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瑞为什么回到芝加哥学派？

【摘要】芝加哥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詹姆斯·凯瑞的建构，本文认为，凯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与凯瑞和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而凯瑞之所以能够回到芝加哥学派，在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在讨论大众媒体时，所采用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即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均认为社会是在传播中维系和存在的。凯瑞为解决美国当下的时代困境，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对于中国现在的传播研究亦有启示。

【关键词】詹姆斯?凯瑞；芝加哥学派；大众传播

芝加哥学派乃是出于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建构，现在看来，这一点似已无疑义。如今，芝加哥学派已经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①讨论清楚凯瑞为什么要回到芝加哥学派，以及为什么能够回到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分析凯瑞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具有助益的。本文将以凯瑞集中讨论芝加哥学派的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下简称The Chicago School）一文为中心，试图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解答。

美国大众媒介研究的问题：偏离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场

凯瑞从美国大众媒介史研究切入，认为现有的美国大众媒介史虽然包括一些真理，但是更多的是误导。联系到在《文化与传播》中，凯瑞已经论证了在美国传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播的“传递观”。那么，以The Chicago School一文所见，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基本是传播“传递观”的历史。凯瑞称这种美国传播研究史是标准历史（standard history），它是一种“误导”，最大的问题是，“取消至少说是偏离了对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1］18。凯瑞表面上批评的是传播的“传递观”写就的大众传媒史，实际上批判的是传播的“传递观”。

那么，凯瑞实际的主张就是，大众传媒研究应当加入“对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中。凯瑞认为，大众媒介是大众社会形成的最重要的事件，这一社会中尽管伴随着交通和传播手段的进步，人们联系得更紧密，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却断裂、流动和碎片化了。波德莱尔从其置身的19世纪的生活的特征来定义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碎片化的现代生活与整体性的传统生活发生断裂，也就是称之为现代性的地方。［2］4

The Chicago School一文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总体取向是，认为“现代性的各种力量——技术，经济，文学，大众民主，共同腐蚀了各种确保社会稳定和理性的政治文化的防护性标准和保护伞”［1］19。凯瑞对实证研究的不满，恰在于其偏离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场：“长久以来滥用基本的交往过程，将其服务于政治、交换以及治疗，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3］凯瑞具体展开了以效果研究为主的大众媒介研究史：一战以后的强效果理论缺乏经验和理论的支撑，解释流于表面；之后大众传播研究转向有限效果理论，凯瑞不无讽刺地指出其主要的工作就在于精细化操作概念，研究结果显示媒介本身并不是什么社会问题，它与民主和平等是一致的力量。这样，媒介研究的对象就从社会转向了个体，由政治和自由的议题转向了心理学和认识论。这种大众传媒研究的转向由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予以完成，最大的后果在于，“取消至少是偏离了大众社会理论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

既然对于大众媒介研究不满，凯瑞就提出两大传统来重新思考大众媒介的历史：洛克的功利主义和自由功利主义。总结起来，无论是洛克的功利主义还是自由功利主义，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和自由的角度来观察媒介，前者强调自由和公众，后者强调个体。进而，凯瑞提出在美国，只有杜威、米德和库利等人才回应了19世纪的这两大传统，“在那种回应中，形成了最为特别和最为有用的传播的视角和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传统”［1］24。接下来的问题是，重新思考大众媒介的历史为何需要重提功利主义的政治和自由视角？

凯瑞的“共同体”及其逻辑起点

按照凯瑞的阐述，是时代共同的问题使得他与芝加哥学派之间发生了联系：“当社会和文化变化过程永不停歇，没有什么是固定的，大多事物都不断地消解，社会保持着开放，个人认同和群体生活的基本坐标被打破了。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者，在这样的断裂和相对不那么稳定的时刻就特别合适和有用。”［1］30-33现代性所带来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感，是凯瑞和芝加哥学派遇到的共同问题，也是凯瑞转向芝加哥学派寻求理论资源的原因。对凯瑞来说，重要的问题始终是社会维系的问题。凯瑞最重要的思想传播的仪式观意在突出传播（communication）中“共性”（commonness）、“共有”（communion）、“共享”（community）的意涵，所以传播的仪式观是指一种共享信仰的表征。［4］

凯瑞对于共同体、共同文化的关注，始终是其思想的核心。他从美国的现实出发，指出在美国社会中传播所具有的特殊性：“由于缺少传统文化用以整合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讨论、争辩、协商和沟通，社区才能够被组织和整合。”因此，美国就特别需要通过传播“在不明确的场景中互相建构意义”，这就“给予传播、共同体在我们文化中特别的意义”。［1］26、27

