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媒介使命观及其新闻实践

摘 要：黄远生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在他的新闻活动中，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通过其新闻实践来阐释这一媒介使命观。

关键词：黄远生；“为民生社会请命”；媒介使命观；新闻实践

一、引 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母亲姚氏，出身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1903年，黄远生参加县试, 即为“秀才”，随后考中举人。1904年，中进士，成为当年考中光绪进士的最年轻者。后到在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做官两三年后，后因李盛铎的一番话：“吾见欧土之谙近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可成为名记者。” 黄远生开始致力于新闻实践工作。曾先后担任《申报》、《时报》的驻京记者，并积极为《东方日报》、《国民公报》、《亚细亚报》撰稿，还主编过《少年中国》周报和《庸言》报。

在我国新闻史上，黄远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政治记者，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从创办《少年中国》周刊开始，他就提出了“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观，并且他在新闻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这一媒介使命观。

二、“为民生社会请命”：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

黄远生所处的时代，北京舆论界是报人、报纸被“据为私有”、“正气消沉”，报纸言论堕落。为此，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我不知之矣。[1]”而“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1]”在看清当时舆论界的状况后，黄远生认为，报馆或为大总统、或为政府、或为官僚、或为党会、或为豪疆雄杰奸商著猾私人占有，黄远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新闻媒介“不能据为私有”，其使命是“为民生社会请命”。

（一）办报应“主持正论公理”

1912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三人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任主编。黄远生在为《少年中国》周刊撰写的《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少年中国》周刊发行的动机，他说：“今请述少年中国发行之动机”，是因为“神州之正气日以消绝，遂令堕心丧气，亲见大难之将至。[1]”面对这种状况，黄远生认为作为舆论机关的报纸应该“发挥公论于一二”，“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应“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1]”黄远生这种办报“主持正论公理”，反映了民众的要求。

黄远生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一文中还说 “吾少年中国之发行，亦仅积鲠在喉，不能不吐。幸以三人积鲠相同，乃遂相共而倾吐之。[1]”黄远生大声疾呼：“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1]”他以“为民请命”为己任，“牺牲耶，我等不复计也。”

（二）记者应“为民生社会请命”，为国民服务

黄远生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真正为国民服务，他在《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一文中指出，今天，中国没有平民，那些称呼自己为平民的，其实是那些争权夺利、争自由的贵族等等，真正的平民，则是奴隶。大总统、革命元勋、官僚政客、新闻记者、奸商著猾、豪疆雄杰等不过百万的人享有全国最高的俸禄，然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的国民，“则皆呻吟憔悴，困苦颠连，于莫敢谁何之下，而供租税服劳役者也。此其人口不能为文明之言，身不能享共和之福，皆以供百万贵族之奴隶狼藉而已。非大总统及政府之所能顾念而珍惜，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而呼吁，非彼堂堂政客之所屑为调查而研究。[2]”作为“舆论机关”的媒介没有为这些颠沛流离的国民大声呼喊，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但没去管国民的疾苦，反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国民的幸福之上。他提出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2]”这是黄远生对“必杀之人”的一种假设，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他要求新闻记者应该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幕、为人民讲话。

（三）办报应对当政者进行监督

黄远生强调办报要对当政者进行监督，这是为他所主张的新闻媒介要“为民生社会请命”的使命观服务的。他继续记者应该“指斥乘舆”、“指斥权贵”的主张，并提出要敢于指责皇朝与皇亲国戚，监督那些最有权力者。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黄远生重点说了对袁世凯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以公明督责，督责此最有权力者”。他说：“希望于各党派或言论界者，在以公明之心，政治之轨道，忠告袁公。[1]”“本报对袁之宗旨，实系为国家让一步，不愿绝对排之，亦欲勉袁进一步，而愿普天下皆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而我今则为前驱者也，为其牺牲者也，持论或有偏激，宗旨决不少变者也。[1]”

三、用新闻实践去阐释“为社会民生请命”的媒介使命观

新闻事业活动首先是以通过这一活动所解决的使命和任务为特征[3]。新闻事业活动从使命观的确立开始，通过新闻实践去实现预期的结果。黄远生在他的新闻事业活动，以自己的新闻实践诠释“为民生社会请命”的媒介使命。

