眾的便士報，大眾報刊逐漸擺脫國家意識形態的控制，在商業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進。直至20世紀7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思潮興起后，政府“鼓勵”公司聯合與集中，西方媒體於是開始跨國家、跨行業、跨媒體地多元媒介融合，時至當下，世界新聞媒體市場已經基本上被六大媒體帝國瓜分，而媒體自身則淪為了企業的贏利工具。這就形成了麥克切斯尼所謂的，媒體與民主之間“富媒體和窮民主”的悖論式命題。

麥克切斯尼將媒體視為一種“反民主”的力量。其原因首先在於媒體的商業化以及不斷兼並的浪潮導致了公共領域的缺失。在西方社會，作為企業，媒體以盈利作為首要目標，因此無法保証主流媒體能夠代表多元利益並提供民主對話的空間。一方面本應作為“政治守門人”、“民主衛道士”的媒體放棄了自己的職責，對政府的失職聽之任之，甚至與其同流合污，成為政治腐敗和社會文化的毀滅者，變成民主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企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逃避真正有思想的政治議題，紛紛走向娛樂化的道路。這種趨勢無助於公民參政，也無助於建立參與性的公共領域，反而將導致自私自利、消費主義的“去政治化”文化的產生①。

同時，媒介巨頭不斷的擴張與合並導致了權利的集中。整個社會的公共傳播渠道幾乎被大媒介帝國主宰，而帝國繁密、復雜的觸角幾乎伸向全球各個領域，從而可能使名義上“多數統治的原則”蛻變成實際上的“少數統治原則”，造成自由民主向極權政治退化。媒體由少數人控制，民眾的聲音尤其是社會上的邊緣人物和弱勢群體無法在媒體中得到充分表達。媒體規模越大，公司就越富有、影響力就越大，那麼參與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為了改變民主赤字的現狀，一股挑戰主流商業媒體的話語霸權、力圖實現傳播民主並代表普通民眾發聲的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開始興起。

三、另類媒體

另類媒體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其涵義和意義因在不同國家和歷史時期而迥然相異。西方另類媒體主要指在全球媒介兼並浪潮下興起的反對商業化且代表普通民眾發聲的公民媒體。②它們往往具有先鋒政治的性質，以彌合主流媒體所遺留的鴻溝為己任，創辦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體拒之門外的弱勢社會團體。

例如英國的“暗流”（Undercurrents）於1993年創辦，為“基層直接投入到運動組織提供媒介支持”，利用便攜式攝像機制作紀錄片和檔案，提出環境保護等呼聲。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國家電影局提出的“挑戰與變革”工程則利用另類媒介喚醒公眾對貧困的認知，為沒有公共表達渠道的人們充當喉舌，並幫助弱智群體組織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本文所討論的獨立媒體中心，自其誕生之初，就與“反全球化運動”緊密結合，他們不僅報道全球的抗議活動，更是全球關切正義和反全球化議題的每日記錄。③總之，另類媒介總是與激進的、公民的、社區的、參與性的、獨立的等不同內涵的詞匯相聯系，不同的另類媒介在定位、組織和技術形式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但是它們在整體的定位取向與運作機制中仍然可以提煉出一些共同特征。

在內容層面，另類媒體的觀點多來自民間，致力於呈現被主流商業媒體不予報道或忽視的事件和聲音﹔在空間的組織形態層面，志願者在去中心化的平行關系中集體合作，強調民主決策過程，於雙向互動的傳播過程中為社會上處於邊緣的弱勢群體提供參與和發表意見的機會與平台﹔在社會行動層面，通過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一方面可以挑戰主流商業媒體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帶來社會的改變，使公民在自主傳播過程中實現政治賦權。④

簡而言之，另類媒體的另類就在於通過傳播反面信息，從而反對主流媒體的信息霸權，同時開拓了一種新的參與模式，使得公眾能夠真正地參與到傳播之中，從而實現傳播的民主化。

四、反信息霸權和公民參與

另類媒體常常從政治意義上被定義為激進媒體。John Downing在其著述中，就著重強調另類媒體在挑戰業已確立了的權力聯盟方面扮演的角色。這樣的媒體的最大特點是具有抵抗性，一方面不理會大眾媒體的日程，另一方面需要大眾媒體作為反抗之源，至少是差異之源。⑤因而，另類/激進媒體可以使普通公眾在政治上賦權，使得非主流群體更有能力表達他們的觀點和意見，並通過集體行動喚起人們的政治意識，從而改變社會。在西雅圖抗議運動中另類媒體就扮演了政治賦權角色和反信息霸權角色。

1999年的西雅圖抗議運動不僅僅阻止了一紙協約的簽訂，其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場運動推動了全世界各地民眾對“全球化之惡”的抵制和對全球公共事務的干預和參與。普通人不再是被動的旁觀者和承受者，而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權力發出挑戰的參與者。而為其賦權的則是以獨立新聞中心為首的另類媒體。當主流表達渠道受阻時，通過另類媒體，他們成功地表達了支持全球正義和媒介民主化運動的聲音，挑戰了主流媒體對於反全球化運動及激進分子的傳統報道框架，創造了激進分子自己的文化框架。當他們的聲音傳到世界各地，來自不同地方的反全球化者通過網絡行動起來，發展出他們自己的集體認同，並在共同的利益訴求中團結起來，最終達成了他們共同的行動目標。

