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传媒叙事和民族想象【2】

三、民族主义和大众传媒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难题，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也是错综复杂。英国学者盖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中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9盖尔纳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族主义首先是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单位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10与盖尔纳的结构功能论的解释不同，安德森则对“民族主义”作了一种“历史的”解释，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他提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1

本文所探讨的“民族主义”接近于安德森的定义，是一种可以被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一种可以外化为特定行动的观念体系。“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12同时，“民族主义”常常选择、吸收、利用和再诠释了既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也包括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调用)，以提供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使命以及未来走向等的特定表述。13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新闻是得以建构的社会事实。大众传媒通过对社会事实选择性地加工和符号化地再现，呈现出一个新的外部图景，并建构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大众传媒是建构民族主义的重要方式，正是得益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起源、散布。传媒的报道促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了社会成员关于民族的想象和认同，并进一步导致了民族集体行动的发生。

学者熊慧认为，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侧重于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通过对“本民族”和“他民族”之间差异的比较，形塑现实认知。14吴叡人在《想象的共同体》导读中写道：“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族主义现象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张）。”15吴叡人所述的是民族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与传媒的时空二元叙事框架相类似，同样适用于大众传媒对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

四、保钓运动中媒体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在保钓运动的报道中，传媒共建构起“历史—当下”、“他者—自我”和“英雄”叙事这三个叙事框架，前两者是在对立的二元关系中展开的，后者则是通过符号的隐喻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描绘。同时，传媒建构的民族主义叙事话语高度统一，几乎不存在差异化，均表现为一种偏官方化的政治话语。

1、“历史”与“当下”——传媒建构的时间叙事框架

保钓运动中传媒建构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历史”与“当下”的二元关系是主要的叙事框架，有着明显的时间秩序，表现为：（1）落后—被侵略—反抗—胜利；（2）建国—复兴—日方挑衅—强力保钓。在这一历史和现实的脚本中，中华民族既是曾被日本侵略蹂躏的弱者、又是顽强抗日、自强不息的强者；历史上的中国备受欺凌，今日的中国仍被日本多次挑衅。这一类时间的叙事话语建构了民族灾难历史的共同记忆，同时，这一历史记忆与当下钓鱼岛问题的社会现实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框架。

1970年11月的台北《中华杂志》发表了《保卫钓鱼台!》一文，文章说：“我们要向生活在台湾的1500万同胞呼吁：我们上一代用‘五四运动’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企图，并且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国魂，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暴露其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难道50年后的这一代中国青年，真的就要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国土让列强们用‘声明’、‘密约’而断送吗?”“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16“上一代”、“五四运动”、“这一代青年”是这段话的关键字，文中，50年前日本“侵略山东”的历史和50年后日美企图“用‘声明’、‘密约’”断送中国国土的行径形成强烈对比，作者通过50年前的中国青年用“五四运动”与日本侵略者斗争这一段历史，企图动员“这一代青年”来保卫国土。

2012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有实力有信心捍卫钓鱼岛主权》，文章回顾了81年前“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我们绝不能忘记当年国土沦陷的惨痛历史，绝不能忘记落后分裂、被动挨打的沉痛教训。”并从历史联系到当下现实，“近年来，日本背离和平宪法、恶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公然为战争罪犯鸣冤招魂……”文章的时间脉络非常清晰，同时，两个不同时期发生的事件——“九一八”事变和钓鱼岛事件形成对照，强化了作者想表达的保钓的信心和决心，“今天的中国与81年前‘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已是大不相同。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没有谁能在我们头上撒野，也没有任何外来挑衅能够得逞。”17同时，这种情绪对有着共同历史记忆和现实经历的读者来说，往往能够激发起情感的共鸣，产生相同的认知。

此外，《法制晚报》的文章《谈现状 先搞清钓鱼岛“原状”》从钓鱼岛的“原状”和“现状”两个视角进行对照，指出日本政府的言论是“不负责”的；18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外媒热议钓鱼岛事件 批评日本“对历史麻木”》一文引用外媒的报道，批评日本对侵华历史麻木，并认为日本现在的行为“对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负面影响”。19《新闻晨报》的文章《日没有彻底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史》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论钓鱼岛问题的。20