可以说通过传播来建构共同体，是凯瑞为断裂和不确定的现代社会寻找的良方。那么，又是为什么社会需要整合，人们需要共同体，需要一个共享的世界呢？正如鲍曼《共同体》的副标题所说，“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感”。“共同体”，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感觉，得以获得确定性和有安全感。追随杜威，凯瑞对“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cation）的强调，正是与现代性的断裂、嘈杂所对应。因此，建构意义对于现代人具有极端重要性，是现代性与传播相连接的关键点。

凯瑞定义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现实的符号生产”说明了人、传播与现实三者之间的关系。凯瑞认为首先存在一个真实世界，其次存在着一种命名真实世界的语言或符号。一般意义上，现实是第一位的，语言是第二位的。现在，他要颠倒这个顺序，“事物是词的符号”，是传播“通过符号形态的建构、理解与利用创造了现实”［4］12、13，是人们的符号实践使社会得以存续，提供以共享的认同方式以及相互理解的普遍模式，使得人们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凯瑞将人们对于符号实践的理解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定义了现代意义上的感觉（modern sensibility）。也就是说，人们对于符号实践的自觉，本身就成为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于是“学习传播就是学习在一个偶然、怀疑和喧闹的世界中如何自处”，总而言之，“交流组成了我们存在的方式”。［3］2交流规定了人们在一个现代世界中的存在方式，说得更明白些，现代社会是在传播中存在的。

John Pauly说，凯瑞总是以“社会是如何可能的”（How is society possible）的问题开始他的授课。这个问题从霍布斯到帕森斯，几乎贯穿了整个启蒙思想界，有认为社会有宪法和程序得以保证和组织，也有认为社会是一个自由市场，人们在其中追逐他们的利益，等等，不一而足。以这个问题为逻辑出发点，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和对现代性的整个立场。对于凯瑞来说，“社会存在于而且仅仅存在于交流之中”［3］1。那么，芝加哥学派又如何看待“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呢？

芝加哥学派如何解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Pooley质疑凯瑞建构芝加哥学派合理性的理由之一是：传播媒介并不是杜威、库利和米德论证的中心，而凯瑞夸大了这一点，将芝加哥学派建构成以传播为研究核心的知识共同体。问题是，如果不是以传播为其研究的核心，那么在杜威、库利和米德那里，传播的问题又是怎么来的？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库利一开始就强调“社会和个人”是其著述的主题，“把个人看作社会整体中的成员的前提下，从各种观点考察个人”［5］22。对库利来说，社会究竟是什么呢？“人类意识是社会性的而社会又是意识性的”，意识与社会是“同一整体的不同方面”。［5］52对库利来说，社会存在于想象之中，是再明确不过的事：“我和你的联系很明显地就是我对你的观念与我意识中的其他部分的联系”，所以社会是“人的观念之间的联系”。社会仅仅是在人的观念中存在，其最固定的事实即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想象”［5］76、78。对库利来说，社会就存在于意识之中，社会通过人们彼此的想象关联在一起。简言之，社会是人们的想象性交往。库利的“社会”是充满内省的，或者说库利的社会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想象”是社会学观察和研究的事实。这可能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但是只要想一想凯瑞所说的倒转现实与语言的位置，将语言放在第一位，现实放在第二位，那么库利的社会存在于想象之中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库利认为社会是人们的想象性交往，这与米德不同。米德也讲求互动，但是他批评库利的互动过于内省了，米德的互动是自我与他人、环境，自我与自身外在与内在的两类互动。［6］米德的社会就是指称一切发生了个人间互动的情境。［7］米德使用“普遍化他人”的概念来抽象自我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个体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模仿他人的行为，来适应了整体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主体能够将一切变成符号，在自己的想象中选择、排列、组合，自我就处在一个想象的他者的目光之下。这就构成了米德意义上的“客我”——“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而“主我”则是主体对这组组织化的态度作出的反应。这始终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把心灵的和自我当作将姿态对话输入个体行为举止的构成来描述；通过这种输入过程，个体有机体采取了其他人的这些由他自己的——那些以他的姿态的形式出现的——态度导致的、有组织的态度，并且在对这种反应实施反作用的过程中，导致他所从属的共同体之诸其他人的其他有组织的态度。”［6］189、202米德不仅说明了主我与客我是如何与外界和内在进行互动的，而且这里他使用了“共同体”来指代他形成“有组织的他人的态度”的环境。

