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清末民初媒介知識分子類型探究

摘要：新型知識分子與處於近代化變革中的中國報刊聯合催生了一批中國最早的媒介知識分子或者更具體定義他們為“報刊知識分子”。他們其中既有梁啟超這類政治家報人投身報業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也有邵飄萍這樣知識分子以報業為生積極推動社會進步與報業改革，還有魯迅這種學院派文人知識分子借報刊針砭時事。政客、職業報人與作家構成了清末民初媒介知識分子的主體。但不管主體職業性質有何不同，但他們在那樣的時代都勇敢承擔起救國、革新社會的歷史重擔。

關鍵詞：知識分子﹔媒介知識分子﹔職業報人﹔作家﹔政客

前言

知識分子向來是學界的研究關注重點，無論是國內抑或是國外對於這一群體的研究從沒斷過。從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在當今媒體發達、政治與學術利益交融的時代，所謂的知識分子已經是一種特殊專業，他（她）們身不由己，往往成為各種權力結構中的一員。反而在去國離鄉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異端的“業余者”、“圈外人”中，我們方能得見知識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風骨典型。再到許紀霖的《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中對知識分子的冷靜反思：后現代的大潮，顛覆了知識元語話的合法性。在專業化和現代化的雙重夾攻下，知識分子死亡了嗎？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是否還有可能，又如何可能？似乎目前由知識分子與大眾媒介的聯合而成的“媒介知識分子”（趙建國，2007）群體越來越失去知識分子固有的骨性。

在文獻的梳理過程中會發現這些研究幾乎都聚焦於現代的知識分子在大眾媒介上的表現，從而得出研究結論。但是知識分子與媒介的聯合早已有之，那麼當時的“媒介知識分子”們的表現又是如何呢？本文中筆者將視角落在清末民初中國的大眾報刊的原初節點，運用個案研究與文本解讀分析的方法考察那時的國內知識分子的媒介表現有何特色。

一、國內新型報刊肇始與媒介知識分子

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尤為動蕩不安的時期：清王朝垮台、新政權立而不穩、軍閥混戰以及國外列強環伺。如同整個舊中國一樣，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與報業就於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幾乎同時開始了跨時代的變革。舊科舉制的廢除及新式學堂的建立倒逼著傳統知識分子由傳統向現代轉型，並且一步步登上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之下。新興知識分子不再“一心隻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關注社會現實、建言社會問題。而報刊是他們最好的發聲平台，在新興知識分子的推動下，傳統報刊（如，宮門抄、小報等）開始了向現代報紙的轉型。

（一）清末民初國內報業生態

我國最早的近代由西方傳教士創辦，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日統記傳》在馬六甲創刊，成為我國第一家中文近代報刊。1840年鴉片戰爭后，國人辦報熱情迸發，開始打破外報在華的壟斷，王韜創辦《循環日報》成為國內第一個以政論為長的報刊。其后出現三次國人辦報高潮：第一次，維新派鼓吹變法創辦維新報刊，諸如：《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等。第二次，辛亥革命前后維新派與革命派分別在國外與國內辦報宣傳各自政治主張並展開論戰，這一時期有影響力的報刊有：《清議報》、《新民叢報》以及《民報》等。這一時期因臨時政府較為尊重言論出版自由，報業發展出現短暫的繁榮直至袁世凱當政。第三次辦報高潮開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報刊成為這次運動的主要陣地。國內出現大量宣傳新思潮的報刊，如：《每周評論》、《新潮》等。這一時期的報紙副刊成為報業的一大特色，出現四大副刊：《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學燈”副刊、《民國日報》“覺悟”副刊和《京報》副刊。

雖然清末民初涌現了大量的報刊，但政治對於報紙的控制卻從未放鬆。從清政府1908年出台的《大清報律》加重對報刊的處罰條款﹔到辛亥革命勝利后，南京臨時政府於1912年3月2日頒布《民國暫行報律》后遭報界強烈反對，當局政府隨后撤銷。由此可見這一時期政治對於新聞的束縛放鬆，但好景不長，及至袁世凱就任大總統開始了一系列對報紙收買、賄賂、打壓。政治向來是報刊的主色調，尤其是在那樣一個國家分裂、社會動蕩的特殊年代。科舉制被廢除斬斷了知識分子傳統的向上的路，此時一大批接受新學的知識分子開始轉型，開始以報刊為陣地立言、建言、批評、宣傳等等。

（二）從“士”到媒介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一詞的來源，目前學界有兩種源頭：一種觀點認為最早來源於俄文，出現於19世紀的俄國。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來自於1894年法國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不管源頭如何，但從中都可以看出知識分子本身應當蘊含著社會批判、伸張正義、獨立公正的身份底色。

我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前身是古代的“士”，即俗稱的讀書人、書生、儒生。（石明，2011）然而沿襲千年的封建科舉制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走向滅亡，“晚清以來所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對於士大夫而言，無疑是春秋戰國之后的又一次禮崩樂壞的時代，其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文化秩序處於不斷的解體之中。”（陳寶良，2005）再加上國家危難，列強武力將國門打開、西學漸進、新式學堂出現，傳統的“士”開始向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為挽救民族危亡，知識分子被迫向近代化轉型，中國的知識分子亟需開啟民智、宣傳救國思想。此時媒介開始走進他們的眼帘，知識分子開始與媒介（主要是報刊）結合，進而帶動報紙也開始了近代化轉型。

