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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学术的动力和目的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的获奖感想

王润泽

2013年01月04日16:47    来源:新闻爱好者    手机看新闻

知道自己的作品《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获得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奖,觉得自己很幸运。人文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如我一样每天沉浸在故纸堆中,爬梳、思考的人很多,都在认真做着自己的学问。而我的作品能获专家和人民大学出版社(后因我在台湾,材料不在身边而婉拒了)同时推荐,并获此殊荣,实在倍感荣幸。

选题的由来和书写过程

该书的主体是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于2006年到2007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选题的确定是有点和自己较劲的结果。我对政治很不敏感,在学习中国历史时,北洋政府时期是薄弱之处,因此就选定了这个对我来说最复杂的阶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想突破以往的研究体例和内容,有点创新,因此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最终选定了以媒体本体史为主的研究框架,正如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下决心做一次尝试,用完全的史料作内容,以研究框架本身代替理论支持,来构建我的研究,如果行得通,就好,如果行不通,就当作一种失败的经验好了。虽然人文学科的失败不像理工科那样容易被人接受”。

由于所需要的史料几乎散布于尘封已久的角落,所以我将除了上课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留在了燕京图书馆。那个简陋却内涵丰富的地下藏书室,成了我在美国最熟悉的地方。没有集中的材料,我几乎扫过那里和北洋政府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关的每一本书籍、每一份材料。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中藏的中国新闻报纸的微缩胶卷,也给我的作品以巨大贡献。材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如果说这本小书还有创新之处,也就是在绪论里面所说的那几点: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上,史料的整理与挖掘上,以及一些结论的得出上。这里不再赘言。为了让更多的同仁集中了解一下本书的内容,我简单整理了一下。

作品的主要内容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该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变迁,催生了生机勃勃的媒体、生动活跃的报人。但长期以来,该阶段主要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办报活动的历史和个别大报的历史”,或以批评揭露北洋政府对新闻业和报人的迫害为主,历史中的“大部分都被忽略了、被淡化了、被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作者的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本书序)。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复杂。整体上看,中央政府力量薄弱,地方势力相互抗衡,造就了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软弱的中央政府没能制定出有效的新闻法,而中国政府在租借地区司法权力的丧失,客观上为新闻业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保护。“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经济的兴起,铁路和邮电系统的进步,人口的增长与教育的提升,思想解放和文学革命,都直接或间接为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与之相关的印刷机械和造纸业,还是中国工业的弱项,每年国家要花大量银元来进行购买,令业界非常痛惜。在这种大背景下,北洋政府时期报纸种类增长,数量增加,发行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国报刊网络形成。

民国成立后,官报系统呈现繁荣局面,不仅数量众多,各个政府部门纷纷出版自己的官报,而且官报开始脱离民间报纸模式,自成一体,并多名以“公报”,成为国家发布法律、法规的权威媒体,具有自身独特的管理体系和功能特征。

政党报纸是该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报纸大类,当时重要的党报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出版的,党如何创办、管理和利用报纸,其内部是如何运作的,是党报的关键要素之一。国民党因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因此宣传部的设立和组建经过了一个由不重视到重视的过程,而围绕着宣传部进行的斗争,显示出国民党内部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该时期党报比较混乱,各自为政,国民党对报纸的控制也基本以津贴为主,国共合作后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实施有效的管理,整肃出版物,并发布宣传大纲。共产党的报刊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较强的纪律性,党对报刊的管理意识相当强,另外,中共因为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苏共和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共的报刊均有指导和支持,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和对党媒的管理制度与观念由此发轫。

商业报纸是主流。中国商业报纸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呈现出地区上的显著差异。该时期,上海商业报纸比较发达,其次是天津等华北地区和东南沿海的部分城市;北京因为是政治中心,商业报纸并不发达。其内部运作比较复杂,也是各类媒体中最成熟的部分,代表了中国媒体行业发展的主流。

宗教报纸在清末被关注得很多,但民国后就光彩不再,这时宗教报纸的主要任务已经转为传教。老牌的天主教、基督教报刊在中国传布依旧比较广泛,它们中有的专门传播教义,完全以传教布道为宗旨,有的世俗性较强,发行较广。天主教传教机构对该类报刊还有新闻检查制度。佛教刊物在民国初年也是比较繁盛的,和当时中国佛教改革和救国运动相结合,出现了很多佛教刊物,虽然这些刊物大部分比较短命,但也诞生了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刊物。道教、儒教、清真穆斯林等教派也都创办了自己的刊物。

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也是民初媒体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境内的国际通讯社垄断了中国的对外报道,因此,中国业界对建立自己的通讯社呼声很高。由于技术和资金以及观念的影响,当时比较重要的国人自办通讯社都是国内的地区性通讯社,他们在业务领域无法和国际通讯社进行抗争。广播电台的设立也是由外国人开始的,但很快中国就有了自己的电台,这些电台在创立伊始,并不以新闻报道为主,而是以音乐娱乐节目为主,同时利润来源主要靠售卖收音机等电子产品。

新闻业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整个行业发展的基础。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技术,没有技术的支持,新闻业无法实现现代化。民初时期,新闻媒体的现代化体现在少数报馆开始兴建自己的馆舍,建立内部资料室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并不多。在新闻传递上开始使用电报、电话等通信技术,但在收费等制度问题上与政府还有争议,彼此间有过多次协商和争取;大报馆开始使用世界先进的轮转印刷机,国产的印报机开始被业界接纳和使用,而更多的报馆只能租印刷厂的机器出报;物质条件现代化的主要障碍除了资金、技术外,观念也是重要因素。

