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传播的一种新思路

【摘要】不同视角关注不同问题，只有天下视角才可能虑及世界性问题并理解和关注全人类的福祉。天下意识不仅寄寓着古典理想，而且也关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对天下政治而言，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天下兴亡，落实在现实之中就是“治乱”二字，落实在传播及其理论上就是从理解转向接受，从发言转向倾听，从主体转向他者，以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关键词】天下；世界观；传播观；对话；理解；接受

1935年，诗人毛泽东写下一首自谓“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念奴娇·昆仑》，末尾一句尤为流传：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身处新世纪，面临全球化，每个思考者都难免想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到底是好世界，还是坏世界，究竟是好得很，还是坏得很？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名句来说：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糟的时代；是智慧的年代，还是愚蠢的年代；是光明的季节，还是黑暗的季节；是信仰的时期，还是怀疑的时期；是希望的春天，还是绝望的冬天；是无所不有，还是一无所有……而无论怎么说，好有好的道理，坏有坏的逻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现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遇之变局，从旧邦新造天翻地覆的革命年代，到一波三折艰辛探索的建设时期，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泱泱文明，已经岂止是像小托尔斯泰所言“在清水里浸过三次，在血水里洗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苦难历程》）。如此文明古国遭逢如此天崩地坼，自然召唤非常倜傥之人，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同时，富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哲人也如大江东去，前呼后拥，形成先秦百家、魏晋佛学、宋元禅宗以降的又一次精神大跃动和思想大解放，如新中国的李泽厚、赵汀阳。

2009年，赵汀阳出版了一部《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跨越前人的思想，阐发了一套别开生面的全球性主张，与此前《没有世界的世界观》（2003）和此后《每个人的政治》（2010）构成一脉相通的思想脉络。其中有关世界及世界观的天下思想，更对反思全球化与现代传播提供了灵光乍现的思路，也从根本上摇撼了西方驳杂的全球化话语体系。下面就来看看赵汀阳是怎么分析这个坏世界的。

一

从形而上学角度看，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个“无序状态”（chaos）。将无序状态变成有序状态，就需要有一套“世界观”。而问题是现代世界恰恰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或者说现代人的世界观里没有世界意识。比如，“西方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单位是各种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state/nation），国家被当作是思考和衡量各种问题的绝对根据、准绳或尺度”［1］13，即使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概念，同样是“由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合作形成的，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利益”［1］24。再如，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即便有效，也仅限于“国内社会”，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就无法满足制度最大化和普遍化的要求，“诸如‘民主’和‘公正’这些原则从来都不被应用于国际关系中，那些现代的‘普遍’原则只要一进入世界性和国际问题就立刻化为乌有”［1］45。当卡特指责中国人权时，邓小平建议给美国每年移民数千万如何，他马上哑口无言。这不只是“虚伪”问题，就像人们指责美国与西方奉行双重标准，而归根结底还在于有世界而无世界观，人类虽处于“同一个世界”而尚无“同一个梦想”，有的只是损人利己的纽约梦、巴黎梦、伦敦梦……用赵汀阳的话来说，“只有当能够从世界的整体性上去理解世界才能够有‘世界观’，否则就只能是关于世界的某种地方观，只不过是‘管窥’（the view of the world from somewhere），就不会关心世界性利益”［1］31。

那么，什么样的世界观才能满足全球人类的关切呢？同一个梦想的世界观是什么呢？赵汀阳的答案是天下观：“天下理念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制度想象：一个能够保证利益冲突最小化并且合作最大化的世界政治制度；一个能够承认并且维护文化权利的世界文化制度。这是天下理念最重要的遗产，也是今天世界最需要的政治原则。”［2］124按照他的分析，“天下”意识中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地理学意义的“天底下所有土地”，指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相当于“天、地、人”三元结构中的“地”，即《诗经》咏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二是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heart），相当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心，也就是说天下概念既是地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三是最重要的伦理学与政治学的意义，指天下一家、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理想，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家国一体想象。一句话，天下是“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者合一的‘世界’”。所以，天下是个已经完成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世界，是个满载所有关于世界的可能意义的饱满世界概念（the full concept of the world）：

