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2012年涉华报道新特点

2012 年是中德建交40 周年，两国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交往都很频繁，中德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德国不仅成为了欧洲对华投资、输出技术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中国在欧洲的主要投资地。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交往必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国际间的新闻秩序长期以来由西方大国所主导，一些媒体并没有客观、全面地展现中国的发展，反而是常常刻意夸大负面信息。鉴于此，本文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为例，对2012 年所有涉华的770 篇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明镜集团旗下的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明镜》周刊（Der Spiegel）和《经理人杂志》（Manager-Magazin） 三个数据库。研究结果显示，总体来看，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较之2011年略微好转，但是在报道中仍然摆脱不了既吃惊又恐慌的双重情感。报道特点如下：

第一，议题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负面报道居多。

在770 篇涉华的新闻报道中， 涉及政治问题的报道达到了33.5%，对经济方面的报道为30.6%，既涉及政治又涉及经济的报道所占比例为9.3%，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占到了9.0%，对文化的报道为6.1%。

大部分对政治问题的报道，内容涉及到人权、网络监管、各级政府换届、中央和香港关系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在对经济领域的报道中很少有真正意义上是褒奖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的，大多还是用嘲讽的语气谈论中国的版权问题，并对倾销、恶意竞争和贸易保护进行批评。虽然有些报道对中国企业的跨国收购表达了吃惊和一定程度的恐慌，但最后常常转移到政治问题上。很多文章看似在谈论经济，其实是对政治的批评；看似讨论政治，其实是为了达到自身某种经济目的，从中也可以看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不可分。在有关社会问题的报道中，大多数是反映中国现存的一些问题，例如矿井爆炸，交通事故，同性恋和艾滋病感染人群，环境污染等。

第二，带有明显“吃惊与恐慌”的双重情感。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德国媒体已经不仅仅吃惊“中国模式”的成功，更对中国企业的崛起感到了恐慌和害怕。比如有

“中国企业又开始海外圈地了”、“青岛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中国的银行预定了50 架空客”、“ 普茨迈斯特被卖给中国了”。中国企业已经不是西方媒体传统观念中制造廉价商品的代名词了，而是越来越多地涉足矿产、石油、金融、通信和机械等领域，因此涉华报道中常流露出羡慕和嫉妒之情。

在三一重工收购了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后，该跨国并购案在作为机械工业强国的德国成为了媒体热议的焦点。无论是民众，还是媒体的自尊心都受到一定影响。在德国，家族企业有着很强的自尊，除非遇到金融危机或者在其他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放弃对企业控制权的。这种民族自尊心可从媒体的报道中反映出来：“三一以后不用雇佣普茨迈斯特的员工了，可以把产业转到他们的新总部”、“ 德国在该领域的领头羊第一次被中国公司收购了” 等等。虽然中国企业在管理方式、薪酬体系、文化思维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无论在服务理念，产品设计与推广还是在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管理等方面，最大可能地适应东道国的风俗和文化，严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积极实现本土化的战略，但德国媒体对这些积极、正面的措施并没有报道，而是以一种不信任的方式对“中国模式”及中国企业能力提出质疑，并对中国企业的到来表示恐慌。大量报道“中国国内经济不稳定”、“出口下降”、“外资大量撤离中国”、“中国的企业能力不行”、“被收购后德国员工岗位堪忧”等负面消息，以刺激德国国内民众，使我们在收并购过程中常常受到当地企业员工和工会的强烈反对。

第三，批评方式由直接改为间接，媒体以“观察者”身份自居。

在涉华报道中还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新特点，就是媒体以“观察者”身份自居，大篇幅地报道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国内的矛盾，对中国在地区及世界的影响力持一种谨慎和恐惧的态度。在批评方式上，也由比较直接改为间接。比如770 篇报道中有12.3% 都是在谈论中日关系，主要围绕中日钓鱼岛矛盾、日本企业在中国、中日经贸关系等展开。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的描述上，常常是单方面强调“中国的海监船又去钓鱼岛示威”、“中国积极训练航母准备应对海权纷争”等措辞，来强调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威胁。又如在涉及日本企业在华经营的问题上，常常引用中国和日本媒体已有的新闻，来佐证日本企业正当、合法的权益在中国受到侵害。虽然德国媒体没有直接批评中国，但不全面的报道其实已把读者引向了一边倒的局面。例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德国媒体用的是“尖阁群岛（Senkaku-Inseln） ，“日本逮捕了来自中国的占岛者”、“ 丰田在中国的销售暴跌”，使受众感觉，这就是日本的岛屿，中国的船只是在挑衅和威胁。其间接的批评方式比直接批评更加具有欺骗性。

德国媒体还常常以“观察者”身份自居，对中国国内的问题进行评论，但并没有说明信息的来源渠道和可信度。例如引用所谓权威人士和消息人士的说法，来调动受众对“收入分配不均急速加剧”、“十八大换届”等问题的猎奇心理，加深了普通民众的猜疑以及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到，西方新闻媒体背后的战略取向很清楚，通过负面夸大、双重标准和肆意煽情等方式，用所谓“客观”的新闻专业主义，“详实”的数据来进行舆论宣传，以达到其实现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多方面的目的。

2011 年7 月皮尤全球项目态度(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22 个国家中，德国的中国形象负面度比较高，位居所有被调查国家的第三位，紧随土耳其、日本之后。但从整体趋势上说，中国在德国的总体形象从2008 年开始还是在缓慢上升，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者也从2010 年的30% 上升到了2011 年的34%。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有着重要贡献，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德国受众中持积极态度者还是比去年有所增长，从2010 年的37% 上升到了2011年的46%，上升了9 个百分点。但是在回答“中国实力的增强对你国家的影响”时，德国明显感到了害怕和“中国威胁”。尽管中国经济对世界贡献很大，但持消极态度者还是超过了持积极态度者，达到了50% ；对军力增长持消极态度者更达到了79%，远超过持积极态度的12%。这说明西方很难从心理上接受这样的下风地位，这种心情于是常常反映在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更多的是被西方视为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涉华媒体多带有有色眼镜。在内容分析中发现，德国媒体巧妙地抓住了德国受众喜爱追问、质疑的心理和善于思辨的民族特性，通过贬低成就、夸大负面和截取信息的方式来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针对此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扩展传播途径，积极构建第三方的传播渠道，主动利用德国受众善于批评、反感政治宣传的民族特性，多通过一些非官方组织、学术机构、民间人士的声音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双方要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友好地倾听他者的声音，克服刻板印象和文化定式影响，构建对外传播中和谐有效的第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