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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摘要】本文在介绍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新闻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者对其新闻思想的评价与认识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体现了学术话语构建中的某种蝴蝶效应，它夸大了李普曼对民主制度的抨击与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也影响着当代学者对李普曼新闻思想所做的各种评价。
【关键词】李普曼；民主；公众；新闻业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报刊专栏作家，在其6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了1万多篇共1000多万字的时论文章及31部有关哲学、政策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其中直接涉及新闻学的著作有三部：《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中文译本只有《公众舆论》。《公众舆论》作为研究舆论问题的传世名作，在英语世界一再重印，在中国也出现过两个翻译版本。
李普曼在这些著作中隐含的新闻思想就是，我们在准确理解民主和新闻的关系时困难重重，人们误解了新闻业能够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新闻业无法为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图景，反而在民主理想和现实之间制造紧张状态。[1]由于李普曼质疑人类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怀疑独立而全能的理性公民个体的存在，他将运用理性知识进行政治决策的权利赋予了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拥有特殊技能的”专家和精英（即局内人）。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李普曼的民主观被视为一种政治精英主义，并“被认为”与杜威及其支持者所持的大众参与式的传统民主观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批评为是反民主的。[2]
本文在介绍李普曼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新闻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厘清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学者对其新闻思想的评价与认识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体现了学术话语构建中的某种蝴蝶效应，它夸大了李普曼对民主制度的抨击与批判，甚至扭曲了李普曼的真实意图和立场，也影响着当代学者对李普曼新闻思想所做的各种评价。
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
1920年，《自由与新闻》一书的出版开启了李普曼的新闻思想——舆论的可被操纵性观点，这对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普曼开篇就指出：“现代西方民主的危机正是新闻业的危机”，新闻界的最高法则应该是“阐明真理、揭露丑恶”，新闻界提供真实可靠的新闻对大众社会代议制民主非常重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民主国家公民借以形成舆论，进而左右政府决策的基石。为此，李普曼提出改造新闻业的设想：新闻记者应该是“耐心、无畏的科学人士，努力探求世界的真相；好的报道需要实践最高的科学品质”，即“客观性”的检验标准。[3]但是，这种对新闻客观性和专业化的热情，很快就被《公众舆论》一书中流露出的不可知论和悲观情绪所动摇。
作为李普曼的新闻学代表作，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对媒介、公众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改变了其他学者探究政治理论的方法，这就是格雷厄姆?沃拉斯所反对的那种只见政治机构不见人的传统政治学。其中，李普曼仔细研究了民主理论的中心问题——对“全能公民”的信念。在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下，李普曼开始意识到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存在，人们看待事物的方法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环境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习惯，因此相信“民主最初的教条”是不再可能了，即“管理事务的知识自发地产生于人的内心”。[4]161进而，李普曼对新闻业可以促进民主的理想也开始动摇，并承认自己在《自由与新闻》中认识的不足，“新闻与真理并不是一回事，他们必须得到清晰的区分”，民主制度的缺陷并不能靠更好的新闻报道、值得信赖的新闻和真实的资料来弥补。对大众民主理想的幻灭，使李普曼将无法作出正确政治决断的公众视为“局外人”，并将对民主决策提供意见的权利赋予少数“经过特殊训练”的“拥有特殊技能”的专家、局内人手中。这些人不是通过隐晦不清的新闻报道来检验消息的准确性，而是通过专门组织的、不被偏见和歪曲所沾染的“情报机构”来达到目的。这一“精英治国”的观点，体现了李普曼对传统大众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否定，以及对易于被操纵的新闻界的警觉。
