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舆论空间中主流媒体的表达

体制内外皆可成为“主流媒体”

互联网的兴旺发达，让社会不同群体都有了利益表达比较顺畅的通道，带来了一个多元舆论场。主流媒体在多元舆论场上何去何从，先得看看什么是今天的主流媒体。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党报、国家电视台。而今天我们不妨借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提出的标准来考量。

毛主席当年论述什么是大众文艺，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用主席的观点来判断，今年能否成为主流媒体，不一定是有体制内的编制。主要看三条：是不是有最广大的受众;是不是直面社会热点;能不能吸纳主流民意。

在网络舆论的洪流中媒体如何自处?

主流媒体在今天的多元表达和价值取向中何以自处?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刚刚过去的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很多媒体的法人微博都发了这样一条消息：11万群众冒雨观摩升旗仪式，留下5吨垃圾。有人据此批评我们的游客甚至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差。但多数网友再转发时，并没有对这个数据做点计算：11万人留下5吨垃圾，到底是多是少?

有网友算错了，用11万人÷5吨垃圾，得出每个人带了44斤垃圾，据此质疑：11万人看升国旗，难道每个人扛了一袋约50斤的大米去的吗?网友调侃：“5吨垃圾看完升国旗，留下了11万人，让我陷入了沉思。”这个段子提示，很多网友在转发流行微博时，不注意点开看新闻的全部内容，不注意做简单的换算。

紧接着有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天安门广场由于安保方面的考虑，不设置垃圾箱，11万人通宵排队看升旗产生的垃圾，人均45克，在短短30分钟内就能够收拾干净。这样守规矩的游客和高效的清洁工到哪里找?这不是说明国民素质差，恰恰是提示国民素质高。

还有人比较，纽约时代广场迎新年，一夜之间产生40吨垃圾，是天安门广场的8倍。香港尖沙咀文化广场欢度圣诞，两天留下了20吨垃圾。这说明垃圾的多少可能与国民素质关联不大。

在今天，面对网络流行议题，记者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多一些冷静的思考，包括做一些必要的计算。

再来看夏俊峰案。那天晚上传出最高法复核夏俊峰死刑的消息，网上一片悲情。第二天一大早，夏俊峰的妻子以@沈阳张晶 发出微博，去看夏俊峰最后一面，公布了一张家人在出租车上悲痛欲绝的模糊照片，转发4.8万条，评论2.8万条。自打击网络谣言以来，微博上已很少有过万的转发和评论。

在等待死刑复核的这几年中，媒体和网民都关注夏俊峰的妻子和儿子强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被夏俊峰杀害的两个城管的家庭。申凯，四代单传，死时没孩子，家里断了香火。张旭东，女儿只比强强大1岁，一家三口，父母及重病的哥哥，6人挤在不到60平米的房里。两个城管家庭跟夏俊峰一样都是弱势群体，都值得同情。张旭东的妻子叫纪晶，不理解“张晶这么高调，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伤害?会不会让让孩子变得对真相不加分辨?”

在城管和摊贩这对老冤家的矛盾纠结中，固然有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例，比如有媒体报道湖南临武的城管涉嫌用秤砣砸死了瓜农邓正加;但也有摊贩“暴力抗法”，在四川南充市，菜贩夫妇涉嫌用秤砣砸昏了城管。

对夏俊峰案中城管一方的声音，好像只有少数报纸做过报道和评论，包括《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在网上咒骂城管的声浪中，我印象中是北京一家都市报记者提着果篮走访了两个被杀城管的家庭。

有人试图证明夏俊峰也做过城管，即使成立，也不改变事件的性质。在城管与摊贩的矛盾中，我们不要简单地妖魔化其中一方，而要反思和完善城管制度，如何包容像夏俊峰这样的弱势群体非正式就业。

人民网组织过一组系列报道“城管十问”，采访了一百多人，包括城管、摊贩、市民、专家学者。我们试图让这对矛盾纠结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能够释放出来。

对夏俊峰案，网友@五岳散人 说得到位：夏俊峰可怜、城管可怜、他们的家庭可怜。是什么让原本只是普通人的城管和小贩如此敌对?这里有赢家吗?所有人全输了，这样全输的日子我们还要过多久?

