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2】

“学术研究就是寻找最具解释力的框架和方法”

胡正荣曾经把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至1995年是受到“传播学召唤和学术起步”的几年；1996年至2003年是完成博士学位攻读并且在国际视野的推动下实现“学术研究上路”的关键性进阶；而2003年以来则被他称为是“远未完成的国际化”。对于第三段依旧在路上的征程，胡正荣对自己还有着更细致的解读。

“如果细分的话，2003年至2006年应该算一个吸纳、咀嚼、回味的阶段。我开始把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我的研究中去，所以这个阶段中我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我过去的学术立场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也认为我的学术视野变宽了。”正是在这几年间，胡正荣先后发表了若干具有转折意义的代表作，包括2003年的《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我国媒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号），英文论文The Post-WTO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zation (注：发表于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03，Vol.10.4)，以及2005年的《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来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等等，这些文章的出炉真实反映了胡正荣在理论框架的融合与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以及他对日益明朗的学术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也是什么热研究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2003年从加拿大访学回来以后，对批判学派的东西开始接触比较多，所以后来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框架基本上都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做，大部分采纳了政治经济学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排斥意识形态分析，也不排斥文化研究。我认为学科是交融的，研究方法是交融的，框架体系同样如此。做社会研究绝对不能单一化，必须要多视野、多角度地分析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有解释力的东西我都要用。”

“为什么说国际化的阶段仍是未完成的呢？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反思问题。我已经吸纳了国际化的一部分东西，虽然不能说很成熟或老道，但我总在想：我吸纳的这些东西是否管用，当它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毕竟，传播学的研究是要有地方性特点的，将西方通用理论当作一把能开所有锁的钥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考虑的是，能不能有一套框架和体系，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做非常有力的解释。应该说这是2006年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和寻找的东西，但是还没有答案。不光是我没有答案，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都没有答案。所以，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寻找对现实最具解释力的一套框架和方法，而这恰恰是最令我困惑的。”

实际上，这个令胡正荣感到困惑的问题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就各国来说体系是不一样的，你不承认都不行。这和我们了解传播学有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区别是相似的。像美国以实证为主，非实证的他们根本看不上。而欧洲有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他们却认为并非一切都可以测量。再比如法国的后现代和德国的后现代也都不一样。经济学里同样有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心理学还分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西方仅仅政治理论就有很多，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学术体系，没有的。”胡正荣认真地说道，“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有现成的东西，并且做得很成熟，我们就直接拿过来用，这绝对是自我矮化和 奴化，反而不是科学的态度。”

“所以，虽然不可否认各国文化之间有相通之处，但是任何文化和经验也存在着本土差异。谁敢否认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那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胡正荣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