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

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长眠着一位伟人：卡尔·马克思。在他陵墓下方的碑石上镌刻着一句举世闻名的墓志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这两句话几乎浓缩了马克思一生的理想与实践，也吸引着其后无数的智者与英雄前赴后继。

对于一直在追寻最理想的学术体系来理解与推动中国媒介现实的胡正荣而言，他的宏愿中同样潜藏着一位学者在面对世界时，那种最本真的冲动与最终极的追求。作为新中国杰出的第二代传播学者，胡正荣的学术人生渗透着时代际遇与个体命运交相辉映的烙印：开放、多元、务实、融通。他说，“没有普世的学术体系，我想找到一个对中国最具解释力的理论融合体。”这就是他执着坚持的学术理想，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要实现这个理想，并不容易。

“我最早讲的课是社会学”

1982年，因为中学老师的一个建议，原本想学外语、外贸类专业的胡正荣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懵懵懂懂地成为编采专业的一名学生。“其实上广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想报的学校没有理想的专业，老师说，‘你平常不是朗读挺好的吗，应该上这个学校’，我就这样报考进来了。”刚上大学的头两年，胡正荣对专业一直没有产生太大兴趣，直到大三时才发生了改变。

“三年级的时候，广院有一位刚刚留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在课堂上讲到外国有一门学科叫做传播学，我发现这个学科的视野很广泛，和社会学有关、和政治学有关，还有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么庞杂、丰富、多元的内容一下子把我的兴趣调起来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到图书馆借传播学的书看。”让胡正荣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不经意间引发的兴趣，给他的学术人生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大门。

“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有几本传播学的书了，包括美国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那本英文原版的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说实话，那时候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是却因此对传播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令人称奇的是，初出茅庐的胡正荣在看完德弗勒的书后，竟勇敢地给当时还在迈阿密大学任教的作者寄去了一封信，讨论书中的某些观点。而更让人惊叹的是，随后德弗勒不但回信了，还同时给胡正荣寄来了一本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供他参考。这段经历给了胡正荣记忆犹深的影响，“德弗勒的回信对我个人未来学术方向的暗示与鼓励是难以估量的，我觉得这个正面暗示一下子激励了我，如果他当时给我一盆冷水的话，我可能也放弃了”。

1986年，胡正荣本科毕业后留校，1988年正式走上讲台的他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刚开始我想讲传播学，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观念，认为传播理论就是新闻理论，两个差不多，没必要再开这门课。因为之前看过几本社会学的书，后来又从头到尾去旁听了一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课程，于是我又提出要讲社会学，系里决定让我试试。就这样，从1988年到1993年，全校的社会学都是由我来讲。”如果说德弗勒的回信给了胡正荣一次鼓励和召唤，那么连续数年的社会学授课经历则带给胡正荣难能可贵的学术积淀与思维训练：“社会学训练了我的思维角度，为什么后来我喜欢从社会学角度去看问题，比较关注社会矛盾、社会变迁等，绝对是受了那个阶段讲授社会学课程的影响。”

不得不注意的是，与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传播学者相比，胡正荣这段自称为“误打误撞”的学术旅程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我觉得整体而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学科背景上存在着一个遗憾，就是现在的传播学者们之前要么是学新闻的、要么是学中文的，这个比例大约会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其实我们真正做了传播学之后就会发现，传播学所要用的理论体系、研究框架、思维逻辑，大多数反而是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包括后来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也就是说，学科交会越多，传播学才越容易出成果。而我们整个传播学研究存在学科背景的结构性遗憾，并且这个遗憾直到现在依旧存在。”胡正荣接着说，“当然，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一些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也在走进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我认为这是对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可以看看国外，比如我上次参加的那个爱尔兰大会（注：2013年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年会，IAMCR创立于1957年，是世界最大的传播研究国际性学术组织之一），与会的学者不是学政治学出身，就是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当然也有新闻传播学的，反正学什么的都有，总之，学科之间越交叉，才可能越有创新。”

“我的优势介于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广播学院曾经培养出了一批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的优秀学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如今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并且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起着中流砥柱的推动作用。与同时代的他们相比，胡正荣自称“土生土长”，而这位从90年代起就频繁出入国门、孜孜追求国际化的本土学者，却对自身的学术定位有着非常清醒的把握，并且还有着与之相应的对学术责任的理性担当。

“在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华人学者这个圈子里，包括国内的学者和海外的学者，我跟他们确实有些不一样，我有点介乎他们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我是国内传播学界里国际化走得最远的人之一，因为我出国比较早，语言条件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跟海外的学者相比，我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接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和拥有更优越的国际化平台，但是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现实，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胡正荣坦言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根基与研究方法较之国外要单薄许多，缺少系统的海外教育经历也是他无法更改的遗憾，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自己想要超越的以及应当坚守的分别是什么。

“我出国开会也好，讲学也好，基本上都是跟海外的主流学术圈打交道，我的语言能力和学术话语让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同时，这么多年下来，我也一直跟国内的传媒决策者、管理者、从业者都保持着一线的交往，他们会跟我谈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换句话说，与海外的学者相比，我能够听到、看到、了解到最真实、最一手、最符合中国实际的素材和资源。我的优势恰恰介于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

正如他所说，1994年，因为出色的德语水平，胡正荣争取到了由德国之声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新闻与时事报道”培训班的资格，在那个出国机会异常珍贵的时代他先后走访了德国多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也是带给他极大触动的第一次。从那时起，胡正荣就产生了强烈的国际意识，并且在“走出去”的意愿下开始了越发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将近20年间，他先后走访了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典、美国、比利时、爱尔兰、韩国等许多国家，通过参观考察、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与视野开阔，胡正荣说，“学术只有放在国际性背景下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他的心得，也是他的标准。

尽管如此，胡正荣对学术殖民主义与西方话语霸权同样保持着相当的审慎与警惕。“我对西方的东西全盘接受的阶段应该是在十年前左右，那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做长期的访问学者。因为之前对西方并不了解，我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方面的书，我发现学术流派简直太多了，框架、模式、理论、方法也非常多。那时候真的觉得好有营养，感觉特别有收获。但是，那个过程会过去的，因为你不能光吸纳，你还必须要反思，‘学而不思则罔’，你终究是要把那些理论拿过来解释中国的。”

正是在反复思考如何解释中国的过程中，胡正荣开始了最初的反思。“有些学者试图用一套成型的海外理论来解释中国，我有时候觉得不是太管用，因为他们分析的那些根本不是中国的现实。换句话说，有些学者完全是为了迎合他们理论的有效性而找一些中国的案例来说明问题，但是那些不能够证明他们理论的，甚至和他们的理论相反、相悖的大多数的中国现实，却被他们省略、忽略掉了。”胡正荣继续谈道，“2005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了半年research fellow（研究员），2006年我又作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勒沃霍姆访问教授（注：Lever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 勒沃霍姆基金会专门资助文化教育，每年资助不到20位全球一流学者访学英国）在英国待了半年，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反思一个问题——如果完整地把西方那套东西搬过来究竟适不适用？而这恰恰是每一个海内外学者都必须反思的问题。”

胡正荣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确实没有形成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如果真的把西方那一套直接拿来解释中国的现实，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很多时候是隔靴搔痒的。因为我了解那些理论中所描绘的情形在中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这几年国际学术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有人提出de-westernized communication（传播学去西方化），正是因为现在的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具备自身发展模式的已经越来越多，很难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套在中国的环境下。尽管我们也不反对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在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别确实是太大了。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几乎就游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双方的营养我都在吸纳，因此我也时常困惑：我究竟要用什么样的体系来解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