所謂“媒介知識分子”，“從狹義而言，是指那些與媒介關系最靠近，能與大眾媒體和網絡媒體共同工作，通過大眾傳播的訊息生產與傳遞，對社會產生可能性影響並與媒體發生直接關系者。”（王怡紅，2007）由這樣的定義來看，在清末民初時期開始借助報刊發聲的新型知識分子們已經屬於媒介知識分子的行列。但是研究當時的媒介知識分子並不能將這一群體簡單地看成是轉型中的知識分子與媒介的聯合，在他們的發展歷程中不斷有新的力量介入其中，依據他們的職業類型可以分為：政治家、職業報人與新型文人。

二、清末民初媒介知識分子的構建主體

（一）理性的政治辦報人：梁啟超

清末民初家國動蕩，為救國，新型知識分子將目光投向國外紛紛試圖引入他國成功政治制度。在這樣的社會態勢之下，政治家成為報刊運動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們借報刊宣傳自身的政治觀點來獲取民眾輿論支持與政治影響力。在這股重要的報刊力量之中，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是其中的佼佼者。

1、為宣傳“維新”而辦報

回顧梁啟超的整個報刊活動歷程可以看出，維新時期的他對於報刊性質與功能的認識還是主要局限於政治屬性之上的。梁創辦《時務報》的根本目的是替維新變法運動造勢，借報刊平台來進行政治宣傳。寄希望通過報刊的政治宣傳能夠教育國民、促使變法順利進行。盡管梁曾在1896年《時務報》第一冊中刊文《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矣﹔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與其宗旨所在，而阻撓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則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講，為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矣﹔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則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跡，而不至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矣。

可見梁啟超認為報刊對於一般民眾能起到積極的教育作用，能夠開闊民眾視野、革新民眾思想。同時梁認為，報刊能夠“去塞求通”，一國“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但這些對報刊的正面評價都是基於其宣傳維新運動的政治目的，故而對於梁啟超來說報刊最重要的作用還是作為政治主張宣揚平台作用。而梁因其報刊活動促進了報業的發展進步則是其借助報刊作政治宣傳的附帶好處，政治才是其首要目的。

2、報刊政治屬性的再認識

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梁啟超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間梁未放棄對革新中國的夢想追求，不斷接觸西方各種資產階級的思想，他對於社會媒介的認識也更為透徹。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文《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文中對於報刊的作用與價值有了新的認識。

而報館者實苦革全國人之思想言論，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諧，或激或隨，而一紹介之於國民﹔故報館者，能納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滅一切。西諺雲：“報館者國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鏡也，文壇之王也，將來之燈也，現在之糧也。”偉哉，報館之勢力！重哉，報館之責任！

由此文可見梁啟超對報刊的功能價值認識更近一步，文中梁將報館的職責歸納為：監督政府和向導民眾。梁對報刊的政治屬性相較維新運動期間更為重視，並且開始將中西方的報刊發展進行比較，吸取國外成熟報刊思想。相對於之前純粹利用報刊進行政治宣傳，這一階段他開始有意識的推動中國的報業進步。

梁啟超作為清末民初“政治家辦報”的典型代表，他們最初的辦報目的純粹是政治宣傳的需要。但是在其后持續的報刊活動中也逐漸加深對於報刊的認識，開始從無意識到自覺推動報業朝前發展。

（二）初現的職業報人：邵飄萍

關於“職業報人”（或“職業記者”）這一職業，目前國內學界一致認為中國最早的職業記者出現於民國初年，1929年，國民黨官方文件首次使用“自由職業者”（注意：民國時期所謂“自由職業者”並非與今日自由職業者意義一致，而是指稱現今意義上的專業人士）來界定包括醫生、律師、會計師、記者、工程師和教授在內的職業群體，由此可以見“到1929年這些職業群體已經成為可以辨別的並得到公認的特定社會群體”。（徐小群，2007）

近代中國職業報人的出現，以民國初年黃遠生為一標志性開端。（羅映純&林如鵬，2012）辦報成為職業報人的終身職業，成為他們謀生的手段，同時辦報也成為他們畢生追逐的理想。而民初的名記者邵飄萍則是內部媒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採訪技巧嫻熟、思維縝密、口才出眾，且本身留學日本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

民國建立后，國內結社風氣驟興，極短的時間內就興起數百個資產階級的黨派和政治團體。這些新興的黨派、團體紛紛創辦自己的報刊來宣傳自身的政治主張。政黨報刊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經常互相攻訐，為達目的往往編造虛假新聞，原本作為政黨報刊的嚴肅與公正已然喪失殆盡。不僅如此，政黨報刊間除互相爭論之外甚至進行人身攻擊，更有甚者出現毆打報人、破壞報館的暴力狀況。而這一時期雖然出現了一批新聞史上的名記者，但因為報刊數量繁多，報人的整體品格也相當低下。一些報人濫用手中言論權利，“收錢辦事”進行有償新聞，甚至有報人將辦報作為自己躋身權力圈的手段。

