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

拙著《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能够荣获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是广大读者和评奖委员会的评审专家抬爱的结果，我首先感谢他们。

如果说这部著作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主要是有所创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在为本书所写“序言”中指出，《中国新闻史新修》“是一部从史实出发，不落窠臼，言所欲言，充满了新意的好书”，这种新意体现在“框架”、“体例”和“内容和观点”等三个层面。［1］广大读者更是见仁见智，有的说：“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最好的一本中国新闻史。史论结合，以史鉴今，体现了作者非凡的勇气和见识。而史料之丰富，考证之细致，也是当前新闻史学者中罕见的。另外对胡适、储安平的大段客观公正的论述，也是突破性的贡献。”［2］有的说：“以前老想着怎么新闻史都是政治史呢？这次终于找到了这本不拘泥于时间、政治变幻的新闻史，终于有了新的学术视角。”［3］有的说：“这本书用了很独特的视角——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新闻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管这种理论体系是否完备，总是能给学习研究新闻史的人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4］有的说：“这本书应该是我目前读到的最好的新闻史了。它讲述历史的方式比较新，框架建构很新颖，分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三个大板块。最值得称赞的还是它的内容和新观点。只是一个绪论，就让人大为惊喜！”［5］

有了专家和读者的评价，如果就本书的创新我再说些什么，就有“王婆卖瓜”之嫌了。在这里，我想借《新闻爱好者》的版面，向广大读者汇报一下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基本态度和做法。

对于我来说，从事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是半路出家，因此是从学习开始的，我几十年研究和教学新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新闻史的过程。检讨我学习、研究新闻史的经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主要体现了两个字：一个字是“疑”，一个字是“考”。疑是置疑，考是考问。置疑是心态，考问是做法。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置疑、不断考问的过程。

一、置疑因存疑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置疑就是怀疑。马克思在1865年曾经说，他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不是“怀疑论”，而是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胡适先生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没有“置疑”的态度，就不可能有“质疑”的行动，不质疑、不考问，哪来创新？“置疑”是严肃学者做学问的基本态度，更是史家治史的应有态度。

置疑是因为历史存疑。存疑是历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是与生俱来的。

一般来讲，“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史家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包括口头的或文字的。第一重意义上的“历史”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范畴，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它成了一种过去的存在，我们谁也看不到，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历史，是第二重意义上的“历史”，是通过史家的理解和叙述而存在的历史，简言之，是治史者“治”出来的历史。

史家治史，是史家基于史料的解释和叙述。首先，历史已成为过去，留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史料，史家须花很大精力收集史料，甄别真伪，但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史料的“绝对翔实”；其次，史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必然会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置身于无尽绵延的历史整体中去，聆听那由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无底深渊中发出来的声音，从而呈现出他自己的历史，难以“绝对客观”。因而，任何史家“治”出来的历史都难免不打上自己的烙印，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发生历史”的真实，这就都决定历史研究只能是一种“遗憾研究”，即使再伟大的史家所叙述的历史都会留下后人研究的空间，都会“存疑”。

再者，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旧的历史解释被推翻与改写，新的历史解释在不断呈现，历史研究就在这种不断“扬弃”的过程中，去逼近“发生历史”。因此，历史研究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与现实永远的对话过程。史家只有与时俱进，不间断地发掘新史料，不间断地进行新解读，不间断地置疑与考问，才能有新的历史呈现。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况。中国历史更是处处“存疑”。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盛世修史之说。盛世修史就是胜利者修史，统治者修史。胜利者修史，实际上是撰写自己得意的历史。统治者修史，实际上是撰写他们是如何取得政权的历史。因此，难免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难免渗透出“成王败寇”的价值取向，“抬高自己，而贬低失败者”，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编造一部历史。此外，中国文化中，还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潜规则，把统治者的缺点掩盖起来，或者抹杀掉，这样的历史，其真实性又大打折扣。记得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每一个字都可疑。

历史存疑，因此无论是读史还是治史，都必须以“置疑”的心态对待之。

二、存疑须考问

对于存疑的“历史”，持“置疑”态度，是必须的，但是仅仅“置疑”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之鹄的乃在求得历史之真相，这个历史真相是前面所说的发生历史的真相。仅有置疑，不仅不能使历史“释疑”，而且还会使读者陷入永远的“疑惑”之中，永远找不到历史的真相。为此，我们还必须把这种“置疑”态度付诸行动，那就是考问，主要包括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等三个层面。

何谓史料？史料是“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必须根据之种种资料”。［6］122我们强调解释在治史中的作用，强调史家的主体性，然而，这与历史相对主义有原则区别。在他们看来，历史只不过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构起来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历史自身不具有独立于人们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完全割裂了历史存在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为史家的解释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我们承认史家的主体意识，我们更看重史料的重要性，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史家于历史之解释是全部奠基于历史史料之上的。没有史料，治史就无从着手。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史料’的考订和甄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7］15

前面说了，发生过的历史已经过去，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史料，并且这些留下来的史料还是“残缺不全”的。“残缺不全”的史料，对于发生过的完整的历史事件来说，那只是“九牛一毛”；而“九牛一毛”的史料，对于史家个人来讲，也算是“浩如烟海”。有人认为研究近代史，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都不能阅读已经出版的书籍的四分之一。［8］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料，要选择有用的史料，非轻而易举可得。加之史料的价值判断、真伪辨别更是难上加难，“史料认识与采集方面，则全恃史家识力之判断”。［6］122故史料收集、整理、考证是治史者的基本功，史家治史，首先要练好这个基本功，练就“火眼金睛”，认识史料的价值，考证史料的真伪。

