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新青年》作者群与读者群

摘 要：《新青年》作为一代名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吹响了五四时代的号角，从起初的反封建到之后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遗余力的发挥着作用。而《新青年》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巨大的作用，是完全离不开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作者群的编辑技术和先进思想，以及与读者青年互通来往。

关键词：《新青年》；作者群；读者群

一、引 言

《新青年》作为20世纪的一代名刊，在以陈独秀为核心的领导下，指引着一代的青年人从思想上走向完整，从行动上走向胜利，对早期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青年人指引导航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的里程碑，它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高举民主与科学，培养了一代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引用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为《回眸<新青年>》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即是：中国已回到市场经济的路子上来。社会富裕、物质生活大幅改善，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但在一条鞭地追求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失去很多。不要说一般大众，即使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也已快被经济大潮所淹没。大家的生活只顾今天，不顾明天；只重现实，不重理想。就当前迫切要求的社会改革、文化更新这两大目标而言，知识分子丧志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精神。

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1]”

在当时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当时的国内社会环境完全被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所掌握，思想的压抑，社会的腐败落后，也是促就《新青年》在后期发挥巨大作用，解放人们思想的重要原因。

而《新青年》后期的一系列文章，都首先给国人描绘了新制度新体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也为当时改造旧中国，提出新思想，找到了全新的突破口。其中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作者群与青年进行的一系列互动交流与沟通，更是学术界的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尽管《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当时并不了解这么多社会学理论，但是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现实的体认却是击中了要害[2]。

二、新青年独具特色的风格特征

《新青年》伴随着“五四运动”而来，与青年志士息息相关，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他外来思想的重要媒介，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有为青年。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又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以独特的视角剖析这个社会，质疑旧道德，宣传新思想，《新青年》就以这样的独特面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志士。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早期的《新青年》重视个人思想，意图通过个人“自觉”、“醒悟”、“觉悟”来实现政治理想是梁启超和陈独秀所领衔的20世纪初两次启蒙运动的共同特点[2]。而贯穿《新青年》初始之基线是陈独秀宣扬的“独立之精神”，重视个人思想，重视独立，“独立之精神”的张扬在《新青年》上的写照无处不在。所谓的独立就是“人”的独立，所谓的“自觉”也是“人”的自觉，所谓的“个性”更是“人”的个性。这一切最后都落脚在了“人格”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的发现”、“人的觉醒” 、“人日”、“人国”等以“人”为本的主义无不是先以人的独立为前提的。《新青年》同仁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独立做“人”、个人本位、自我意识在思想解放、国家现代化上的作用[2]。

对读者而言，《新青年》在同一时期，取代其他杂志，成为指引青年人思想的精神支柱，必有其独特之特色，也要有让读者坚持阅读下去的理由；而对作者而言，能取得青年一代的支持和喜欢，能指引青年人对个人、社会、国家有新的认识，并付诸于行动，取得划时代的意义，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作者群也不失为一种心理慰藉。

《新青年》之所以在同类期刊杂志中出类拔萃，也与其广泛频繁的作者群与读者群的沟通交流息息相关。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读者张耘的来信可以说道出了他久藏于胸的“心忧”。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从张耘“常常收到”的客套中，已经可以看出胡适与这位“读者”的关系及其思想路径的默契。他说：“此报主旨似在改良文学。改良文学，今人稍具文学兴味及科学眼光者，多半赞成。惟至如何改良，则主张不一。耘不学，谬想改良应在中国文学自身以内改良，不应出此自身以外而言改良。张耘在批评了世界语是“造成思想界一种危险的Anarchy”的倾向后，还批评了许多人的好高骛远、思想不清：“我以为今人凡轻视英法德文中好书籍，世界语均有译本；惟懒乃甘取此不通捷径，无所得而不辞；惟妄乃坚信世界不久必大同，大同后必有大同语，而此大同语又必为今日之所谓世界语。三问题混合为一，颇足形容今日中国人思想紊乱情形。主张脚踏实地，做建设工夫者，对于此种愚懒妄传染并，须极力扑灭之。[3]”正因为张耘的来信为胡适的观点张目，所以《新青年》作者群代表人物胡适的回信是柔中有刚：“张君这封信有许多话未免太过，但他所说的大旨，都狠有讨论的价值，故登在此处，供大家讨论。[3]”在此，也不难看出，《新青年》时期，读者群与作者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即便有不同意见，也被广泛采纳并汲取意见，一位名叫王醒侬的读者曾写信给《青年杂志》赞誉《甲寅杂志》说：“《甲寅杂志》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世独一无偶。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甲寅杂志》续出。《甲寅杂志》之真直固在，独惜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4]”在此即便是提及到的不是《新青年》本身，而是与《新青年》时期，相关的其他期刊杂志，也不难看出对读者群而言，《新青年》当时在青年志士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积极进取，广泛吸取意见，接受先进思想，并谦虚努力的学习态度。在《新青年》盛行的时期，读者群与作者群形成了一条沟通的长廊，你来我往，这在当时的思想界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读者群与作者群往来之互动颇多，尤其以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的青年学生叶挺来信产生的共鸣更为突出与明显。他在读了《新青年》激动不已，并写信称赞《新青年》说：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寅。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第仆中衷多怀。窃以君平不贵苟同之义，欲有所商榷焉。道德根本之基，果何如耶。觉悟耳。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流亚也。[4]”叶挺的这些思想及感悟，让他与《新青年》的作者群产生相当多的共鸣，他们专门分析延续至今的道德觉悟，分析一个人的良心在个人、社会及国家中的重要性，还引用了孔子、孟子、王阳明等代表性的思想家，评述他们代表性的思想境界，最后让主编陈独秀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也给予这位思想积极的学生公开信表示对其观点的认同：“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此说仆不非之。足下颇疑宇宙之迹，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今日科学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足下其无疑于吾言乎。[4]”而在这些广泛的读者群与作者群的书信来往，在你来我往的思想交流中，不难看出当时读者群与作者群对国内的现状，对思想体系的见解，而在这些思想的碰撞与讨论中，其中讨论的最多的就是道德的时代性与道德的必然性命题，在这里，道德真理意识与至高位置显然意见一致，为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通信栏目里多次回答读者提出的道德问题并展开讨论。从3卷1号起，陈独秀在首先认准了道德的“纲举目张”意义后，便开始了道德本体论与时代论的讨论。他在一次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中发表演讲说：“欲讨论道德问题，必先明道德之概念若何？然后立论始有范围。原夫道德挂念之城里，由于人类有探索真理之心，道德之于真理，犹木之于本，水之于源也。宗教、法律与道德，三者皆出于真理。宗教以信仰为基础，法律以权力为运用，而有信仰所不能范，权力所不能及，则道德尚焉。[5]”