（一）忧国忧民，悲观“社会”，同情“民众”

民国初年，中国内忧外患、濒于绝境，整个社会充满凄楚与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黄远生忧国忧民，他以一名新闻记者特有的体会和观察，用大量的通讯、政论文章为社会立言、为民奔走呼号，对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悲观，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的疾苦充满同情。

俄蒙协约，西藏问题，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等很是触动黄远生的悲观情绪。特别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屈辱条约，远生很悲愤，进行了连续报道。从日本无理要求的具体内容，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日方报纸的舆论，谈判中的各种动向，他都写在《新闻日记》里，使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他在1915年5月7日写道：

“秦皇岛已到有日本鱼雷艇四军舰一矣，关东州已下戒严令矣！胶济路已戒严矣，威吓强迫，无所不用其极矣！……盖日人此次举动，在吾国为深仇大耻创钜痛深。”

“余坚询一外交官，以最后办法如何，此外交官慨然而道，谓城下之盟，或尚可说。以外交官而让步至现今程度，岂徒外交官之辱之罪耶。国民若无自觉心，则此后之危险何可言状，言时泪下。[4]”当他得知日方已下最后通牒，而袁世凯政府尚在开会商议，痛呼道：“此时——，此时，——方在会议之中，——呜呼！吾国之命运系于此时。[4]”

黄远生在他的通讯中，直接而集中地揭示人民生活疾苦的篇章虽不多，但从他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见一幕幕外国侵略者凶残地残害中国人民的情形，可以看出他对“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的平民百姓寄予深切同情，为之奔走呼号而大鸣不平。

黄远生曾描述外国侵略者在租界的凶残一幕，一天，大雨，一对洋人分别坐在两辆洋车上，其中一辆上载得有他们的爱狗。突然车翻倒，狗的头被压碎，这对洋夫妇按住车夫的颈子用鞭子一阵乱打，车夫被活活打死，这对夫妇洋洋洒洒抱着病狗而去。

（二）直言不讳，指斥权贵，为民发言

黄远生力主办报要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来，时刻不忘向“有权责之人督责”。黄远生所写的政论和通信，不管是总统，还是各级各类官僚，他都是直言不讳。

黄远生把袁世凯政权集团描绘为“如中央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5]”。对袁世凯这一最有权力者，他也常常批评和指斥，为民众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他说：“袁总统自受任以来，专以调停及牢笼个人为事，于政治上之新生面绝无开展。[6]”他批评袁世凯只能扶植个人的势力，而不能执行国家的权力等。民国二年，面对全国政局的险恶，他批评袁世凯道：“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彼等及今而不改此度者，则吾国运命可以二言定之，盖瓦解于前清，而鱼烂于袁总统而已[7]”。 “世有以袁公此后将大有为者，某亦以为然，特恐其所为，无利于国，并无利于身也。[5]”黄远生对袁世凯的批评可谓是十分尖锐。

四、小 结

黄远生以“为社会民生请命”为他新闻业的出发点，又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很好地阐释了“为社会民生请命”这一媒介使命观。首先，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超越了政治效益，突出社会效益。他认为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人们精神力量的文字，发表和传播后“必有一部分之感应，无论正负，皆不能不名为此精力所激射之效果。[1]”其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具有“真平民”意识。黄远生的新闻理念体现的是“平民”观念，新闻实践是为“呻吟憔悴，困苦颠连”的国民真正奔走呐喊。再次，黄远生的媒介使命观突出公共属性。黄远生认为，新闻媒介“为谁服务、代表什么人讲话”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主张媒介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大多数人共享、共有、共用的。

（作者简介：王永伦，男，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新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黄远生.平民之贵族奴隶之平民[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3] (苏)E?普罗霍罗夫等.新闻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4] 黄远生.新闻日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四)[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5] 黄远生.袁总统此后巡回之径路[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J].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6] 黄远生.社会心理变迁中之袁总统[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 黄远生.政局之险恶[J].沈云龙编.黄远生遗著(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