在夏俊峰下葬的那一天，我发现中国青年网有一篇评论《同情是美德，但法律是底线》。同情夏俊峰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追求的现代法治，排序是法、理、情，而不是情、理、法。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有关部门，不少网站做了转载。这个视角有利于我们冷静思考三个家庭的不幸悲剧今后该如何避免。

在夏俊峰案中，还有一方被忽略了，这就是当地城管局。法院判决书写着：“对发生的冲突，被害人申凯、张旭东有责任”。死者长已矣，但在两名城管遇害、夏俊峰伏法后，当地城管局应该站出来为管理方面的责任表达歉意，包括对有关负责人进行必要的问责。如果那位城管局长还在任，我觉得在公布死刑复核决定前先行免去他的职务，有利于平衡社会心理。

京华时报PK农夫山泉，忽略了关键第三方

下面的例子，不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只是客观复述网上不同的意见构成，所谓舆情监测就是“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京华时报》和农夫山泉的事件。网友认为，在这起罕见的一家媒体和一家企业的舆论攻防战中，媒体似也深陷利益纠葛，成为一个利益当事方，而不是超脱的社会公器。有网友发帖评《京华时报》的有关报道《四问农夫山泉，请你正面回答》：说这种意气十足的标题，已失去了媒体监督的分寸感。“你，你，你”，中立客观感没有了。

我个人觉得，媒体的报道最好不要变成：你的利益对立面是我，变成了你我之间的利益冲突。媒体最好是站在相对超脱的第三方，来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

农夫山泉也不是好对付的主儿，企业官方微博发帖回击《京华时报》：这个问题，你必须给公众讲清楚。《京华时报》，你跑不掉，也别想跑。

这对“你和我”的矛盾冲突中，双方是不是都丢掉了一个更重要的第三方?这就是消费者和公众。无论媒体和企业，都首先应该对公众负责，对消费者负责。

这个问题涉及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如何妥善地使用，需要新闻界一起严肃反思。媒体在监督报道中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客观地超越利益纠葛、还原事实真相，需要媒体共同探讨。还有中国记协在这场有巨大争议的媒体和企业的舆论攻防战中，能否发挥某种调节作用，给媒体人提供一些职业价值规范?

还是@五岳散人 的话，他作为自媒体人参加了农夫山泉的新闻发布会，在微博中既批评了农夫山泉“不加掩饰的的水军”，也认为《京华时报》表现出传统媒体的“不专业”和话语权的“强横”。他主张：这事原本可以良性互动，最终拷问中国食品安全、质量管控体系，“结果变成了一场闹剧”。

我特别关心这个事件中消费者的话语权、公众的话语权。农夫山泉事后联合上百家媒体，组织网友到农夫山泉的水源地千岛湖行。这个活动试图高扬公众的话语权，当然网友并不代表全部消费者，但是网友可以成为消费者的某种代言人。

如何避免下一个“偏执”的唐慧?

再说唐慧案。唐慧因为长期上访、“闹访”被劳教时，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深更半夜发过一个“晚安帖”：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这条微博获得了12.8万次转发。很多活跃网友就是在这一天晚上宣布成为人民日报的粉丝。党报直接推动了唐慧被解除劳教。

今年，在唐慧起诉永州劳教委胜诉后，《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颠覆性的调查报道《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质疑唐慧的女儿卖淫是否为强迫?对妓院老板的量刑是否有过当?

此前的报道如果把唐慧一味描绘成一个复仇的圣女，是否存在媒体有选择性地提供信息，模糊了事实的真相?这篇翻案文章引发了严肃的思考。

仍有不少网友对此文持质疑态度。一位媒体人网友认为：报道给人的感觉：你们看，访民唐慧就是一个刁民。她怎么不按法律常规程序来啊。可是，现实是，你的女儿11岁，在色情场所卖淫，警方处置不力，可能存在黑幕，作为孩子的母亲，你要讨说法，你会怎样?网友“小二黑被改良”说：学生有好有坏，幼女也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者，但你和一个11岁的幼女讲是否“自愿”或者“被强迫”卖淫，就是对这个社会最大的恶意!

有律师感觉，这篇报道对事实是否还存在新的偏颇?应该就质疑的问题，问下唐慧及其律师，允许其辩解。不要为颠覆原有的偏颇而剑走偏锋，甚至“落入魔道”。当然这是个别律师的看法。

《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唐慧案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法治更加健全完善的话，唐慧根本不用付出那些被批评者认为冲撞秩序的行为。要想唐慧们走法治渠道，首先得存在这个通道。当反省唐慧案走偏的每个细节，对照法治规范去改进。

我个人认为唐慧案是“历史的共业”。唐慧一方带有无序抗争和无理要求。基层政府一方有严重不作为，维稳思维背后对民众痛苦的冷漠。围绕唐慧案的法律和舆论攻防战，任何一方哀矜勿喜。设身处地，你能否做得比唐慧更好?如何避免出现下一个偏执的唐慧?