在运营模式上,股份制成为各报馆通用的模式;内部机构设置也已经开始有了符合现代新闻运作的专业细致的分工,采访编辑部门和经营管理部门分开,职能明确,一些大报馆甚至有了为提升新闻报道、报纸发行和广告收入而设立的协调部门。在人员方面,稳定的职业记者开始出现,高素质人员的出现,为新闻业的发展带来生机;但整个新闻行业编辑地位高于记者,专职记者少,高素质职员的缺乏又凸显了新闻业发展过程中的不足。报馆在人员工资和福利待遇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和完整的规章。整体上看,运营模式受报馆个体发展、地域文化、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呈现差异和不平衡的特点。

报纸经营,资金、发行和广告是关键。受新闻行业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很多新闻媒体在经营的过程中得到过来自政府、政党等的资助。在发行上南方报业受制于地方报贩,一些大报报价低于成本,报纸靠广告支撑;北方报业情况稍好一点,但因篇幅较少,发行还有收入;在异地发行上,报馆一般采用自办发行的方法,设立分销处或分馆的方式进行。广告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经营方式比较多样,既有报馆的广告部门,也有社会上的广告社;广告分类多样,策划加强,但也有一些在当时甚至现在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开始出现。

新闻业务方面进步很大。新闻采集渠道开始拓展,但还不能摆脱对外来稿件的高度依赖,自采新闻比重较低;新闻种类比较齐全,在具体的写作上已经有一定的规范,一些报纸的新闻,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提高,涌现了如邵飘萍等以采写著称的名记者。评论方面,种类比较繁多,以时评为代表性体裁,在具体写作上也有了规范和模式,产生了陈布雷、张季鸾等比较著名的主笔。在新闻版面的编辑上,综合编辑法取代专版编辑法,精编主义成为编辑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当时新闻质量不高,假新闻问题突出,而且多数报纸使用的还是文言文。

在新闻理论和观念方面,业界对报纸定义和对报纸功能的认知上有了专业性的提升;对中国报纸的现状也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把政治独立、言论自由、经济自立看作报纸最重要的品质;整个报业对新闻自由的呼声很高,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争取,同时对记者编辑的职业道德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实际上能做到的很少。“文人论政”的原则被很多报纸采用,成为中国报纸独特性的代表;特别是天津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的提出以及艰苦实践,使“文人论政”的传统在这个时期走向成熟。另外,业界对保护新闻来源、新闻的商品性和新闻版权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闻团体比较发达,从全国性到地区性、从学术团体到行业团体均有发展。

我的感想和感谢

历史是复杂的,充满令人感动和深思的细节。而历史对于我来说,最有魅力的地方不全是发现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而首先是观察历史的细节是如何影响历史前行的。黑格尔说“上帝惊叹细节”,《圣经》上说“万物互相效力”,才诞生了生动而复杂的历史。所以我扬弃了宏大叙事的历史学陈述方式,转而抓取一些细节,来展现丰富、生动而真实的民初中国新闻业。在我的眼里,它如同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有活力十足,想象力、创造力丰富,学习进步迅速的一面,也有不成熟、充满矛盾和反叛的一面。它被民初的社会所塑造,也成为塑造这个时代的重要因素。

书出版后,获得业内同行和前辈的鼓励,我深感欣慰,略举一例:香港《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1年第四期发表英文书评,向海内外介绍该书,并称赞该书在体例与视角方面的独特创新,为研究该时期传媒历史的重要成果;《南风窗》、《新闻春秋》、《国际新闻界》等杂志均以不同的方式推介过本文。有专家称它“自出机杼,颇多新意。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有分量的断代史研究成果”;“结构上摆脱了传统新闻史研究的套路,归回新闻业本体,按照新闻业自身的类别、结构和发展特征划分研究板块,将局部和个案性质的新闻史研究纳入整体性的断代史研究中,研究的系统性得到强化。”(本书序)这些谬赞都给我以鼓励。

如果一定要写一点获奖感言,那我首先感谢那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如同前世相约的故友,在我需要的时候,那么惊喜地闯入我的眼帘;感谢我的导师,平和雍容大度睿智,让我知道成熟的麦穗才是低头的,而我离低头还很远。感谢我的学生,在教授你们的过程中,我也教会了自己很多……感谢上天,“万物互相效力”,让我有了今天的认知——对于青年奖获得者(如果一定要扣住主题的话)的我来说,获奖只是昨天,今天的努力和明天自己又能贡献出多少人文知识才更为重要。历史记住的永远是那些真正的、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知识,没有人记住这个知识曾经获得了什么奖。人文社科的知识尤其如此,对此,我很有自知之明。一本书能有多少新知,能有多少经得起历史淘沙一般的洗刷,经过十年、二十年、半世纪、一甲子,甚至更久远时间的检验而存留下来,被人翻阅、给人启迪呢?所以我真诚感谢诸位前辈、同行和吴玉章奖评审组的各位评委,你们的鼓励、赞扬、批评,都是我保有心灵宁静,固守学术天空,继续前进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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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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