它所想象的天下、帝国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各种帝国模式，包括传统军事帝国如罗马帝国模式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如大英帝国模式以及当代新帝国主义即美国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按照纯粹理论上的定位，天下、帝国根本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一个世界社会。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天下是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概念……中国关于政治、社会各种单位的层次结构，即“家—国—天下”的结构，意味着一种比西方分析单位结构更广阔因此更有潜力的解释框架。［1］10-12

由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观，自然导出天下“无外”的逻辑。也就是说，天下体系只有内部而没有不可兼容的外部，只有内在远近亲疏的关系而没有不共戴天的异端。即使“华夷之辨”也仅仅表达文化差异，而不是设立你死我活的他者（the others）。“天下理念创造了最具和平气质和包容性的政治合作原则”［2］124，因此中国文化中没有异教徒，三教九流，同处一宇。“这样一种关系界定模式保证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同时又保证了历史的多样性，这可能是唯一能够满足世界文化生态标准的世界制度。”［1］16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和而不同”“礼不往教”等传统。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只闻“取经”而不见“传教”，只有西天路上络绎于途的仆仆身影，而从来没有血与火的“宗教战争”。另外，按照基督教的文明传统，政治的第一要义在于分清敌友，就像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所作的经典论述，无怪乎小布什心口如一地声称“新的十字军东征”，美国也动辄给人扣上“邪恶帝国”“流氓国家”等称号。而在中华文明看来，政治的最高境界在于化敌为友，正如毛泽东在延安以大白话教导胡耀邦的：政治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在此类“和而不同”“礼不往教”的传统下，“不同的生活方式就仅仅是不同的生活而已，而不是某些必要修改或必须消灭的异端”［1］39。

天下理念源于中华文明的黎明时期——周朝，作为一种饱满的、完备的世界观念，数千年来一直支配着中国历史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的实践中被证明比较成功地维护了和平、社会稳定秩序和传统的延续”［1］38-39。清代的“一国多制”模式就是一例：“以八旗制度统治满洲，以盟旗制度辖蒙族，以行省制度治汉人，以伯克制度治回疆，以政教制度驭藏番，以土司制度或部落制度辖西南苗夷，以及以宗主制度对番邦。”［3］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处理港澳台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既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创造性发展，也无不延续着这一文明传统。而这些政制及其理念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多元化、多样性意识，体现着对不同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尊重。

老子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五十四章》）既然不同视角关注不同问题，那么只有从天下视角才可能虑及世界性问题，并理解和关注全人类福祉。源于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以天下观天下”的最好说明。在顾炎武看来，国家兴亡只是一朝一代的事情，而天下兴亡则关乎天下人的身家性命。在西方思想家里虽然不乏对世界问题的思考，如近现代的康德、韦伯、罗尔斯等，但唯有马克思发现了一个超越国家的天下视角，也就是普遍存在于各个社会中的阶级以及全球化的阶级剥削。所以，马克思论证道：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绝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更不是时贤痛心疾首的历史失误，而是基于这样一脉内在相通的天下大同理想。对此，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强世功也曾论述道：

共产党理论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阶级，也不是民族，而是“国家”和“天下”这样的概念。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就在于这个阶级概念的背后，有着共产主义的天下大同理想。而这个“国家”也不是现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而是传统儒家的“家—国—天下”的差序格局。

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得他们看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拯救全人类的途径。因此，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出于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现实动机，不如说是基于国际主义和“天下大同”的古典理想。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旧中国”与“新中国”的根本区别。［4］

天下意识不仅寄寓着至高无上的古典理想，而且也是关乎每个人身家性命的现实政治。对天下政治而言，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问题在于天下兴亡，而天下兴亡落实在现实之中就是“治乱”二字：“无论一种制度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是美德主导的还是权力主导的，只要能够形成治世就是好制度。”［2］104在中国民间，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三国人物妇孺皆知。一生培养了16位院士的化学家、清华校友时钧先生，年少时常常在书包里藏着三国、水浒，一次与同学打赌，看谁能背出更多的小说回目，三国背完，又背水浒一百零八将。三国故事既富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又饱含治国理政的玄机，开篇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有大道存焉。如果说分久必合是治世，那么合久必分则为乱世，治乱兴亡不仅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恒久主题，而且也属于人类世界的第一命题。

