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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知道自己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获得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觉得自己很幸运。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如我一样每天沉浸在故纸堆中，爬梳、思考的人很多，都在认真做着自己的学问。而我的作品能获专家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因我在台湾，材料不在身边而婉拒了）同时推荐，并获此殊荣，实在倍感荣幸。
选题的由来和书写过程
该书的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于2006年到2007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选题的确定是有点和自己较劲的结果。我对政治很不敏感，在学习中国历史时，北洋政府时期是薄弱之处，因此就选定了这个对我来说最复杂的阶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想突破以往的研究体例和内容，有点创新，因此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选定了以媒体本体史为主的研究框架，正如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下决心做一次尝试，用完全的史料作内容，以研究框架本身代替理论支持，来构建我的研究，如果行得通，就好，如果行不通，就当作一种失败的经验好了。虽然人文学科的失败不像理工科那样容易被人接受”。
由于所需要的史料几乎散布于尘封已久的角落，所以我将除了上课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留在了燕京图书馆。那个简陋却内涵丰富的地下藏书室，成了我在美国最熟悉的地方。没有集中的材料，我几乎扫过那里和北洋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关的每一本书籍、每一份材料。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中藏的中国新闻报纸的微缩胶卷，也给我的作品以巨大贡献。材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如果说这本小书还有创新之处，也就是在绪论里面所说的那几点：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上，史料的整理与挖掘上，以及一些结论的得出上。这里不再赘言。为了让更多的同仁集中了解一下本书的内容，我简单整理了一下。
作品的主要内容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该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变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媒体、生动活跃的报人。但长期以来，该阶段主要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或以批评揭露北洋政府对新闻业和报人的迫害为主，历史中的“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作者的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书序）。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复杂。整体上看，中央政府力量薄弱，地方势力相互抗衡，造就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软弱的中央政府没能制定出有效的新闻法，而中国政府在租借地区司法权力的丧失，客观上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保护。“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兴起，铁路和邮电系统的进步，人口的增长与教育的提升，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都直接或间接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与之相关的印刷机械和造纸业，还是中国工业的弱项，每年国家要花大量银元来进行购买，令业界非常痛惜。在这种大背景下，北洋政府时期报纸种类增长，数量增加，发行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报刊网络形成。
民国成立后，官报系统呈现繁荣局面，不仅数量众多，各个政府部门纷纷出版自己的官报，而且官报开始脱离民间报纸模式，自成一体，并多名以“公报”，成为国家发布法律、法规的权威媒体，具有自身独特的管理体系和功能特征。
政党报纸是该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报纸大类，当时重要的党报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出版的，党如何创办、管理和利用报纸，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是党报的关键要素之一。国民党因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因此宣传部的设立和组建经过了一个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而围绕着宣传部进行的斗争，显示出国民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该时期党报比较混乱，各自为政，国民党对报纸的控制也基本以津贴为主，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实施有效的管理，整肃出版物，并发布宣传大纲。共产党的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较强的纪律性，党对报刊的管理意识相当强，另外，中共因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和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共的报刊均有指导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和对党媒的管理制度与观念由此发轫。
商业报纸是主流。中国商业报纸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呈现出地区上的显著差异。该时期，上海商业报纸比较发达，其次是天津等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的部分城市；北京因为是政治中心，商业报纸并不发达。其内部运作比较复杂，也是各类媒体中最成熟的部分，代表了中国媒体行业发展的主流。
宗教报纸在清末被关注得很多，但民国后就光彩不再，这时宗教报纸的主要任务已经转为传教。老牌的天主教、基督教报刊在中国传布依旧比较广泛，它们中有的专门传播教义，完全以传教布道为宗旨，有的世俗性较强，发行较广。天主教传教机构对该类报刊还有新闻检查制度。佛教刊物在民国初年也是比较繁盛的，和当时中国佛教改革和救国运动相结合，出现了很多佛教刊物，虽然这些刊物大部分比较短命，但也诞生了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刊物。道教、儒教、清真穆斯林等教派也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