若从人的角度来说，正是在社会中，“人通过与由其他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成为他所是的样子”［7］237。互动过程交替反复，形成了人社会化的一面和不被社会化的一面。对于库利、米德来说，社会始终是自我得以与其他行动者互动的社会，米德说人能够将一切都符号姿态化，通过符号姿态进行互动；库利说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即头脑中的所有信号，以及穿越空间传送它们和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8］106。那么，传播就是个人与社会发生互动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实际上，传播就是互动本身。在传播当中，是进行一般化的互动过程和社会化的过程。

杜威认为只有当人们估测和有意识追求一种结果的时候，人们之间的结合才发展成为社会。所以，只有当集体行动的结果被预测，成为欲望努力的对象时，“我们（we）”与“我们的（our）”才存在。个人必须参与到这种共有的行动当中。所以，社会是必须有互动、交易，才成其为社会的。［9］330共同体则是要参与共同的行动，共享行动的结果。所以，在杜威看来，社会也存在于意识上某种自觉——对集体行动结果的预测并成为努力的对象——这种自觉仰赖互动、交易和相互依赖才得以发展。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杜威对个人这样的理解，就个人来说，个人的行动共享于群体行为的方式，个人就从属并参与群体价值的需要；而就群体来说，群体要求个人释放与群体普遍利益和善有关的个人潜能。无论如何，理解普遍与群体价值，就必须进行互动。如此理解杜威被反复引述的话：“在共同（common）、社区（community）和传播（communication）这三个词之间，有一种比字面更重要的联系。人们由于拥有共同的事物生活在一个社区里，传播即是他们借此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4］11如果概括起来，库利、米德与杜威对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的共同回答，即社会是通过传播得以维系，并在传播中存在的。

给中国传播研究的启示

凯瑞面对其时代的特殊问题，向芝加哥学派借取理论资源。从凯瑞的角度去理解芝加哥学派，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芝加哥学派究竟说了什么，而是凯瑞希望通过芝加哥学派说明怎样的问题，为其时代开出怎样的药方。在《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和《必须保卫公共新闻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凯瑞看来，新闻传播怎样真正肩负着构筑一个民主的社会、重建共同体的重任：“每个政治的概念和实践同时也是新闻事业的概念，每种新闻事业的概念同时是政治的概念。”［10］51

那么，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来说，我们又应该从凯瑞回到芝加哥学派中得到什么启示呢？孜孜不倦地介绍一个又一个新理论、一个又一个新学派，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明晰中国的问题、时代的问题，从中国的问题出发来寻找合适的理论资源。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西方各种各样理论资源所产生的特殊时代和社会背景，正是凯瑞和芝加哥学派相似的时代问题才使得凯瑞能够回到芝加哥学派，同理，撇开各种理论和学说的特殊背景而盲目地用以分析中国的问题，就是鸡同鸭讲、张冠李戴。

同样，也须看到，凯瑞从芝加哥学派身上，找到的不仅仅是如何解决困境的孤立的方法，而是一整套社会思想，一整套看待社会的方法。从看待“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逻辑起点上，凯瑞就服膺于芝加哥学派，从而凯瑞对美国社会、美国新闻业、新闻教育一系列问题都能形成彼此都具有逻辑关系的观点。这当然也是我们在引入西方理论、学说来看待、解决中国问题时所必须注意的，不能仅仅只看到一个解决方法，更应看到解决方法背后所支撑的一整套理念，这样才能构成对中国问题的系统性解决，而不是停留在一个问题、一个理论的层面上。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博士生）

注 释：

①关于这一话语学界已有很多讨论，如黄旦的《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15-27页；胡翼青的《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张建中的《詹姆斯?凯瑞与美国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24-27页；方师师、於红梅的《詹姆斯?w?凯瑞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及其建构》，《国际新闻界》，2010年12月，14-22页。

参考文献：

［1］Carey，James（1996）：“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in Eve Stryker Munson & Catherine A.Warren：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p.14-33.

［2］汪民安.现代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Pauly，John（1997）：“Introduction/On the Origins of Media Studies (and Media Scholars)”，in Eve Stryker Munson & Catherine A.Warren：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Pp.1-13.

［4］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5］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6］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7］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9］Dewey，John，(2008) The Later Works，1925-1953：1925-1927：Essays，reviews，miscellany，and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vol.2，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pp.238-381.

［10］凯瑞.必须保卫公共新闻业［M］//.西奥多?格拉瑟，主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4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