从逻辑上讲，治乱兴亡不能囿于各自为政的“国家”，特别是现代地缘政治意味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必须遵循“家—国—天下”的逻辑。因为，国家难免以邻为壑，一国之兴往往意味着他国之亡，一国之盛总是意味着他国之衰，至于现代的民族国家更是一种利益集合体，充其量可以保障自身的和平安宁，而无法兼顾天下人的身家性命。人类世界不能为了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的和平安宁，而让其他国家和人民一直承受生不如死的乱世，就像如今欧美发达国家享受着丰衣足食、山清水秀，而让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世道。若以天下政治而非国家利益为本位，以治乱兴亡而非意识形态为要义，那么就不能不奉行王道，弃绝霸道。因为，再强大的国家暴力，相对于天下也显得微不足道，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让全世界人民臣服。即使暂时臣服，也不可能心服口服，更不可能永远心悦诚服，横绝亚欧大陆的蒙元帝国最终不还是灰飞烟灭了吗？所以，深谙此道的中国人自古重视世道人心，强调礼乐教化，包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一次同魏王泛舟河上，魏王得意地说道：“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回答说：国家安危系于内在的修德，而不是外在的险固，若不修德，那么“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如今，遍布天下、防不胜防的所谓“恐怖主义”“恐怖分子”，对西方世界不正是这样的“敌国”吗？

总之，赵汀阳认为，天下观才是应对全球化、造福全人类的世界观，即便目前还只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至少也可以使人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天下、帝国理论与帝国主义理论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有着顺序颠倒的结构：天下、帝国的理论是个由大至小的结构，先肯定世界的先验完整性，然后在给定的完整世界观念下再分析各个地方或国家的关系。这是世界观先行的世界理论，而帝国主义是由小至大的结构，先肯定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绝对性，然后以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把“其他地方”看作是对立的、分裂的和未征服的。这是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理论。也许我们无法比较哪种理论本身是更正确的（因为在社会和历史方面没有绝对真理可言），但假如我们需要世界正义、世界制度和世界和平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天下理论更有助于达到这些目标。［1］32

二

迄今为止，传播学各家各派仿佛群山万壑赴荆门似的趋向同一愿景——理解。这一走势俨然假定一切传播活动都旨在信息的解读，而一切传播症结均在“传而不通”的环节，包括媒介与社会的理解障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障碍。所以，一旦打通了障碍，充分对话，彼此沟通，层出不穷的误解、矛盾、社会冲突自然就烟消云散了。于是，各路用心良苦的“传播”“交流”“沟通”等学说前赴后继，哈贝马斯的交往对话论就是一例。然而，实际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无论对全球传播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而言，基于理解的传播及传播观从总体看来往往无济于事。仅看一个常见而普遍的现象，就足以令人深思：一方面，当今世界媒介越来越先进，技术越来越发达，渠道越来越畅通，信息越来越翔实，也就是说，理解越来越不成问题；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不仅依然乱云飞渡，狼奔豕突，而且在冷战后的权力失衡下越来越像耶鲁教授蔡美儿说的“起火的世界”。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伴随着新媒体、大数据、媒体融合一同出现的，不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而是风起云涌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是越发不宽容、不妥协、不认同的文化政治，是哈贝马斯的苦心孤诣落花流水春去也。［5］

有鉴于此，欧美的传播学以及传播理论，无论是否前沿、是否科学、是否流行，即便可在不同程度上解释世界，甚至改变世界，却无法根本性地应对全球化与现代传播的致命痼疾。经验学派的“为虎作伥”姑且不论，批判学派的悲观绝望如当年阿多诺哀叹“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外就毫无希望了”同样于事无补。症结何在，出路何在？赵汀阳基于天下观提出一种新思路：从理解本位转向接受本位。在一篇国际会议论文《理解与接受》（2001）里，他从哲学角度阐述了这种迥异理解的传播观——接受论，对摆脱传播与传播学的困境不无启发性，同时也更显示了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全球视野。那么，他是怎么展开论述的呢？

