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學新聞報道體制淺析

與我國的傳媒業不同，日本媒體大都設有專事科學新聞報道的部門，在重大科學議題公共事件方面，形成了較為專業、有效的報道體制。日本科學新聞報道部門的設立、報道准則和機制的建設，是在應對環境污染、衛生安全等突發事件中逐步形成的。

在戰后一個歷史時期內，日本的科學新聞報道在普及科學知識、關注民生和影響政策法規的制定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由於日本媒體一直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報道的客觀與中立性問題，因而在報道“3•11”關東大地震等重大災害時，日本媒體存在的弊端便開始顯現無遺。

科學新聞報道體制的創立

日本科學新聞報道體制的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直到20世紀40年代為止，日本的科學報道仍以科學新聞特寫為主，當時沒有專門的科學記者，科學報道數量少且尚不成熟。各大報社的科學記者都歸文化新聞部統一管理。

1954年3月1日，美國在比基尼島上試驗一顆當時威力最大的氫彈，放射性物質沉降在200平方公裡左右的海面上。當時一艘日本漁船上的23名船員受到了輻射，其中1人死亡。在其后兩個半月裡，在這一海域先后有300多艘漁船受到輻射污染，這就是所謂的“比基尼事件”。對這一事件，《讀賣新聞》進行了追蹤報道，關於該事件的報道線索，最早是由受害船員的親屬所提供的。當時逐步形成了科學新聞報道的熱潮，1945年12月，《朝日新聞》也在文化新聞部設置了科學記者崗位。

1955年12月，聯合國日內瓦召開第一屆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隨后，日本政府設立了科學技術廳。1957年，日本參加了國際地球觀測年活動，開始南極探險。一連串強有力的科學沖擊，促使日本新聞界加強科學報道的隊伍建設。以此為契機，1956年2月1日，《讀賣新聞》設立了日本最早的專門從事科學新聞的報道部門——科學報道總部，擁有專業的原子能調查班和南極調查班，負責有關科學技術的採訪、調查及公益活動的策劃等工作。《朝日新聞》和《每日新聞》分別於同年5月和12月，先后開設了科學版。1959年，共同社開設科學欄目。隨著科學新聞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1963年，《讀賣新聞》大阪分社增設科學部，1968年，《讀賣新聞》正式設置科學版。

科學新聞在日本報紙中所佔比重逐年提升，並成為新聞頭條的主要來源。為更好地應對各類突發公共科學事件，做好及時的科學報道和“應急科普”，日本各大媒體均設置了專門的科學新聞欄目，不同媒體的科學新聞欄目各有側重、互相補充，為讀者了解科學知識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以《每日新聞》《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日經指數》為主的日本媒體，其科學新聞部門主要分布在東京和大阪兩大城市，這些報紙中科學新聞部門的專業科學記者總人數在60人左右。除此之外，各大報社也在地方設置科學新聞編輯部，其主要職責是負責報道並協助當地記者報道當地發生的科學新聞事件。

日本科學新聞涉及的主題主要包括前沿科學、空間開發、核能、地震、火山、生命科學、醫學、環境、食品安全等，覆蓋教育、環境、衛生、能源四大類，其中科學、環境、醫學佔主要地位。最受歡迎的科學新聞話題包括重要的發現和發展，如干細胞研究，以及有趣的領域，如生殖醫學、病毒、癌症研究、食品安全、手術、空間發展、環境問題、自然災害和核事故。

對公害與環境問題的報道

20世紀70年代，日本致力於發展工業，一味追求經濟的增長卻忽視了環境的治理，因此，環境污染與公害問題逐漸顯露。這一時期接連出現了重大的環境公害事件，這為日本科學報道的發展帶來了契機。“以狂熱的阿波羅報道為轉折點，在即將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際，日本的科技報道在方向上似乎出現了變化。”日本媒體更加關注與民生相關的科學議題，並思考媒體如何能夠在輿論引導上對社會進步和政策改變形成影響。這一時期日本科學報道的主要議題包括水俁病、水污染、空氣污染等事件（見表）。

表 1960年—1980年日本科學報道中的熱點事件、

隨著報道任務的不斷增加，用相應的知識武裝記者顯得十分必要。為此，日本一些媒體特意印發了一些學習和參考資料。例如，1970年7月，共同通訊社編寫了長達176頁的《公害採訪指南》，8月又編寫了《補遺》，對各類污染的現象和原因進一步做了科學解釋。日本廣播協會（NHK）印發了《日本公害地圖》等。

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為該時期的科學報道提供了依據，使得媒體對公害事件或環境污染等科學新聞的報道以及對相關健康知識的“應急科普”得以有效進行，從而推動了相關法律的制定與修改，維護了公眾利益。1970年召開的公害臨時國會上, 日本制定和修改了有關公害的14個法律, 基本上形成了公害法的體系。1971年7月，專門處理有關公害政務的環境廳宣告成立。1972年的第68次國會上，《大氣污染防止法（第25條）》和《水質污染防止法（第19條）》得以修改。

20世紀80年代，日本迎來了科學新聞的蓬勃發展期。福井謙一獲得諾貝爾化學獎再次激勵了日本的科學新聞熱。日本通產省發表《80年代通商產業設想》，提出要實現“技術立國”的目標，科學技術廳發表《科學技術白皮書》，提出了“科學技術立國”的方針。1985年筑波科學博覽會的召開，更激發了日本民眾對科學知識的需求。1983年，《朝日新聞》大阪分社添置了科學部。1987年，《每日新聞》在大阪設置了科學部。

