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學派“主動的受眾”研究之緣起

西方專業化的受眾研究自其誕生之日起，就秉承著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究其原因，正如絕大多數學者所公認的，研究活動的資金來源、關注內容、服務對象和研究方法，無一不承擔著再生產“行政化”“經驗化”受眾研究活動的角色，這也正是美國傳播研究主導下國際傳播研究的主導力量。

然而，英國伯明翰大學20世紀60年代成立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諸如霍加特、威廉斯、霍爾等人的帶領下，以其豐碩的成果充實著受眾研究的領域，“受眾”在伯明翰學派的學術視野中承擔重要的角色。它批判的立場、斗爭的視野、文化的取向以及作為大眾利益的代言人，是與社會思潮變革以及諸位文化研究學者的個人、學術背景難以割離的。

然而，在那般崇尚精英文化的英國，為何會興起如此聲勢浩大的通俗文化的受眾研究活動呢？

一、英國文化主義的困境——定位於“精英受眾”

英國擁有著傳統的精英文化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們相似，英國精英文化傳統的支持者如馬修·阿諾德、T.S.艾略特以及 F.R.利維斯等，認為文化的內涵在於其精神性、心靈性，其最佳表現形式就是文學。①他們嚴正地批判資本主義工業所帶來的文明，認為其是現代工業社會下批量化、同一化、平庸化的文化產品，將導致“崇高的人性”之消怠，②認為應該抵制大眾文化，保持精英特色。

即使如此，從“二戰”后20世紀中葉開始，英國社會經濟復蘇、商業發展，文化也發生了巨大變革。社會文化主流從精英取向的文學轉向通俗大眾化的流行音樂、廣播電視、電影、通俗小說等。③通俗文化在英國社會迅速蔓延，滋生精英主義文化的沃土被不斷活躍的大眾潮所掩埋。此時再強調定位於高端受眾的經典文學已顯得抱陳守舊、不合時宜，精英文化與大眾通俗文化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偏頗其一則必有失理性。英國傳統的文化主義面臨孤立無援的窘困境地。

二、伯明翰學派“受眾觀”的轉向——謳歌大眾

在面對上述這樣一個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博弈的時代，伯明翰學派經歷了從創建伊始的文學轉向文化，再到通俗文化，完成了文化研究的演變歷程，突破了英國文化主義面臨的困境。根據楊東籬的總結，這樣的突破主要體現在：突破文化主義的文學觀念，從客觀的角度平等考察兩種文化﹔更新了文化主義對文學的評價，認為每個地域每個時期都有其特定的“感覺結構”，當代最適合承載社會“感覺結構”的文化應該是電影、廣播、電視節目、流行音樂、報刊小說這樣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文學﹔更新了文化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採取社會學的研究方法。④

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將大眾作為通俗文化產生和消費的重要源泉，將文化意義的產生和闡釋作為一個動態的權力“場域”來看待，而大眾通俗文化就是受眾反抗霸權的方式，他們將目光從精英受眾身上轉移，不斷謳歌通俗文化的存在和大眾文化的再現。

伯明翰學派的“受眾觀”之所以產生如此的變化，除了突破精英文化主義的研究困境這一學科發展的現實需求之外，與20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盛行不無關系，諸位文化研究學者的工人階級背景則實實在在地影響了文化研究受眾觀的實際取向和成果。

1.英國新馬克思主義思潮與伯明翰學派的受眾觀

英國的新馬克思主義把人道主義和民主和平作為理論分析的基礎，把追求人類幸福和美好理想作為其目的，基於經驗主義的現實研究和理性分析為其主要研究方法，解決人的現實困境是其關注焦點。⑤伯明翰學派所主導的文化唯物主義突出強調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反對經濟決定論，凸顯文化和文化主體的作用。在伯明翰學派學者看來，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最底層的工人階級的大眾文化才最能體現當代文化的本質，尤其強調人民大眾、工人階級在文化創造、闡釋和消費中的作用。這使得伯明翰學派學者體現出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⑥

2.伯明翰學派學者的個人背景

學者的人生閱歷影響著他所鑽研的方向和願意為之代言的利益團體，因此了解主要學者們的人生經歷對於理解伯明翰學派“受眾觀”的轉變具有一定意義。

斯圖亞特·霍爾於1932年出生在牙買加，是英國社會學教授、文化理論家、媒體理論家、文化研究批評家、思想家。他被認為是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曾任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主任，《新左翼評論》第一任主編。根據霍爾在2010年發表於《新左翼評論》1-2月刊的文章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中對自己個人經歷的介紹，他1951年獲得羅氏獎學金，直接從牙買加來到牛津，因此，“我的政治觀主要是‘反帝國主義’的”。霍爾在求學期間已讀過馬克思的著作並受其影響，並在后來頻繁地與牛津左翼接觸、參加社會主義俱樂部舉行的辯論。