这种对现行民主制度的怀疑在其随后出版的《幻影公众》一书中进一步蔓延。在这本引起广泛争议却又很快被人遗忘的书中，李普曼充分论述了传统的民主理论的不足之处，并表露了他个人的许多焦虑之情以及他所丧失的战时的理想主义观念，也对《公众舆论》中的很多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对于公众的民主参与，李普曼宣称如果想当然地认为选民们甚至“生来就胜任”管理公共事务，这是“虚假的理想”，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对普通民众寄予更多期望是不合适的，“我找不到时间去做民主的理论期待我要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去了解时局，并对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所面临的每个问题都发表值得一提的观点”。[4]190因此，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大众政府理论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对此，李普曼为现行民主制度和传统民主理论在现实中的困境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如幻影般存在的公众放下肩头这副管理国家事务的担子，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来管理社会，转而将民主政府的施政过程交由局内人做出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使他能够了解问题并采取行动。”[4]191
就新闻思想变迁的脉络而言，李普曼的贡献在于将新闻业、公众与政治民主的关系阐发得更为明确。对民主和现实社会的批判眼光、对非理性个体公众的不信任态度，使李普曼希望新闻业能认清自己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真实角色和需要改进之处，也希望社会公众不要过高地寄希望于新闻业对民主政治的影响，而是真正致力于政治民主制度自身的改革与发展。
李普曼引发的评论与争议
《自由与新闻》《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先后出版，显然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有着紧密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镀金时代的美国人，在工业主义与公司资本主义开始威胁到个体的经济保障、自主权和社会地位的时候，试图对美国民主的含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们追问政府怎样才能保护民众避免工业主义和经济集中带来的副作用，以及这个政府该怎样塑造一个工业国家的未来。当众多改革者、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新闻记者们，不断向当时占优势的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态提出挑战时，一个充满变革的“进步主义时代”到来了。这场进步主义运动所引发的数以百计的提案和许多有组织的改革运动，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假设上：首先，人类基本上是有理性的，如果通过适当的教育，使其掌握自主能力的话，民众会坚决要求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回避特殊利益；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今能够发现美国社会问题的起因并提供解决的办法。[5]
进步论者们相信科学和专门技能可以治理国家，这也是身处这一改革时代的李普曼所坚持的。李普曼在认识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后，试图去探讨在政府具备了如何操纵人们头脑这种现代知识的情况下，普通人如何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的决定，这正是《自由与新闻》这本书的主旨所在。这本只包含了三篇文章的小册子，在读者中产生的影响力远远低于李普曼后来所写的《公众舆论》，但是也引起了当时芝加哥大学知名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的注意。帕克评论说李普曼和最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麦克斯?斯蒂尔一样，认为“最后的暴政是思想的暴政”，用李普曼的话说就是“最后的暴政是为我们提供思想并操纵我们的宣传家的暴政”。对于这本小册子，帕克称赞说，“新闻业所拥有的权力早已被确认，但没有一种关于现代报业的批评或赞赏能像这本小册子那样分析得如此敏锐和彻底”。[6]
《公众舆论》则被李普曼自称为第一部“真正严肃认真”的著作，其模棱两可的结论，是这本书至今仍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在当时，批评家们为这本书所震动，但却不知如何评论为好。大部分批评家称赞它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说它暴露了政治学家几乎不知其存在的问题。李普曼的好友哈罗德?拉斯基把这本书形容为“显然是反映出伟大的智慧力量的风度，它文笔疏朗、气象峥嵘”，是一部“优秀作品”，但对该书的结尾却心存疑问。而时任最高法院法官的霍姆斯基则认为《公众舆论》一书“写得十分出色”，也许就是因为“李普曼并未下什么结论”，并认为很少能有人把人们头脑中的细微差别分辨和表达得如此清楚。同样是李普曼的好友，勒尼德?汉德大法官对书中的分析也十分叹服，但却为结论所困扰。[4]162
《公众舆论》同样引起了帕克的关注。帕克评论说，“事实证明，对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新闻的研究，新闻就是报纸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事提供解释”，“书中所涉及的大量人类本性的分析，以及关于这类问题的充满刺激性和暗示性的讨论，赋予该书独特的价值”。[7]还有学者将李普曼的著作视为代表现代政治学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政治学开始关注政治领域的心理因素，并强调当前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过分关注政府的起源而非施政的过程和结果。因此，李普曼的著作指向正在慢慢形成的新政治和新的社会科学。[8]