为左翼草根送去深切的体谅

最近对“文革”道歉的案例不少，包括陈毅的儿子。10月6号粉碎“四人帮”，很多人在庆幸“文革”那场浩劫终于结束。但是我也注意到有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虽然微弱，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就是怀念“文革”的草根民众。有一个不知名的网友帖说：“只恨下岗职工没有多少文化，不然写写伤痕文学，那么改开后简直就是地狱!”

这个帖子令我震惊。这位下岗职工显然是对知识分子一味控诉“文革”罪恶不以为然，认为下岗工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苦难不比“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少。在他们的心目中，改革开放的30年竟如此的不堪。

这是被信奉所谓普适价值的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忽略的社会现实。相当一部分草根民众在市场经济这场大的社会转型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像知识分子还有谋生的技能。他们往往在国企改制下岗以后，处于极度贫困和无助的状态。比物质的贫困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贫困。知识分子还有一套公平正义、所谓普适价值观这一套东西，来批判社会转型的不合理。而他们只能从三种亚文化中寻找精神的皈依。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更不规范的宗教——法轮功，一个是已经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所否定的“文革”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那一套左的东西。“文革”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左”，而是他们对过去消失的好时光的怀念怅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全民贫困，但是在他们重构的记忆中却被极度地美化了。我们要深切的体察很可能多达上亿、也许更多的弱势群体，他们生活的无奈和悲哀，他们的无助感。

对所谓“重庆模式”，很多左翼大V噤声，主要是左翼小老百姓网友成为“铁粉”。据说在洛阳的周王城广场上，总有一些小老百姓举着毛主席像、唱红歌。这是一群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亟需社会送去温暖的人群。如果固守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很可能忽略了这些在周王城广场翩翩起舞的群体，而他们构成了中国民意庞大的底盘啊。

记者立身之本是客观+均衡

今天做调查报道，互联网让信源多样化，也杂音化。媒体能否成为网络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在价值判断上，要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记者不要做道德判官。在大众麦克风时代，媒体本真，记者的立身之本，是客观+均衡(观点均衡)。不要与网友比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容易变成好勇斗狠);不要与网络“意见领袖”比指点江山(容易变成信口开河)。

互联网时代，涌现众多“公民记者”、“公民报道者”。在今天多元的舆论场上，传统媒体仍然扮演专业队的角色。今天球场上大量的是业余爱好者。传统媒体要成为NBA那样出色的专业队，需要恪守新闻专业精神。与人人皆可发微博、140字流弹满天飞的局面相比，传统媒体更适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准判断，对一旦出错损害职业声誉有严格的行业自律。面临互联网越来越大的民意压力，能否稳步放开传统媒体，让新闻专业精神成为互联网纷乱信息的过滤器、国民心态的压舱石，构建稳定、开放、包容、理性的多维公共舆论空间?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了打通政府和民间“两个舆论场”的理念。今天政府背负着现实国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负担，而要求立即改变现状的网民却总是能占据道义制高点。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复杂性，容易把政府视为美好生活的制度性阻碍，因而网上不利于政府的负面传闻乃至于恶意猜测总能迅速扩散，引起共鸣。而一些政府部门则容易把有诉求的老百姓视为维稳的潜在对手，对网民的意见表达倾向于管控打压而不是倾听化解。这就更加激化了政府和网民之间的对峙情绪。

例如，要求开放异地高考，允许非户籍人口参加本地小升初和中考，在道义上绝对是正确的。反对异地高考，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但是还要考虑客观可行性。在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已经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现在立即开放异地高考和非户籍人口参加小升初和中考，两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一番，也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改革既要有紧迫感，又有“过程意识”。

在互联网环境下，记者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跟着感觉走，这容易导致放大网上对社会的负面认知，激化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今天，一些网民很像韩国电视剧里面的“疯狂女友”，把政府当成了这样的男朋友：一，你怎么都不管我;二，谁要你管我;三，你给我个解释;四，我不要解释，我不听我不听，你说的都是骗人的;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希望老百姓理解政府治国理政的难处，更希望政府体谅民生的艰难和老百姓个人维权的不易，多一些人情味和担当。

不要把大V帖文等同于于网络民意。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有关“宪政”的帖文有219万条。但在这个知识界热门议题之外，还有一个草根民意的辽阔底盘。广大普通网友更关心的还是民生问题，有关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方面的帖文，都是宪政贴文的十倍和几十倍。

也不要把网络民意等同于全体国民的意志。在互联网上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只是十分之一的国民。农村的“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压根上不了网，高收入阶层，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很少在网上发言，人民政府必须调和鼎鼐，均衡照顾所有中国人的利益。