上述报道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的二元对立框架的建构，描绘出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发生联系。历史记忆常强调一民族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这是一个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产生的基础。21“历史往往是从当下出发来理解和诠释昔日自我，以便达成对自我的认识。”22对本民族历史的叙述，能够有效唤起民众头脑中的历史记忆、根基性的情感联系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想象，尤其当历史记忆与社会现实产生惊人的相似或巨大的反差时，传媒的报道往往能够激发出强大的民族情感，影响人们对当下事件的认知，进而为集体行动的发生提供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当下”二元叙事框架中，前者往往都是服务于后者的，历史记忆的建构也大都是出于现实情境的需要。柯文在讨论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时，就曾经指出，历史可能是以三种形式存在的：事件、经历和神话，而后两者正是仍然以“记忆”形式存在并对当下发挥意义的历史。23三种途径之间虽然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其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其中，“神话”层面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识精英根据现实需要而构筑的历史，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24这与我们当下大众传媒建构服从现实情境需要的历史记忆是十分相似的，但正如柯文所说，“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25

2、“他者”与“自我”——传媒建构的空间叙事框架

“他者”与“自我”的对立框架也是传媒建构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方式，即建构起“他民族”和“本民族”的二元对立，前者是后者身份得以验明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实现了对‘他民族’的价值、观念、文化和行为方式等的感知和对民族间差异的确认后，本民族的主体性和同一性才能被建构起来。”26同时，“只有当二者间的差异被媒介无限夸大和恒常化， 成为支配民族叙事的主导逻辑时，上述关系才会为民族主义话语所用，成为媒介赋予当前社会秩序以合法性的依据。”27

保钓运动中的传媒话语，有着非常明晰的“他者”与“自我”的对立框架，即“中—日”对立框架。在媒介文本中，中国往往被描绘成顽强抗敌、宽容友好、正义守法的正面大国形象，而日本通常以侵略者、阴谋者、忘恩负义、不思悔改的形象出现，双方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反差。尤其在钓鱼岛这类关系到两国领土和尊严的问题上，这种二元对立的话语在传媒报道中通常都被加强了。

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日本反动派妄图把钓鱼岛等属于中国的一些岛屿和海域，划入日本的版图。佐滕反动政府的外相爱知最近一再叫嚷，这些岛屿的‘领有权’属于日本，‘防卫厅长官’中曾根甚至公然把这些岛屿列入日本第四个扩军计划的‘防御’范围。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日本反动派不管制造什么样的借口，玩弄什么样的手法，它企图霸占中国神圣领土的阴谋，都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28这段文字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其中，日本几乎与“反动派”这一符号对等，“叫嚷”、“侵略野心”、“霸占”、“阴谋”等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充分描绘出了日本作为一个侵略者的负面形象；而“历史事实”、“中国神圣领土”等话语则建构出中国守护领土的正义感，二者相差之大让人一目了然。

《环球时报》的《无论日在钓鱼岛危机中如何选择 中国都会奉陪》一文直接从斗争的角度阐明两国现在所面临的尖锐局势：“以往的中日尖锐冲突已经表明，在中日博弈中，中国的资源和手段都更多，并且在继续增长。日本的手段不仅有限，而且基本是老一套。如果中日围绕钓鱼岛‘斗’，中国人决不相信自己会输。”29《南方周末》的文章《钓鱼岛，钓的什么鱼？》中说：“伴随两国历史荣辱的钓鱼岛，好像是国家的幸运岛和光荣岛，日本没有完全失去，便没有完全战败；中国没有完全收回，便没有完全胜利，历史的创伤便没有痊愈。”30从历史荣辱的角度提出钓鱼岛对中日两国的意义。

此外，很多网络言论也侧重于“中-日”之间的对立冲突，如天涯社区网友“starhul”于2005年发表的《爱国抗日，抵制日货，从我做起》的帖子，帖中将日本对中国所犯的每一条“罪行”都单独成行、从古至今依次排列，这种组合方式对阅读者能够产生强大的情感冲击，更能鼓动人们的爱国情感和反日情绪。31

“他者”与“自我”对立框架的建构重在展示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和差别，使读者对本民族这一共同体产生认同感和支持，进而实现对“他民族”的对抗。传媒在建构这种对立框架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其中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他者”作为一个整体放在“自我”的对立面。在钓鱼岛争端上，日本国内事实上也存在着部分中立和反对的声音，但这在我国少见报端，而日方右翼势力的观点被无限放大，并且几乎与全体日本人的观点相等同。这种抹杀个体、强化整体的做法虽然能够取得良好的对抗效果，却往往能够引发一些不理性的集体行为，网络言论中出现的对日本人的一片打杀声、抗日游行中的“打砸抢”等现象，与传媒强化“中—日”差异性和对抗性、忽视“他者”个体性的做法是存在必然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