英国电信有句令人振奋的口号——开口有益（Good to talk），中国有句老话——话不投机半句多，在他看来，这正好暗示着我们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对话与冲突，恰似常说的“和平与战争”“生存与毁灭”。无疑，对话已经成为当代应对冲突的常见模式，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国际争端，无不寄希望于对话与沟通，“理解万岁”的话语耳熟能详。然而，对话之路总是如此崎岖、坎坷、布满荆棘，理解之门千呼万唤往往深闭不开，看看阿以和谈、六方会谈等就不难想象其间的千曲百折、步履维艰。为此，赵汀阳指出，既有的对话理论都将理解视为枢纽，而接受才是问题的关键；理解的出发点是自己或主体，而接受的立足点是他人或他者；理解的重点在知识论，而接受的核心是价值观。总之，仅有理解而无接受，就不会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交流与对话，也不可能摆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鸡对鸭讲。

首先，需要明确在同一知识共同体内部展开的对话，远远有别于不同知识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如同家人之间的交往不同于邻里之间的寒暄。由于相信普遍人性和理性，人们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可能的知识，所谓人同此心，事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而事实上，现实世界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知识共同体。且不说文明与文明、国家与国家等，即使男人与女人、少年与成人、常态性爱与非常态性爱一类群体间，就有多少不同的知识话语与理解难题。

其次，理解另一个知识共同体，重点不在知识论的实事求是，而在价值论的感同身受。因为，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如形式逻辑看待世界，却可能喜欢完全不同的事物。打个比方，强调客观一致性的理解，就好比大家必须遵循某种游戏规则，如国际象棋的规则；而注重心有戚戚焉的接受，则相当于大家在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甚或其他游戏中协商决定玩哪一种。再比如，事实分明的客观报道充其量只能满足自身对他者的认知，而打动人心的新闻才能促进人与人、心与心的认同。西方式对话与中国式对话的区别也在这里：

在典型的西方式对话中，人们认为被假定能够生产真理的逻辑论证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澄清“谁对谁错”；而在中国式的对话中，更注重的是取得一种双方都喜欢的或至少是都能接受的互利结果，假如在双方现成的想法中不能有共同接受的结果，那么就共同发明一个新的想法，它无所谓谁对谁错，或者说，对错在这里是不重要的，大家都喜欢才重要。不难看到，只要考虑谁对谁错，就等于承认了有个绝对的标准是存在于对话之外的，不管那个标准是在自然那里还是在上帝那里，总之是高过了对话、高过了人心的标准。而假如不考虑对错，思想的标准就被内化在对话这件事情本身中，也就是落实在人心与人心之间的互相期待中，心与心的和谐而不是知识与对象的一致就变成了绝对的要求。［1］93

当今世界的重要问题，不是知识与事实之间是否符合的真理问题，而是不同价值体系之间是否和谐的人心问题。何况，关于生活世界的真理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而是最终实现时才能成为真理，亦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还拿新闻来说，重点恐怕就不在于用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尺度衡量哪家报道更客观、更真实，为此便不厌其详地还原“事实真相”；而在于什么新闻才更能够打动人心，更利于人与人的相处、心与心的交融，更有益人间的和平安宁、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等。从大禹治水的历史传闻到英雄模范的典型报道，就体现着这样一脉文化传统以及传播取向。当然，并不是说事实无关紧要，真理无足轻重，眼下新闻界的突出问题依然首推虚假报道，《新闻记者》杂志连续十余年评选了年度十大假新闻，所以周恩来对记者的题词仍是至理名言——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理。同时应看到，着眼于事实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满足于知识论、真理论等标准，如有人将新闻的核心归结为一个“知（道）”字，既难以践行新闻的社会责任，更无助于不同文化共同体的身心交融与彼此接受，且不说充满偏见、难免局限的报道进一步加剧了人与人的隔阂、心与心的漠视。西方新闻界的一大悖论，作为前车之鉴一直困扰着人们：一方面，从专业微观角度看，应该承认《纽约时报》、BBC等当数最真实、最有专业精神的媒体；另一方面，从社会宏观效果看，特别是从全球人类视角看，恰恰是这些媒体的新闻往往又是最不客观、最难以信赖、最遭人诟病的，既是乱世病灶，又有自身弊端，包括2012年BBC爆出的系列丑闻。2013年1月15日，叙利亚的阿勒颇大学迎来考试第一天，结果轰然炸响的火箭弹顷刻间使83名师生丧命，另有160多人受伤。这是叙利亚持续20多个月动荡局势的又一最新惨剧，而一如既往不足为奇的是，动荡背后少不了美国的上下其手，也少不了西方媒体“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

