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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3）进一步优化“走出去”资源配置。
对实现“走出去”的新闻出版企业，在出版资源上给予优先配置和政策倾斜；支持出版集团公司和具有一定版权输出规模的出版社成立专门针对国外图书市场的出版企业，经批准可配备相应出版资源；支持创设完全外向型的外语类期刊；对列入“走出去”重点工程中的出版项目所需出版资源给予重点保障；对“走出去”成效显著的完全外向型的非公有制企业试点配置出版资源。
事实上，在2012年7月3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京共同签署了《关于扶持培育新闻出版业走出去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在今后5年合作期内，中国进出口银行计划为新闻出版企业提供不低于2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融资支持，扶持推动新闻出版企业走出去。据报道，合作双方将采取“新闻出版总署组织推荐、专家组认真评选、中国进出口银行独立审贷”的合作方式，着力打造新闻出版走出去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融资平台。
3.中国报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在这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得到增强。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传媒研究报告称，2011年整个中国传媒业总产值高达6379亿，其中报纸占了12.37%，达到789亿。 强势报业集团的营收在几十个亿左右。这样的积累为报业走出去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是“走出去”也存在众多不利因素，对于传媒业自身来说，可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1.对传播规律和市场的理解。中国传媒业自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特殊属性，以及受到一定程度的政策保护，使部分媒体还未经历充分的市场洗礼。媒体业表面的繁荣背后也难掩盖其存在深层次矛盾，比如对新闻传播规律和市场规律的把握与认知度还有待提高，对产品品质的铸造能力还有待增强，对内部的机制体制改造还需尽一步完善等。这些弱点会制约报业进一步发展，并在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会成倍地放大，从而影响走出去的步伐。
2.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壁垒。世界上并非所有国家都对媒体业持开放态度。相反，大部分国家对媒体的并购，特别是对来自国外的并购，以及针对有影响力的品牌媒体的并购，都有相当的政策保护。即便没有这些壁垒，由于媒体行业的特殊性，很容易在并购重组中遭遇民族主义的情绪。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曾有意收购美国的一家知名新闻周刊，但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阻力。其实，不独对来自相异文化的收购如此，即使对于文化相通的西方国家之间来说，媒体并购也并非是全自由状态。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对英国媒体的并购也曾遇到过不少质疑和反对。
除了政策层面的阻力，来自心理与文化认知方面的阻隔同样不可忽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新闻宣传不乏刻板印象。他们对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新闻理念并不认同，这也会为中国媒体的落地和发展构成一定的障碍，妨碍受众对中国媒体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3.掌控运营能力。媒体自己在境外创办媒体，或者与境外媒体集团合作办报办刊，甚至直接收购境外媒体，是中国报业在深层次上“走出去”的必经途径。从目前来看，国内媒体还普遍缺乏应对的经验和相应的人才储备。一家媒体集团的老总坦言，对他们来说，走出去最缺少的是既学贯中西，又能够在复杂环境下对媒体进行很好管控的职业传媒经理人队伍。而华商传媒集团认为，自己投资并购《南非华人报》三年来，最大的收获不是几百万的利润，而是培养了一支自己的团队，并且对海外媒体运营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有信心把南非的办报模式复制到其他海外区域市场。
五、新技术背景格局，“走出去”的新路径
中国报业要“走出去”，另一方面，国际传媒巨头也在千方百计地“走进来”。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对传媒业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国际媒体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反观他们的“走进来”之路，中国媒体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尝试从政治意识不太强的领域入手。避开时政类，而从经济、时尚、健康、生活、数据等领域进入异质市场。在中国市场上，时尚产业是最典型的例子。目前国内所有知名的时尚杂志都有外资的背景，区别仅在于合作方式及占资比例而已。 这些时尚杂志一方面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了最新的资讯，推动了中国时尚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成为国外时尚产业进军中国的市场推广者。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IDG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与中国有关部门合作创办《计算机世界》开始进入中国，如今IDG在中国出版包括与计算机、电子、通讯有关的报纸与杂志达20余种，并深入到IT会展、互联网络风险投资等相关领域和产业。据估算，IDG中国的营收入超过5亿美元。此外，专注于人文地理、自然探索的美国Discovery和美国的国家地理传媒集团在中国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由于相应的政策壁垒，国外以新闻时政为特色的大众传媒在中国落地比较困难，但是专业媒体、行业性媒体，以科教人文类为主打的类型化媒体取得成功的例子却不少。中国报业不妨以此作为“走出去”的借鉴。
2.利用新技术的影响力和作用，打造多样化的“走出去”产品。
在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借数字化转型之机抢占海外新媒体终端成为西方媒体的共识。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报刊的纸质版在中国市场上仍然难觅踪影，但他们的中文网站却早已受到业内人士和高端读者的追捧。这就是西方媒体大力推行新媒体发展策略的结果。无论是《金融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建设本土化新闻网站，新闻产品生产和销售实现了区域化、对象化、定制化。有消息称英国的《金融时报》数字产品的收入甚至已超过纸质版的收入。发展网络媒体的另一个好处是，由于网络媒体监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媒体又有意识地淡化了外来身份，因而有效地规避了许多本地法律障碍，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融入了对象国。这种本土化、网络化的生存策略值得中国报业在“走出去”时大力借鉴。
在新媒体格局下，中国报业正在进行全媒体、多媒体融合。这也使得报业除了传统的办报办刊方式外，有了更多的选择，比如数字电视产品、网络媒体产品的输出等。此外，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中国媒体也可积极放眼手持阅读器、移动媒体平台等新的传播终端，构建新型国际传播网络。
据《中国日报》相关人士介绍，在坚持传统路径，发展美洲版、欧洲版和亚太地区版本的同时，他们近来也把数字化产品作为发展的重点，特别是针对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开发。目前，他们拥有包括移动终端、手机报、手机网站三大移动平台及14个无线终端产品。通过各种平台，已经达到几十万的下载量，发展势头直逼传统的纸质版。
3.伺机而动，做好先期培育的准备。从西方媒体进入中国的历史看，无论是成功的期刊巨头，还是尚未见光明的新闻集团，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传媒集团，在中国都有了二三十年的经营历史。那些暂时受制于政策壁垒的传媒集团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譬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就绕开我国市场准入政策限制，通过“低调渗透、伺机发展”的战略，以收购、合作的方式控制了大量与电视内容无关的技术和服务类网络，积累了相当规模的稳定用户，为下一步建设内容制播平台打下基础。可以想见，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中国报业“走出去”必然会经历一些曲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不妨可以先投资上下游，再伺机进行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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