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報道：專業精神的缺失與重塑

媒體熱衷案件報道由來已久，尤其是最近幾年，媒體年終盤點新聞事件時總少不了案件方面的報道，福建南平校園慘案、吳英非法集資案、李某某強奸案、復旦投毒案、溫嶺襲醫案等，幾乎無人不知。但對於這類報道熱點，媒體卻屢屢失當失范，出現許多不專業、有爭議的問題。案件報道如何走出誤區盲區，以更專業的精神、更負責的態度，擔負起正確引導輿論的社會責任，筆者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專業精神缺失，致使案件報道亂象叢生

由於案件資源具有矛盾沖突、細節懸念、心理斗爭等各種故事元素，近年來成為媒體喜歡挖掘的新聞富礦，但是開採“富礦”的過程，也是事故頻發的過程。案件報道亂象叢生，媒體侵權、媒體審判、激增負能量、刺激他人模仿等問題，讓人擔憂。

以2013年李某某強奸案為例，信息傳播嚴重失控，關於李某某本人及其父母的信息披露，已經到了掘地三尺的地步。我國自1979年有刑事訴訟法以來，就有未成年人案件不公開審理的相關規定﹔1999年，又制定了有關媒體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犯罪資料的法律規定。但媒體一直置若罔聞，這種有法不依的做法，侵害了當事人的隱私權、名譽權。同時，各路媒體過早定性報道，以及由此引起的洶涌民意，很難說沒有對司法審判的公正性產生影響。

與此同時，媒體的報道還讓涉案人員受到了法律之外的懲罰，甚至難以回歸社會。試想，在媒體狂轟濫炸之后，當有一天李某某服刑期滿出獄，社會能沒有任何歧視地接納他嗎？再比如，2014年5月，演員黃海波嫖娼案發生后，除了對黃海波本人進行報道外，一些媒體新聞標題直言《黃海波事件女主角被曝確為變性人》，詳盡寫出當事人的“變性”信息，還附上真人照片。這種“輿論示眾”的額外懲罰，對當事人的人生命運造成的影響實難估量。

至於案件報道激增負能量、刺激他人模仿，也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案件報道過多過濫，以及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的情節畫面、邪惡陰暗的心理描寫，激增了社會負能量，讓公眾掉入英國著名作家、思想家柯勒律治所說的“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的惡俗信息的汪洋，產生不知該“游”向何方的迷惘和焦慮。更可怕的是，有人據此效仿，將“傷口”越撕越開。2010年3月，福建南平發生校園慘案，受害小學生8死5傷。各路媒體隨即組織大量報道，作案過程再現之細膩，血腥畫面渲染之驚悚，看得人不寒而栗。接下來，在廣東雷州、廣西合浦、江蘇泰興發生的同類事件，被認為是對福建南平案件的效仿。早在1983年，美國社會學家大衛·菲利普斯根據社會認同原理，經過深入研究后得出結論：任何一種廣為宣傳的暴力行為都會刺激很多人競相效仿。上述一連串的校園慘案，印証了這一研究成果。

重塑專業精神，讓案件報道回歸客觀和理性

面對頻繁出現的媒體暴力、輿論綁架行為，我們有必要深入思考案件報道的標准和尺度，重塑新聞專業主義精神，沖出盲區誤區，實現突破突圍。懷著對法律的敬畏，對道德的堅守，以及對公眾的深情關切，審慎地選擇、核實和報道案件，讓案件報道回歸客觀和理性，回到警示、教育的根本作用上。

守住底線，確保可信度。社會上每天都會發生或正在審理許多案件，但並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有新聞性，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適宜公開報道，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公開報道。為此，媒體一方面要慎重選擇案件題材，堅持案件報道的新聞價值標准，做到有所報有所不報。即使是那些具有新聞價值的案件，也不能無所顧忌地報道，而要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和行業規范，不能自行其是，置法律法規、專業程序和要求於不顧。不能為迎合獵奇心理、感官刺激和低級趣味，觸犯最起碼的法律和道德底線。

案件報道有無可信度、能否獲得認同，不僅要選擇公眾關注、有新聞價值的案例，而且要理性地選擇新聞報道的視角和方式，引導受眾對案件的深層關切。比如，制度建設、道德回歸、人性呼喚，等等。對公眾應該關注但還沒有關注到的內容進行考量，以此來設置公共議程，開展輿論引導，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塑造社會大眾的精神操守，才能讓媒體可信、可敬、有口碑。