雷蒙·威廉斯，1921年出生與威爾士鄉間的工人家庭，是“20世紀中葉英語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雷蒙·威廉斯廣泛研究過藝術、政治、傳媒、哲學、歷史等領域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尤其對社會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理論。

理查德·霍加特，1918年出生於英格蘭北部城市裡茲，八歲時成為孤兒，與祖母、姑姑、叔叔和堂哥生活在坐落於城市中心南部的漢斯利特，這是一個曾經繁華的工人階級街區。與其他在英格蘭北部城市裡的工人階級一樣，他的童年生活經濟困苦、勉強度日。霍加特后來對工人階級生活，尤其是其文化習慣、風俗有著濃厚興趣。

實際上，多數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與工人階級有關系。新馬克思主義思潮裹挾著學者們所親身經歷的工人生活，讓他們更加清楚地審視資產階級文化霸權對底層人民的麻醉和利用。從學術理論上拋開“刺激－反應”模式去探討“主動的受眾”，可以看作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對麻木的底層群眾的警醒和對資產階級文化霸權的挑戰。因此，在舊有的英國文化主義的母體中逐漸孕育出了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這樣全新的、革命性的文化理論和受眾觀點。

三、伯明翰學派學者“受眾觀”的主要觀點

霍爾在20世紀60年代成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領軍人物之后，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引入文化研究，主要關注傳媒影響之下的受眾弱勢的大眾。實際上，霍爾及其同事們注意到，大眾傳媒並不能實現“刺激－反應”式的預期效果，受眾在面對海量的傳媒信息的時候，會產生多樣的信息解讀方式。在《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中，霍爾提出了著名的“編碼－解碼”模式，即對抗式解讀、協商式解讀和霸權式解讀。三種媒介信息解讀方式分別體現著不同的媒體－受眾關系。霍爾堅持“主動的受眾觀”，認為受眾具有相當的能動性。

在霍爾之后，大衛·莫利、夏洛特·布朗斯頓和多諾西·霍布森開展了一系列受眾研究。他們借用民族志方法，深入受眾群中進行深訪和調研，並借鑒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方法，來試圖闡明特定的媒介內容是如何被受眾所解讀和接受的。通過研究，莫利等人發現，階級、種族、性別、年齡、職業等多種因素都對受眾解讀媒介信息產生影響，受眾對媒介信息的解讀同時是一個“生產意義”的過程。

據約翰·費斯克“兩種經濟”的觀點，受眾在收看電視的時候，也被作為產品被打包出售給廣告商，這類似於達拉斯·斯密塞所言的“受眾商品論”，此為金融經濟﹔另外，受眾在收看電視節目的時候，依據自己的階級、收入、職業、性別、種族等特點，對電視節目做出自己的闡釋，由此生產出極具個人特征的意義，受眾在這裡既是意義的生產者亦是消費者，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快感與滿足，此為文化經濟。在費斯克看來，受眾能夠抵抗住媒介中的資產階級文化霸權意識，並且還能在此基礎上生產出屬於自己的文化享受快感——這個享受在費斯克看來，是來源於受眾自己規避和反抗霸權的結果。

縱觀上述學者的觀點可知，伯明翰文化研究學派實現了“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觀念的轉變，受眾的角色也經歷了從被動到主動的過程。這無疑對偏重於定量化、經驗化和行政化研究的傳統受眾研究成果是一個重大的補充豐富。

伯明翰文化研究學者們大膽地突破桎梏去探討主動的受眾角色，甚至認為受眾有著自我創造和消費意義的能力。據此，筆者也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電子傳媒技術不斷完善的今日，受眾的解構能力空前，那麼，“受眾”這一傳播過程中的角色是否還將存在？抑或將成為另一種迥異於傳統特征的新型電子媒介受眾？又該如何恰當度量、研究？在后現代主義思潮下的解構中，“作者已死”，“受眾”的命運將如何？（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碩士生）

注釋

①④楊東籬：《伯明翰學派與文化研究的演進》[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

②③楊東籬：《文學研究：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起點》[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

⑤⑥喬瑞金：《論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征》[J]，《理論探索》，2006年第4期。

 來源：《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