在哲学道德方面，论证了道德也具有时代性特点，陈独秀也从另一个角度讲述了中国传统旧道德的精神核心即所谓的孔教或者是儒教，而在传统旧道德方面，读者群也有质疑声和不同的意见，将注意力放至这里。当时读者傅桂馨来信对其极端否认孔教偏激态度提出不同意见：“孔子之教义，虽不多适于今之时势，然其消极道德之信条，如礼让廉耻等，颇足以针砭今日之颓俗，吾人固当拳拳服膺，并以此自励励人者也。质之先生，必有卓识宏论。”陈独秀在回信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做出丝毫让步：“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努力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努力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忍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6]”也重申了陈独秀在否定道德的立场，虽然与读者们意见及思想有不同之处，也谦虚采纳意见，表明立场，显示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碰撞，这样的互动交流是以往任何杂志所不能媲美的。在起初推崇社会主义的时候，当时的读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做了起初的诠释，就道德而言，道德本就是道德这一说，而与道德本身相悖的就是不道德。但是陈独秀在道德这方面给予全盘否定，对此，《新青年》的读者群也给予了质疑之声，对于全盘否定传统道德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全盘否定传统道德并不是万全之策，而陈独秀则对于这种质疑给出了反应，说那些都是人类的共享资源，即使将它们全盘倒掉，也无伤大雅，因为我们立意建构的新道德会“与生俱来”[7]，所以在道德更新问题上便采取了取一去一、不可调和的态度[7]。

三、《新青年》的核心人物

评断任何一段思想史，都离不开其核心人物，《新青年》尤其如此，其中的舆论影响力的形成并非一人所为，除了陈独秀为领衔的核心人物，还有李大钊、高一涵、吴虞、易白沙、杨昌济、蔡元培等都是关心伦理，关心政治，关心哲学，关心青年思想道德的编辑作者，而且他们同《新青年》共进退，在《新青年》前两卷都发稿频率很高，在当时的思想界，给当时的年轻人，做出了表率，提出了思想界的改革，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新青年》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与陈独秀对这一期刊杂志的定位离不开的，目的明确，针对性也很强，再加上《新青年》起初创刊前，陈独秀也奔走呼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考察了当时创办杂志的社会环境，调查了创刊前景，并且对《新青年》的初形有了规划。在该期的《社告》中，他明确指出，刊物的宗旨是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新青年》杂志创刊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备帝制。面对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有的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时政问题。在回答读者来信中，他进一步阐述刊物的宗旨：“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8]”

而《新青年》之所以在思想界和当时的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影响至今，不仅仅是《新青年》独特的思想性和时代性，而且也因为它有一个强大有力的作者群。正因为两者的完美结合，极力的宣传民主与科学，并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于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并成为影响一代人的核心名刊。

（作者简介：杜欣睿，女，西安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1] 韦政通.回眸《新青年》代序[J].中国哲学史,1997(6).

[2] 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 《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张耘,胡适.通信?改良文学与更换文字[N].新青年(6卷3号),1919(3).

[4] 通信[N].新青年(2卷2号),1916-10-01.

[5] 记陈独秀君演讲词[N].新青年(3卷3号),1917-05-01.

[6] 调和论与旧道德[N].新青年(7卷1号),1919-12-01.

[7] 通信[N].新青年(3卷1号),1917-03-01.

[8]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M].上海:上海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