尽管如此，网民由于善于表达，网络舆论仍然可以成为民意的风向标，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正如甘肃张家川那位被刑拘的16岁初中生，在QQ签名档有一段自我描述：“我抽烟，但不嗑药。我喝酒，但不乱性。我崇尚暴力，但很少打架。我人穷，但不需你的同情。我一身恶习，但有自己的信仰。我长的不帅，但会努力让自己善良。我不会给讨厌的人好脸，但真诚对待每个帮过我的人。我要的不多，只要一个相伴一生的女人，和一帮参加我葬礼的兄弟。”这是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话，准确道出了不少年轻网民的心境。

　媒体是“黄金小拇指”

近年来政务微博和体制内媒体的法人微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政府已经在互联网上有力地呈现了力量。就网上的民间舆论而言，即使有了针对大V的重拳出击，“意见领袖”阶层恐怕不会消失。我认为，民众和政府在新闻舆论场的对视中，新闻媒体，特别是媒体的法人微博，将发挥举足轻重的第三方作用，类似于股东会里的“黄金小拇指”股东，虽然只占5%的股份，却拥有否决权。

与政务微博相比，新闻媒体暨媒体微博具有更强的议程设置能力，能够制造流行，影响舆论走向。媒体微博的公信力恐怕还在网络“意见领袖”之上。媒体人经常抱怨缺少足够的“第四种权力”的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地用好这份“话语权”呢?媒体话语权要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公平博弈，增强社会粘合度，而不是加剧政治分歧、进一步撕裂社会。当前官民裂痕日趋加深，需要媒体人在艰难中寻找连接，打造共识。

我们既希望政府公权克服对民意的漠视和蔑视，同时，媒体也要力戒“道德洁癖”和“智商优越感”，少一点站在道德高地的自以为是，多一点对公众特别是左翼草根民众的深切体谅。

我有一个观点：政府与其花那么大力量试图“净网”，不如用更多的精力来发展和规范传统媒体，因为媒体是新闻事件到达公众舆论的关键节点，可以成为网络纷乱信息的过滤器，网民浮躁心态的压舱石。

在互联网信息真伪难辨、网民情绪经常剑走偏锋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成为网络帖文的印刷版。我们要对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情绪扶正抑偏。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发稿比较谨慎，有严格的审稿流程和职业自律;现在有时候媒体的法人微博发声非常不谨慎，只要抓住一个吸引眼球的事立即去转发。这会付出媒体公信力的代价。媒体不能根据网络热点，用鼠标写新闻，必须经过记者迈开双腿的实地采访，至少也得给各当事方打电话了解情况。最好争取面对面采访，以记者察言观色的基本功，面对面采访才能减少误判。

记者在自媒体的报道，恐怕需要约束。据说有关方面正在进行调研，记者利用职务之便取得的证据线索，能不能未经单位允许自行传播?有人主张用合同法来约束，我赞同。

还有一个“独立调查记者”的问题。他们没有记者证却出没在各个突发事件现场。如果说“公民报道者”是当事人爆料，偶然出现在现场的其他网友围观声援，即使有所偏颇，也要尽量给予包容。但是，“独立调查记者”是职业报料人，尚未形成职业道德和行业管理的规范，也不受发行量、收视率、市场规律的制约，还处在党委宣传部管理媒体的体制之外。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还能准确地帮老百姓还原事实的真相，没有任何私利地维护社会正义?我觉得需要加以规范。

还有维权网站、舆论监督网站，没有新闻采访资质和时政新闻的转载资质，却专门搜集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负面新闻。它们有可能是真心帮助老百姓维权，但也有很大可能掺杂了商业利益。

　舆情监测，不是舆情监控

经常有人把舆情监测说成舆情监控。一字之差，却有根本区别。人民网从事的是监测，我们不是公权力，没有任何“控”的职能。我们主张，新闻的发生是第一位的，新闻的报道是第二位的。舆情监测就是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解决舆论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删帖只能作为极特殊情况下消除违法有害信息的一个辅助手段，不能作为舆情应对的唯一手段。

我们不同于某些网络公关公司为客户提供删帖服务。我们的服务是帮助客户追踪和把握民意脉搏，认真面对和妥善解决舆论危机中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及时化解民众的疑虑和对峙情绪，属于一种智力增值型的公关服务。

最近看到一个微博帖子：“我们生下来国家是这样，是我们的无奈。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国家还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无能。”这段话让我难过，也心有不甘。社会转型期民生问题，老百姓权益保障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官场贪腐问题，错综复杂，民望饥渴，体制疲惫。调查报道和舆情监测，是硬币的正反面，一个是坐南朝北，代表老百姓监督社会、监督政府，一个是坐北朝南，帮助政府体察民意，稳妥制定和及时修正决策。这两项工作都需要一个建设性的心态，补台而不是拆台。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推动公共治理的改良和官民良性互动而努力。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