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也是民初媒体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境内的国际通讯社垄断了中国的对外报道，因此，中国业界对建立自己的通讯社呼声很高。由于技术和资金以及观念的影响，当时比较重要的国人自办通讯社都是国内的地区性通讯社，他们在业务领域无法和国际通讯社进行抗争。广播电台的设立也是由外国人开始的，但很快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电台，这些电台在创立伊始，并不以新闻报道为主，而是以音乐娱乐节目为主，同时利润来源主要靠售卖收音机等电子产品。
新闻业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基础。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技术，没有技术的支持，新闻业无法实现现代化。民初时期，新闻媒体的现代化体现在少数报馆开始兴建自己的馆舍，建立内部资料室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并不多。在新闻传递上开始使用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但在收费等制度问题上与政府还有争议，彼此间有过多次协商和争取；大报馆开始使用世界先进的轮转印刷机，国产的印报机开始被业界接纳和使用，而更多的报馆只能租印刷厂的机器出报；物质条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除了资金、技术外，观念也是重要因素。
在运营模式上，股份制成为各报馆通用的模式；内部机构设置也已经开始有了符合现代新闻运作的专业细致的分工，采访编辑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分开，职能明确，一些大报馆甚至有了为提升新闻报道、报纸发行和广告收入而设立的协调部门。在人员方面，稳定的职业记者开始出现，高素质人员的出现，为新闻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但整个新闻行业编辑地位高于记者，专职记者少，高素质职员的缺乏又凸显了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报馆在人员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和完整的规章。整体上看，运营模式受报馆个体发展、地域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呈现差异和不平衡的特点。
报纸经营，资金、发行和广告是关键。受新闻行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多新闻媒体在经营的过程中得到过来自政府、政党等的资助。在发行上南方报业受制于地方报贩，一些大报报价低于成本，报纸靠广告支撑；北方报业情况稍好一点，但因篇幅较少，发行还有收入；在异地发行上，报馆一般采用自办发行的方法，设立分销处或分馆的方式进行。广告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经营方式比较多样，既有报馆的广告部门，也有社会上的广告社；广告分类多样，策划加强，但也有一些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开始出现。
新闻业务方面进步很大。新闻采集渠道开始拓展，但还不能摆脱对外来稿件的高度依赖，自采新闻比重较低；新闻种类比较齐全，在具体的写作上已经有一定的规范，一些报纸的新闻，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提高，涌现了如邵飘萍等以采写著称的名记者。评论方面，种类比较繁多，以时评为代表性体裁，在具体写作上也有了规范和模式，产生了陈布雷、张季鸾等比较著名的主笔。在新闻版面的编辑上，综合编辑法取代专版编辑法，精编主义成为编辑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当时新闻质量不高，假新闻问题突出，而且多数报纸使用的还是文言文。
在新闻理论和观念方面，业界对报纸定义和对报纸功能的认知上有了专业性的提升；对中国报纸的现状也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把政治独立、言论自由、经济自立看作报纸最重要的品质；整个报业对新闻自由的呼声很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争取，同时对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很少。“文人论政”的原则被很多报纸采用，成为中国报纸独特性的代表；特别是天津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的提出以及艰苦实践，使“文人论政”的传统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另外，业界对保护新闻来源、新闻的商品性和新闻版权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闻团体比较发达，从全国性到地区性、从学术团体到行业团体均有发展。
我的感想和感谢
历史是复杂的，充满令人感动和深思的细节。而历史对于我来说，最有魅力的地方不全是发现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首先是观察历史的细节是如何影响历史前行的。黑格尔说“上帝惊叹细节”，《圣经》上说“万物互相效力”，才诞生了生动而复杂的历史。所以我扬弃了宏大叙事的历史学陈述方式，转而抓取一些细节，来展现丰富、生动而真实的民初中国新闻业。在我的眼里，它如同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有活力十足，想象力、创造力丰富，学习进步迅速的一面，也有不成熟、充满矛盾和反叛的一面。它被民初的社会所塑造，也成为塑造这个时代的重要因素。
书出版后，获得业内同行和前辈的鼓励，我深感欣慰，略举一例：香港《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年第四期发表英文书评，向海内外介绍该书，并称赞该书在体例与视角方面的独特创新，为研究该时期传媒历史的重要成果；《南风窗》、《新闻春秋》、《国际新闻界》等杂志均以不同的方式推介过本文。有专家称它“自出机杼，颇多新意。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有分量的断代史研究成果”；“结构上摆脱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套路，归回新闻业本体，按照新闻业自身的类别、结构和发展特征划分研究板块，将局部和个案性质的新闻史研究纳入整体性的断代史研究中，研究的系统性得到强化。”（本书序）这些谬赞都给我以鼓励。
如果一定要写一点获奖感言，那我首先感谢那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如同前世相约的故友，在我需要的时候，那么惊喜地闯入我的眼帘；感谢我的导师，平和雍容大度睿智，让我知道成熟的麦穗才是低头的，而我离低头还很远。感谢我的学生，在教授你们的过程中，我也教会了自己很多……感谢上天，“万物互相效力”，让我有了今天的认知——对于青年奖获得者（如果一定要扣住主题的话）的我来说，获奖只是昨天，今天的努力和明天自己又能贡献出多少人文知识才更为重要。历史记住的永远是那些真正的、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知识，没有人记住这个知识曾经获得了什么奖。人文社科的知识尤其如此，对此，我很有自知之明。一本书能有多少新知，能有多少经得起历史淘沙一般的洗刷，经过十年、二十年、半世纪、一甲子，甚至更久远时间的检验而存留下来，被人翻阅、给人启迪呢？所以我真诚感谢诸位前辈、同行和吴玉章奖评审组的各位评委，你们的鼓励、赞扬、批评，都是我保有心灵宁静，固守学术天空，继续前进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