除了肯定另類媒體的政治賦權作用外，也有很多學者更注重從公民參與的角度將另類媒體具體界定為公民媒介，另類媒體存在的意義不僅體現為反霸權信息的角色，還體現為傳播過程中引起的社會互動，即通過另類媒體開辟的空間和平台，公民可以參與到社會生活和政治決策過程中，從而重新形成對自我、他人及社會的認同。誠如獨立媒體中心的一位受訪者所描述的，“獨立媒體中心是民主媒介的一個試驗，在這裡，人們——你，我，每個人，專家或非專家都獲得了講述自己故事的權利，通過這一過程提升自己的技能，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使世界變動得更加有意義，並將自己的感受告知他人”⑥。

五、另類媒體和媒介權利

無論是反對信息霸權還是強調公民參與，其中所體現的關於另類媒體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政府之間關於媒介權利的爭奪。在西雅圖運動中，作為維護現存權利結構的主流媒體模糊了事件的焦點或者失聲后，獨立媒體中心另辟蹊徑，構建出不同於主流媒體報道的現實。可以說另類媒體代表了一種無權者的權利，實現了對主流媒體權利的反抗與制衡。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去定義媒介權利？作為媒介權力的另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代表一種怎樣的力量呢? 在主流的行為科學研究范式的研究中，媒介權利被具體化為媒介效果、影響力等可測量的目標，而在法蘭克福等批判學派的研究當中，媒介則被界定為現實社會中被用來影響、操縱和支配人和社會的傳播工具。⑦但是，無論是主流學派，還是批判學派的研究，權利被視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中控制他人的能力，而媒介則僅僅被視為權利運作的工具。

一種觀點認為媒介僅僅“中介”（mediate）了社會其他部分發生的事務，各種各樣的強大勢力運用媒體的中介機制（報刊報道、電視轉播、網站發布，等等）來展開一場場“戰役”。從這個角度看，媒體（自身）的權力消失無蹤﹔它僅僅是一扇門，權力的競爭者們通過它進入戰場。從這個意義上講，另類媒體要獲得媒介權利就要建立自己的中介機制，掌握自己的媒體，從而與當權者和既得利益者“作戰”。

另一種觀點則將媒介視為一種社會過程，從而肯定媒介本身就是一種權利主體，媒介權力正是在媒體與社會各方關聯的過程中形成的，它在受到來自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權力束縛的同時，也以自己的方式對社會進行著反向操控。尼克﹒庫裡德裡認為，另類媒體作為相對於主流媒體來說的另一種權力主體，其所表征的民主參與實踐，使其有能力挑戰主流商業媒體，對平衡社會中的媒介權力關系起到重要作用。⑧

因此，另類媒體的媒介權力意義就在於，另類媒介不僅傳遞反霸權的另類信息來對抗主流媒體，更重要的在於它獨特的運作機制對媒介大環境的影響，以及當其內容和空間層面的意義融入社會運動的行動中時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比如這次西雅圖抗議運動中，獨立媒體中心的內容不僅顛覆了主流媒體使得少數人的聲音得以表達，更重要的在於它創造了一種新的傳播模式，並拓展到世界各地，並在一系列激進社會運動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反信息霸權的內容民主、參與式傳播的空間民主以及社會運動的行動民主來挑戰主流商業媒體，以此喚起公眾對主流媒體報道內容批判理解的主體意識以及在自主參與傳播過程中實現自我賦權，從而形成自治於國家和市場控制的傳播實踐。⑨

由此可見，作為當下一種修正主流商業媒體弊端的機制，另類媒體在自治傳播實踐中彰顯出一種積極的、進步的反抗力量。在它們為主流媒體冷落的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等提供傳播途徑的范圍內，另類媒體通過使傳媒系統多元化，一方面增強了傳媒系統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過媒體民主化來推進整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另類媒體的存在對於民主制度是一種捍衛，另類媒體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正常運行的一個必要的元素。（作者系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

①羅伯特·麥克切斯尼著，謝岳譯：《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M]，新華出版社，2004年，第9頁。

②④羅慧：《媒介圈地的抵制與傳播公地的重建：當前西方另類媒體的傳播形態與價值困頓探析》[J]，《新聞大學》，2010年第4期。

③⑥ 威廉姆·K·凱諾爾、羅伯特·A·海科特著，李異平、李波譯：《媒介重構：公共傳播的民主化運動》[M]，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4頁，第90頁。

⑤胡泳：《何以獨立？如何另類？》﹝EB/OL﹞，http://huyong.blog.sohu.com/115419749.html.2009-04-30。

⑦⑨羅慧：《當前西方另類媒體研究的興起與走向》[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⑧Nick Couldry& James Curran: Contesting Media Power: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2003，p.5-6.

 來源：《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