再次，即使对他者在知识上彻底理解，也不能保证对他者予以接受。接受不同的知识共同体，归根结底意味着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按照赵汀阳的分析，“理解而不接受”的基本语法是：“是的，我完全理解你，但是……”这等于说，对话是好的，但不解决问题。有鉴于此，对形成人类良好的共同生活来说，仅仅掌握他人的知识远远不够，还需进一步理解他人，如所谓“温情与敬意”“同情与理解”。但理解他人仍然不足以形成良好的共生局面，因为还缺乏大家全都接受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想象。因此，“接受”问题便成为不同文化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最后问题，也是对话与交往理论的关键难题。［1］104针对这一难题，出路也许在于改变或重写对话与交往理论，重新思考他者的概念：由传统的、针对任何传播内容的文本分析与意义解读，走向“说者与听者”的互相理解，再由“说者与听者”的互相理解，走向对“各自所说”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这种新型的对话既不同于苏格拉底式的吹毛求疵的智者对话，也有别于含糊其词的政治对话，而是具有重构文化功能的对话，寻求的是互惠的文化建构而非作为唯一答案的普遍真理，侧重点不是主体而是他者，不是理解而是接受。在理解层面，主体的发言是中心所在；而在接受层面，他者的倾听才是对话的核心。发言暗含教训他人和指导对方的霸权意味。如果话不投机，可能引起反作用，而反作用虽然能够拨乱反正，就像萨义德的东方学，但同时也有副作用，如缺乏建设性，妨碍甚至阻断建设性对话。

最后，从理解转向接受，从发言转向倾听，从主体转向他者，就不能不突破主体性及主体间性。主体间性看似互相依赖，彼此关联，平等交往，但仍属心灵在理性上的一致，而非价值观的一致。“心与心的和谐与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iectivity）’其实貌合神离”［1］94。至于主体性或个性的缺陷则更为明显，如果说他人性或他性意味着全方位的各种可能视野，那么主体性则只能体现以自我为中心的解读。特别是，“主体性能够导引出任一个体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却不能保证互相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如果失去平衡是非常危险的。过于强调个人权利而相对忽视互相义务的现代社会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1］111，拿中国30年来的社会文化嬗变来说：

中国20世纪80年代全盘引进了西方的主体性观念，一时一统话语天下，但是在新奇感觉过去之后，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人们本来渴望要得到表达的，通过主体性观念什么也没有得到表达，或者说，它表达的东西与人们所希望克服的困难、所希望实现的理想和成功，实在是缺乏密切的相关性。由于在中国发生的是个后发的、迟到的现代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无比迅速，因此在很快就扑面而来的全球化问题面前，主体性观念马上就变成一个抽象的意图不明的“启蒙”或“解放”的符号，不但解决不了当前的重要问题，而且它能够说明的问题也已经无足轻重了。［1］94

再具体以新闻传播为例，近30年来，中国记者的主体性一路高扬，新闻自由、舆论监督、采访权、报道权、话语权等意识与30年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市场化媒体与新媒体更是炙手可热、声势烜赫。另外，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与独立姿态也日益凸显。然而，恰恰是在这个主体凯旋、个性高张的时代，新闻传播却仿佛乱象丛生，世道人心似乎一路溃败。诚然，新闻对推进现代化厥功至伟，对揭露丑恶、弘扬正义功不可没，但如今新闻图景总体上又让人茫然失措、不知所之，如果仅凭媒体特别是所谓自媒体，老百姓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好是坏。其实，依照普通人的生活常识与逻辑，社会状况正如邓小平谈论中美关系时所说的，“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或用2013年一篇时评的话说：“中国的现实同很多互联网站首页所展示的既像又不像，它们所烘托的汹汹气氛多数情况下在我们身边感觉不到。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平和的，常常也会碰到问题，但不会因为过不去而绝望。”[6]