我认为史料重要，但我不是史料主义。史料虽然重要，但是史料不是历史，经过史家在遗存的史料片段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由此呈现出来的才是“历史”。“史料”和“历史”中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史实”。史实是经过史家选择、考证并解释后的史料，是加工后的史料，是历史的“半成品”。在西方，“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histora”，它的最初含义就是讲故事、叙述；史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过去发生的历史，只有在被人发现并通过解释揭示出来后，历史才能去蔽而为人所知。“任一客观资料，其能产生历史价值者，皆经解释而得，亦因解释而明。至于更精义之解释，则在于以解释而建立全貌。……史家所能以提供历史知识者，则必须经过解释，方可成为知识。此乃史家之天然使命，非如此即不足以称为史家，直抄胥而已。”［6］164历史学识修养之于史实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克服主观和客观在内的各方面条件限制，使其解释出来的史实是“史实”，即尽可能符合发生历史的真实。史实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基础。

史论，是史家对历史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及通过某种方式表示的观点。史家治史，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当下提供历史镜鉴，即“以正确研究解释建立人类过去活动之重要史迹，使后人如参考记忆中经验，足资采择以适应现在创造未来者”。［6］108因此，史家对历史的研究必然要做出自己的结论，在史籍中必然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与纯粹的论著作家直接表达的自己观点和主张的方法不同，史家观点的表达是隐含的，隐含在对史料的选择上，隐含在对史实的解释上，当然也有如“太史公曰”那样的表达方式。作为历史镜鉴，史家对历史做出的结论须尽可能恰当。为此，史家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切不可先入为主，带着观点去找材料；也不能做无根的游说，应做到论从史出，力争做到言必有征，字字有出处有根据。这样，你的结论除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外，还能经得起后人的质疑。后人治史，也要基于历史事实，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前人叙述“历史”中的结论进行考辨。

老一辈的新闻史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无论是史料积累还是范式建构，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学者撰文探讨新闻史研究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2007年，《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部分新闻史研究者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新闻史研究水平的问题进行了几次笔谈，大家各抒谠论，分析存在的问题，探索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新局面的路子。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这种自省和期待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学者们对新闻史这门学科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学术期待。

我认为，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术内卷化。所谓“学术内卷化”，据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正如方汉奇教授所说，“近几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7］37“学术内卷化”状态令新闻史学界呈现出“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带着这种情绪，大家都在探索走出“内卷化”的路径，并且有的已经开步前行了。我的路径是“重考”，即如上所述，对以往史家叙述的“中国新闻史”从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等层面进行一番必要的考察，或推陈、或出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新”做了一点贡献。

三、加强史学修养，增加“考问”底气

史家史学修养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水平。当下，“治新闻史的学者史学意识不强，史学功底明显不足，是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瓶颈”。［9］新闻史研究者只有加强史学修养，才能增强“考问”底气，才有可能出点创新性成果。

中国的史家历来重视史学修养。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刘氏所说之“才”，主要是指史家文字表述、体例编排和文献运用能力；所说之“学”，主要是指史家各方面的知识；所说之“识”，主要是史家之器局与胆识。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将“史才三长”发展成“史才四长”，丰富了史家修养之内涵。章学诚认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唯有慎于“心术”，才称得上有良史之德，“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为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在章氏这里，“天”即指历史的客观规律，“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性。史家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史家尊重客观历史，在历史研究中排除史家之价值预设，以保持历史的真实。对于史家而言，“识”是史家的历史观，即史家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对历史展开过程的基本认知框架。只有在自己的历史观中，历史才可能真正发生，史家才能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讲述和还原，寄托自己的专业梦想。史观从何而来？史家唯有摆脱各种定见，走进历史深处，让自己的身心去拥抱历史，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这样的历史才是属己的历史。这种“属己”的历史观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向无限历史的追问，是史家和历史的相互占有，彼此从对方那里消失并得到实现。唯有如此，历史才能不再是外在的教条和顶礼膜拜的神话，也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故纸，而是史家历史体验中激发出来的生命记忆，才是真正的历史洞见。近人梁启超对“史才四长”提出了“德”、“学”、“识”、“才”的顺序排列，特别把史德放在首位。

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有差异，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学习先辈学者对史家的史学修养的论述，我深受教益。我认为，“德”是史家“独立不阿”的人格；“识”是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胆略；“学”是治史的理论与方法；“才”是史家史料搜集、史实考证和文字驾驭的能力。“四长”相依相存，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似乎没有重要次要之别。先辈学者各人强调的重点不同，是因为他们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史家要写出对历史负责，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史书，必须心存“良知”，具备“独立不阿”的人格，不屈从、不逢迎，秉笔直书；但是“秉笔直书”何其难？历代统治者对于不符合己意的历史撰述，往往横加摧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国崔杼杀死了国君后，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种“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血色记忆成了中国史家难以挥去的历史梦魇，历史叙述难以突破权力所设置的“红线”，所以先辈史家把“胆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说：“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史学修养之于史家来说，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际问题。我自己的体会是，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注重史学修养，努力提高德、识、学、才水准，这些努力必然会在撰著中有所体现。方汉奇老师在为我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写的序言中，在充分肯定该书的创新之后说：“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他的开阔的视野，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他的理论勇气，和他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全局的准确的把握。中国的史家历来有讲究史胆、史识、史才的传统，作者于此三者都有所追求，也都有所表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我知道，在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方老师的话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我今后当加倍努力。（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史新修?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

［2］2008-09-25 11：26：22，豆瓣网.

［3］2010-01-02 23：47：11，豆瓣网.

［4］2008-09-28 21：53：57，当当网.

［5］2008-09-17 22：25：43，当当网.

［6］王尔敏.史学方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方汉奇.方汉奇文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

［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

［9］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