堅持客觀性，彰顯公信力。客觀性是新聞傳播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媒體公信力的必要前提。具體化到案件報道，就是要客觀地審視案件、如實地反映真相，做到信源權威、事實准確、態度中立、報道平衡、語言精准、新聞六要素齊全等。

目前，案件報道在客觀真實性的把握上，出現大量臆想、片面和任意切割片斷的做法，而非真實、全面和合乎邏輯。對此，媒體應該警醒，做到重証據、重事實，防止用局部的真實來描繪全局，造成盲人摸象、謬以千裡的局面。要抱著尊重司法，尊重當事人，對案件全過程負責任的態度，不割裂案件發展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不簡單地從案件的某個片斷來做判斷、下結論。

同時，還應該注意不能過多地關注個案，而忽略對全局的把握，造成視野的狹窄，沉浸在負面的情緒中無法自拔。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改革深水區，矛盾交織，問題凸顯，但如果媒體記者不能把握大勢，分不清主流與支流，熱衷於對那些代表性不強、偶發的案例進行炒作，為追求轟動效應，不考慮社會后果，最終將導致矛盾激化，加劇不穩定狀況。隻添亂不幫忙，媒體的公信力當然無從談起。

守望責任，做出順應真民意的輿論引導

做好輿論引導是媒體的社會責任，我們需要合理合法的輿論引導，更需要智慧的、順應真民意的輿論引導。作為各路媒體熱衷報道的題材類別，在案件資源廣泛共享的前提下，媒體擔當意識之強弱、引導能力之高下立現，就看有沒有堅定立場，能不能辯証思考，會不會拿捏分寸，是不是善於理性分析。

用堅定的立場體現自信與堅守。目前，一些媒體在案件報道上確實存在立場不穩的問題，一方面是不自信，底氣不足，自亂陣腳﹔另一方面，是不堅守責任，人雲亦雲，隨波逐流，讓案件當事人在無盡的深淵中難以抬頭自新。對此，媒體從業者要加強學習，提高境界，增強社會責任意識，對案件報道有所節制，體現應有的人文關懷，在揭露假惡丑的同時，更要傳遞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用辯証的思維引導公眾科學認知。中國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極端的事件時有發生，但如果因此陷入“問題焦慮症”，而不是歷史地、唯物地、辯証地看待社會的發展進步，媒體就不能用正確的輿論引導受眾。因此，在案件報道上不能搞絕對化，而應引導公眾正確地看待案件、正確地認識問題，把案件的報道引導到科學認知的平台上，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

用准確的分寸拿捏確保報道成功。分寸把握好與壞，直接影響傳播效果，決定報道的成敗。媒體把握分寸，必須事實准確，表達嚴謹。目前案件報道在分寸把握上失控嚴重，或斷章取義，或添油加醋，以至於由量變到質變，讓公眾對案件報道的可信度產生懷疑。解決的辦法是要採取謹慎與克制的態度：一是反映新聞事實最優化，合理地選擇案件事實，如實地反映案件的本來面目，確保對案件的事實判斷符合實際不走樣，價值判斷准確公允不夸大﹔二是實現社會效果最優化，案件報道中不能單純考慮事實因素和受眾需求因素，還要對報道可能產生的社會后果有預見能力，以良性的社會效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使報道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用理性的態度防止非理性共振。案件報道往往成為新媒體關注的焦點，全民圍觀容易引起非理性情緒的發酵，所以傳統媒體在報道時尤其要防止社會上的“非理性共振”，用理性、公正、客觀的態度，體現對人和社會的終極關懷，成為一種引導受眾向善的重要力量。尊重被採訪對象，尊重被採訪對象的權益，尊重被採訪對象的感受，對案件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婦女、老人和殘疾人的權益予以特別關切，避免對當事人造成再次傷害，讓公眾在每一個案件報道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文明友善的社會氛圍。

在碎片化閱讀的時代，提供更精確完整的信息和更深刻獨到的思想，這既是時代、受眾對大眾媒體的現實要求，也是大眾媒體在案件報道中應該堅持的新聞追求。

（作者單位 平安時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