就传播而言，秉持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思路，也就难免唯我独尊、自以为是，因为“我”拥有辨别、判断和决定好与坏、真与假、正与误的权威。这样一来，就算是“我”与人为善，真诚沟通，友好交往，但价值标准却是由“我”来定的，即那个高高在上的主体性或貌似平等交往而实则空洞无物的主体间性决定的。无怪乎如今媒体上、网络中，但见戾气弥漫，唾沫横飞，人人都是大爷，个个皆为好汉。在主体性概念下，人们必然注意对话与交往中那个作为主体的说话者，即使所谓受众本位论、使用满足论等也依然局限于主体的发言范围。而根据他者的重要性，听者及其倾听才是更为本质的问题。倾听远比发言更能触及接受他人的问题。如果只有我在发言而没有他人倾听的话，那么我就成为自言自语的单一心灵，从而也就失去了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丰富性、创造性和公共性。赵汀阳特别指出，以他人为核心的对话方式绝不能混同于多元论和相对主义。前者希望各方面的他者都有权利参与循环性对话，从而形成一种不断的互相接受的过程。而自由主义乐意宣称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仅仅是宽容他者的存在，但并不承认他者的情感、价值观与实践生活，充其量属于温和的“异教徒模式”。诸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无非是鼓励价值观之间永远不合作，永不接受他者：

现代发达的理性与审慎习惯的确使人们大大发展了相互理解，可是同时也生产了以文化多元论或文化相对主义为名而以相互冷漠为实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表面上是礼貌和互相尊重，实际上是互不关心、各行其是、互相歧视，只不过不说出来。“谁也别管谁”貌似保护了各自的权利，实际上却是用来消解他者的利益、价值和力量的非暴力抵制性策略，而且非常成功。这很容易理解：正如“卖”总要被“买”才有意义，“说”也总要被“听”、“做”也总要被“认可”、“给予”也总要有“接受”才有意义。这个抵制他者的策略就是通过“没有感觉、不给反应”而达到取消他者的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了价值。……多元论意味着各自都被贬值、各自都被抵制。彼此的独立自由同时的代价就是彼此的冷漠和贬值……［1］103

总而言之，从接受而非理解的角度探讨传播与传播学，既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思路，又与前述天下观一脉相承，其中包含诸多值得深思与反思的命题，如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理念，也显示了天下观与接受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

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注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地球是地球人的地球，在全球一村的信息时代更需天下一家的意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曲家瞿小松曾用一段富有诗意的文字表达了内心的祈愿：

以我小学层面的地理知识，我知道：非洲有一条大河，叫尼罗河；南美有一条大河，叫亚马逊河；欧洲有伏尔加河、有多瑙河、有莱茵河、有易北河；古代的亚述，现今的伊拉克，有幼发拉底河、有底格里斯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澜沧江、有长江、有黄河。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我这个小学生不晓得的河流。众多的河流所滋养的繁盛物种，众多的江河所流经的高山、丘陵、戈壁、平原、森林、草地，使得我们生息繁衍其中的地球，我们的这个家，丰饶，有趣，可爱。这所有河流所孕育的文明，如果说伟大，它们同等地伟大；如果说无足轻重，它们同等地无足轻重，因为从月球、从太空远眺地球，溪、涧、江、河，所有的流，我们一概不见。[7]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①赵汀阳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所谓“普世价值”云云，实际上是以一种价值观检验另一种价值观，属于新的“精神独裁和思想专制”。

参考文献：

［1］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政治哲学与文化自信文集（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凌纯声.清代之治藏制度［M］.原载萧金松.清代驻藏大臣［M］.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6-7.转引自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北京：三联书店，2010：162.

［4］强世功.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M］.北京：三联书店，2010：101-105.

［5］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9：732.

[6]扎堆的坏消息并非中国缩影［N］.环球时报，2013-01-16.

[7]瞿小松.虚幻的“主流”［J］.人民音乐，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