總之，民初的報紙很難說尊重新聞事實，幾乎都是專職於政黨宣傳，接受政黨津貼。凡此種種都是違背新聞生產原則，也有害於報業的發展。故而邵飄萍就尖銳的批判那些接受政黨津貼的報刊：

津貼本位之新聞紙，我國今日尚佔多數，新聞之性質殆與廣告相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實，亦並無宗旨主張，朝秦暮楚，惟以津貼為向背。此則傳單印刷物耳，並不能認為新聞紙，與世界新聞事業不啻背道而馳。正是當時如此的現實狀況邵飄萍才萌發想要發展獨立、公正的新聞事業，實現報人職業化的理想。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漸深入人心，一些崇尚自由、民主、有社會擔當的報人開始致力於發展獨立於政黨之外的報刊，而邵飄萍就是其中之一。邵呼吁進行客觀報道同時建立職業化的新聞事業，曾手書“鐵肩棘手”條幅懸於《京報》館內。此舉足可見其對於讀者需求的重視。正是對於受眾利益的重視，邵飄萍認識到“供給新聞”是報刊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正是邵“新聞本位”專業主義思想的內涵所在。

恰如邵飄萍此類職業報人型的內部媒介知識分子，他們洞察世事而又接受良好教育。他們除了擔負起自己作為職業報人應盡的職責之外還努力革新新聞界，促進報刊進步以更好地位一般讀者服務。

（三）持筆作戰的“新文人”：魯迅

清末民初的近代化的過程之中科舉制度廢除，大批的新式學堂興起，西方新思潮新技術引入國內，傳統的知識分子朝著近代知識分子不斷轉型。民初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面對國之危難迫切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他們脫離“士”階級。開始“持筆作戰”借助報刊批判時事、教導民眾，而魯迅先生可算這其中最勇敢的“戰士”。

報刊可謂是魯迅最主要的戰斗陣地，先后在103家報刊上發表過742篇文章，據統計，他先后參加過21種報刊的編輯工作。1899年冬，魯迅投稿上海《游戲報》開始了他的媒介知識分子生涯。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第一期名為《青年雜志》），到1918年該刊創辦“隨感錄”專欄。自第四卷第五號開始魯迅用筆名“魯迅”在其中發表小說、雜文等文學作品，這其中就有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其后魯迅參與到雜志的編輯工作，從1918年9月到1919年11月，他共撰文27篇。其后到1924年11月《語絲》雜文周刊出版，成為20世紀20年代以魯迅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的重要輿論陣地。1925年4月《芥原》創刊,先是附於《京報》發行,原本也是《京報》的專刊之一,后脫離《京報》改為半月刊,魯迅擔任主編,並在《莽原》上先后發表39篇文章,大多是戰斗性很強的雜文,包枯《春末閑談》、《燈下漫筆》、《論“費厄撥賴”應該緩行》等。從1927年到1936年，魯迅在其人生之中最后的十年成為他報刊活動最活躍的十年，共參與72種報刊，發表雜文400多篇。在這十年他協助《萌芽》創刊，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編校出版《故事新編》等等。

魯迅一直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參加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投身新民主主義革命。他以筆代劍發表大量直擊敵人心臟的雜文，積極爭取言論自由、寫作與出版自由﹔他反對封建宗法，蔑視紳士階級，同情苦難民眾。他的一系列的報刊文章不僅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教育了一般民眾，即使到了今日也依然具有很強現實批判性。

清末民初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之后，作家、文藝家群體成為報刊活動中最主要的參與者。他們將自身的文化知識依托強大的報刊平台傳播給一般民眾，啟迪智慧、批判社會現實。

三、結語

清末民初，中國封建的社會、政治、經濟都處於向近代轉型的歷史變革期。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被迫開始從傳統“士”階層向新型知識分子轉變，這種轉變既有外部環境：國門被打開西方思潮涌入、科舉制廢除等因素的推動，也有傳統知識分子面對國家危難的愛國民族情懷激勵。新型知識分子大多積極投身社會改革，而媒介則是他們最有效的思想放大器。

新型知識分子與處於近代化變革中的中國報刊聯合催生了一批中國最早的媒介知識分子或者更具體定義他們為“報刊知識分子”。他們其中既有梁啟超、於右任這類政治家報人投身報業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也有邵飄萍、黃遠生、林白水這些知識分子以報業為生積極推動社會進步與報業改革，還有魯迅、胡適這種學院派文人知識分子借報刊針砭時事。政客、報人與文人構成了清末民初媒介知識分子的主體。但不管主體職業性質有何不同，但他們在那樣的時代都勇敢承擔起救國、革新社會的歷史重擔。相比他們，如今的媒介知識分子們依附於媒介生產完全淪為媒介的合謀者，純粹寄希望於利用媒介獲取個人私利。故而，現今的媒介知識分子們當思古人、前輩，擔負起引導社會公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擔。（作者系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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