1995年，日本科學政策《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頒布，進一步推動了日本的科學進步。在科技迅速發展的背后，也伴隨著嚴峻的環境問題。為了適應新時期的要求，各大報相繼對科學報道體制作出了調整：1996年，《每日新聞》將科學部改名為科學與環境部，並在報紙上開設《每周環境》欄目，專門報道環境問題﹔2000年，《讀賣新聞》首次設立了醫學新聞部﹔2001年，《朝日新聞》改科學部為科學與醫學新聞部。電腦、彩色電視、移動電話等新技術的運用，使得科技新聞逐漸融入到日本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話題。

20世紀末期和21世紀初期，根據科學學科專業和受眾層的分化，日本各大媒體進一步細化了科學新聞報道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完善了科學新聞報道的建制。然而，2011年發生在日本東北部的重大核泄漏事故，使得日本的科學新聞報道乃至日本的傳媒體制都面臨新的檢驗。

對福島核泄漏事故的報道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裡氏9.0級地震，引發全球最大規模的核電站之一的福島核電站在巨大震波和急速海浪的沖擊和影響下，相繼出現了反應堆廠房頂蓋被爆炸完全摧毀、氫氣爆炸等重大事故。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是繼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美國三裡島核事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核事故。

福島核電站事故發生后，由於公眾核電安全知識比較缺乏，加之人們普遍擁有的焦慮和擔憂，不斷傳出的政府隱瞞數據和東電公司不負責任的傳言，進一步引發了公眾對政府、技術專家與企業是“利益共同體”的猜測，對核泄漏的恐慌和核技術的抵制隨之達到頂峰。與歐美媒體在發生重大災害時會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向公眾傳遞應急科普信息相比，日本媒體沒能充分利用這一社會資源，沒能在緩解社會上的緊張情緒方面起到應有的作用。

“在3月11日以后的100天裡，日本主要媒體非但沒有行使報道的機能，反而在進行洗腦和宣傳。‘沒有形成核熔毀……’‘沒有核能外泄’‘絕對不會發展成切爾諾貝利那樣的大事故’……‘?對人體無害’”。這時媒體一味傳遞官方和企業信息，從而剝奪了公眾的知情權。3月11日以后，自由撰稿記者不得參加每天首相官邸舉辦的官方長官記者會，媒體報道進入了特殊的時期。

在日本媒體的報道中，“爐心熔融”字樣的使用被控制在最低限度。3月12日，在1號機組發生了氫氣爆炸之后，盡管3月13日日本四大報都以“爐心熔融”為標題就事故進行了報道（如圖），共發表了6篇報道，但隨后“爐心熔融”的字樣便很少出現了。3月14日和15日各有3篇報道，16日和17日隻有1篇報道，到18日相關報道則為零。早稻田大學新聞學教授瀨川至朗認為，此后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媒體根據東京電力等機構提供的報告，使用燃料棒的“損傷”這種一般性的表述，目的是回避“爐心熔融”這種表述帶來的不安。

到3月底，當在福島附近的土壤中檢測到?時，歐美媒體隨即感到事態的重大，BBC馬上以快報的形式進行了報道，法國《世界報》也做了重點報道，指出了核泄漏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對此，日本的媒體則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2011年3月31日的《產經新聞》甚至稱“土壤中的?質量重，飛不遠，對人體幾乎沒有影響”。

問題與反思

總的來說，戰后興起的日本科學報道在普及科學知識、關注民生、配合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和影響政策法規的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必須指出的是，日本的科學報道體制仍存在需要亟需解決的問題，尤其是在2011年“3·11關東大地震”后，日本科學報道的弊端開始為人們所詬病。

首先，媒體有官方和企業傳聲筒的傾向。日本媒體在事故后是否成為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的信息渠道成為一個爭議話題，正如日本新聞自由協會理事上杉隆所指出的：“在初期報道中，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一度隱瞞真實情況，主導了媒體報道，讓大眾認為核電站的情況安全，讓人放心。”在民眾最需要了解真相的時候，媒體沒有提供客觀和真實的信息。

其次，在發生重大災情時，媒體的專家庫資源不足，媒體缺乏足夠的專家和科學家來發表適時的評論和分析，尤其是小型電視台需要“搶”專家資源。這給災后的科學報道帶來一定困難。

最后，媒體缺乏主動獲取信息的機制。在發生重大新聞事件時，記者俱樂部仍是新聞的主要信息來源，這也使得日本媒體報道自然災害和公害時出現了大同小異的報道特征。瀨川至朗認為“記者在採訪上不能很好地主動通過採訪和調查獲取新聞”，這在很大程度上給日本的科學報道帶來了局限性。

戰后經過民主化改革，日本媒體號稱已成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種權力，盡管在許多政治和社會事件的報道中有不少突破，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除科學新聞報道的專業性亟需提高和採訪規則需要調整之外，日本媒體在報道重大災害時依然難以確保報道的獨立性和客觀性，行使其應有的功能﹔這也是日本業界乃至社會各界正在反思和力求解決的問題。

（作者單位 中國科學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