尽管著作广受好评，但李普曼对自己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模棱两可的结论并不满意。《幻影公众》的出版似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普曼把它题献给汉德大法官，并写信说：“我力图阐明，加入舆论本身在知识和精神质量方面没有任何改进，舆论会起什么作用，怎样做才能更为行之有效。”李普曼甚至对哈佛政治学教授阿瑟?霍尔姆斯说，这本书的调子太悲观，以致它很可能“会因为是异端邪说而受到我在《新共和》的旧友们的审判”。[4]190在这本书中，李普曼将当前民主政治中的公众流失现象视为正常情况，认为由此“局内人”便得以进行其工作，公众也不必做他们无力胜任的选择。这一暗淡凄凉的结论使那些赞颂《公众舆论》一书的人们对这部续篇感到沮丧甚至困惑，但《幻影公众》仍收获了许多正面的评价。如阿诺德?贝内特?霍尔评价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提供的建议和观点的现实性，并开辟了政治分析和研究的诱人前景。帕克再次评论了李普曼的著作，认为作者非同寻常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那些被公认的教条，挑战人们已有的信仰，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阐明了舆论的真实本质和政治过程的特点。[9]
尽管大部分评论家对这本书的悲观调子感到气馁，以至于《幻影公众》一书很快就绝版并被人们所遗忘和忽略，但就当时的评论来看，批评家们并没有认为李普曼是在攻击甚至反对民主制度本身。
学术话语建构中的蝴蝶效应
然而，李普曼新闻思想所引发的评论和争议，由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参与，却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特殊兴趣。来自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当代学者，将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之间关于民主和公众的关系，以及新闻媒介在其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思想交流，描绘成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或论战，认为两者处在高度紧张的敌对立场上。在这种描绘中，李普曼被刻画成一个傲慢的批评家，他发现了民主政府在制度上的不完善，并提出以专家治国的精英主义方式来纠正这些不足，因而成为拒绝改革的反民主式的局内人。而杜威则因为始终对参与式民主保持信任和积极乐观的态度，并坚持通过教育来提高公民自治能力，成为提倡政治改革的进步主义事业的拥护者。
有趣的是，事实上，两人从来没有辩论过，目前也尚不清楚，李普曼是否认为自己是在与杜威对话或讨论。两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当然存在，但所谓的辩论也不过是杜威就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和《幻影公众》两本书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的书评，以及1926年在凯尼恩学院发表演讲并随后出版的《公众及其问题》一书。李普曼是如何回应杜威的立场则没有后续的实例，也没有任何同时代的评论将杜威的书解读为对李普曼的明显抗议。
将李普曼和杜威之间的思想交流转换为一种“论战式”的学术话语，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已故的詹姆斯?凯里，作为美国媒介和传播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对李普曼的批评被广为引用，他对李普曼和杜威论战的描述也最有影响力。1982年，凯里在他的论文《大众传媒：批判的观点》中用争论和冲突来形容这场思想交流，将杜威和李普曼的关系描述为对抗性的，7年后这篇文章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再次发表。[10]针对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交流，凯里表达了对杜威观点的明显推崇，认为他不仅可以“肯定在我们眼前的是什么”，也可以“最起码，通过想象构建一个更可取的世界”。而对于李普曼，凯里批评他质疑广大市民参与民主的能力，并引导大众传播研究转向定量的“行政”（实证）研究。在1987年发表的论文中，凯里又抱怨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公众从概念上被清空了。”原因可以归咎为政治理论的发展和民意调查的崛起，但李普曼是主要的罪人，因为他“将公众置于政治之外，将政治置于公共生活之外”。[11]
凯里对双方的评论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印证。研究美国进步时代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1991年和1995年的书中承认他依赖凯里的《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来完成他对杜威和李普曼交流的解读。而在1991年出版的杜威传记《杜威与美国民主》中，罗伯特?威斯布鲁克又大量引用了拉什的观点。这些学者经常引用杜威评价《公众舆论》时的一段话就是，杜威认为这本书“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句话出现在第一段的结尾处，而这一段充满了对该书“辉煌的，有启发性，客观性”的赞誉。杜威不仅发现《公众舆论》中有许多值得称赞的地方，而且将《幻影公众》这本在今天看来是两本书中更为反民主的著作，评价为“论述的是对修正的、有节制的民主理论的信仰”。[12]
实际上，在凯里第一次将杜威和李普曼连接起来时，他的解释存在许多误读的地方，也缺少具体的引证。在反响广泛的《重构大众和媒介》那一章中，凯里承认：“我取出的内容重点是关注杜威与李普曼的冲突，并在我希望推进的地方搭台提供论据。”[13]凯里的论据设置在一章中只占了8页，没有注释，其中包括从《公众及其问题》中引用的一段长文，但没有直接引用李普曼的著作文本。凯里的原文缺少引证，然后拉什引述了凯里，随后拉什被广泛引用却没有提及凯里。威斯布鲁克引用拉什，但随着威斯布鲁克的书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近来阐释这场交流的学者往往引用威斯布鲁克而不是拉什。这些举动，使对这场交流的重构获得了更多权威性，但却缺少透明度。这俨然就像一场“蝴蝶效应”，某个领域的学者频繁运用的一个小词汇，经过流通和推动，被引用、放大，并为其他领域的学者所采用。随着这种说法的跨学科流动，采用者而非原创者将被继续引用，结果就是一个庞大的解释性大厦却建立在一个话语修辞所拍动的翅膀上。
凯里将杜威和李普曼二人置于对立立场上的意图似乎很明显：李普曼成为效果取向的媒介研究传统中的历史先驱和哲学标杆，这一传统在凯里看来与他所倡导的仪式取向的研究传统相比缺少成效。相反，杜威代表一种人性化和人文主义实践中的实用主义、民主、社会共同体和交流，在那里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到意义生产中去。对杜威的推崇，以及为了恢复和肯定杜威那种对参与式民主制度充满希望的愿景，使这种话语重构将李普曼的立场简化为一种讽刺，夸大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思想分歧，而忽视了这场思想交流发生的广阔的历史和传记背景，甚至使用极端化的、交流本身并没有出现过的术语。[2]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对双方来说都是极为不公正的。
以上是本文梳理的李普曼新闻思想的变迁及其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持续抨击与李普曼自身对进步主义理想的幻灭有着很大关系。对此，李普曼给出的解释为，这是由于普通人缺乏统治能力的结果，公众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一种可教育的力量。在关于民主、公众和新闻业的思考中，李普曼的确带有深厚的精英主义立场，但是他对民主前景的担忧，对大众自治能力的质疑，都来自于他所坚定致力于的改进和完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努力。而当代学者将杜威和李普曼之间的那场思想交流建构为对抗性的争论，将提倡专家治国的李普曼谴责为反民主的精英，实际上并不忠实于事件的原貌。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1YJC860055）
（作者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叶青青.重访李普曼——新闻何以成为民主的一种表达方式[J].国际新闻界，2010（6）.
[2]Michael Schudson，The“Lippmann-Dewey Debate”and the Invention of Walter Lippmann as an Anti-Democrat 1986-1996，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 （2008），p.1-20
[3]Walter Lippmann，Liberty and the news，Transaction Publisher：New Bunswick and London 1995，p.8，15，74
[4]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M].于滨，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61.
[5]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M].萧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88.
[6]Robert E.Park，Review on Liberty and the New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7，No.1（Jul.，1921），p.116
[7]Robert E.Park，Review on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28，No.2 （Sep.，1922），p.232-234
[8]Charles E.Merriam，Review on Public Opin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33，No.2 （Jan.，1923），p.210-212
[9]Arnold Bennett Hall，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No.1（Feb.，1926），p.199-201；Robert E.Park，Review on The Phantom Public，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124，Legal Aid Work（Mar.，1926），p.194
[10]James W.Carey，“Mass Media：The Critical View”，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 （Beverly Hills，CA：Sage，1982），re-titled and reprinted as‘‘Reconceiving‘Mass’and‘Media”，in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Boston：UnwinH yman，1989），p.69-88
[11]Carey，J.W.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Discourse，The Center Magazine，1987，20 （March/April）6-15
[12]Sue Curry Jansen，Phantom Conflict： Lippmann，Dewey，and the Fate of the Public in Modern Society，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Vol.6，No.3，September 2009，p.221-245
[13]James W.Carey，“Reconceiving‘Mass’and Media”，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Essays in Media and Society （Boston：Unwin Hyman，1989），p.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