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正荣【3】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铺路”

胡正荣对于个体命运和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谦谨与自持。他曾说，他个人的发展受惠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他在事业上施展才华的20年，正是北京广播学院大发展的20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20年，也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20年——“我出生在一个很有利的时代，简单说，就是生逢其时”。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个人的努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勤奋的，因为不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也不会属于你。但是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进入这个圈子很早，上大学就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时候（注：1993年6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在厦门联合主办），算是年龄最小的。当时与会的包括戴元光、段京肃、李彬、郭庆光、张国良等，我和他们的年龄小的差六七岁、大的差十几岁，所以说我很幸运很早就进入了这个圈子。当然，在我眼里，我们都不是第一代传播学者，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复旦大学的郑北渭，这几位老师真的是在国内三所高校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我们不能苛求那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怎么样、外语水平怎么样，虽然他们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最起码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尊重老一代学者。”

正如他所说的，从1978年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算起，早期的传播学研究者为学科的建立和传播学教育的开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当中，除了胡正荣所提到的苑子熙、张隆栋、郑北渭几位元老之外，还包括复旦大学的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张藜、徐耀魁等一批资深学者，并且逐渐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大学术阵地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老一辈领军人物，他们对早期中国传播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胡正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上一代人完成的使命是引介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典型的铺路。我们不指望马上就建高楼大厦，因为我们这代人由于自己的学科背景、学识经验各方面的原因，只是在引介的基础之上做了铺路的工作，也就是使传播学在国内先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且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但至于是不是奢华、有没有修饰，那个先不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如何让传播学更有实力、更加丰富，并且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认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需要下一代来完成。”

“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

对于“学者”这个身份，胡正荣对自己有着非常明确的诠释与定位：“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愿意追求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我想，即便是出世的学者，他们也是希望对社会有干预的，尤其是做社会科学。没有书斋里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至少我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传播学者还是入世一点好，要能对这个社会的传播行为、传播框架起到一种积极推动的作用。”

或许正因为此，胡正荣所承担的研究课题都保持了对媒介现实积极推进的一贯倾向，例如1996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广播电视（含有线台）管理研究”，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主持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项目“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与“西部开放中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2000年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以及2002年再次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战略研究”等。“做一个积极入世的学者”，这在胡正荣的学术人生中并非一句功利的表态，而恰恰是他用一以贯之的坚持和真才实干的钻研来兑现的承诺。

“因为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倾向于做这样的课题。虽然我也不排斥做纯学术的研究，但是这些东西更能对当下中国的传播实践产生干预。尽管媒体、政府不见得会完全采纳我们的建议，但是这对他们的决策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影响，所以我觉得这至少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说到这里，胡正荣聊起曾经的几段经历。“我们早些年做过一个研究海外传媒集团的课题，还有后来给总局做的一两个项目，这些中宣部领导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把我们叫过去谈话，让我们感到他们愿意倾听不同学者的声音。此外，我们也参与过很多总局的决策过程，比如他们要对某一类节目进行管理之前，也会听听我们这些学者的意见。包括我们对地方媒体也做过一些特别有针对性的研究，像内部改版、组织结构调整，甚至全媒体架构等。后来我们发现其他一些台也在按我们的模式做。慢慢地你就会认识到你的研究不敢说改变，但起码是能帮助现实向前推进一点。我觉得这样挺好，作为学者，应该有干预社会的使命，尽管不敢说这是唯一的，但也是应有的使命。”

“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工作和生活中”

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胡正荣还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管理任务。1994年，28岁的他出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1998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升任校教务处处长；2005年，改任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不惑之年的他正式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而在此之前，他还以34岁的年龄被誉为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毫无疑问，胡正荣最令人惊叹的，还有他多元身份的整合智慧。

“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做管理者和做学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极端冲突的。做管理者要学会圆润，要协调和处理好矛盾，要懂得平衡，还有的时候要有时间设计，注重轻重缓急，管理工作是需要技巧的。而学者却不是这样，学术研究要求一针见血，要对现实有及时反应。学者必须非常独立、非常批判，见到不顺眼的必须说出来，这与管理者有很大的差别。总而言之，管理者是处理矛盾的，而学者是发现矛盾的，所以游走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有时候会有快分裂的感觉。”胡正荣笑道。

“好在我28岁就当新闻系副主任了，在这方面还有些磨炼。我的原则就是做事不琢磨人，尤其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我始终给自己这样的定位。某种意义上我更倾向的是能不能把事儿做成，以事为本、就事论事，找到症结、不扯闲话。所以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一些问题。”

除此之外，胡正荣还谈道，“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态。好心态就是要宽容一点、豁达一点、开放一点。千万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一再说这句话。其实一个好的学者往往就是学术是学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学者一定要在学术上保持高度的批判、高度的敏锐、高度的一针见血，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就无法与人相处、跟人生活。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生活和工作里来，只是这点并不容易做到”。

胡正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语言表达和他的行事风格一样：精准、高效。尽管他一直以国际化和前沿性的高标准不断审视并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但是即便今天再翻看他十余年前接受的访谈和撰写的文章，仍然不得不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富有创见的高瞻远瞩。这源于他的眼界，更得益于他的智慧。

访谈的最后，胡正荣不忘谈到对年青一代的期待：“第一是要国际化，当你拥有全球的视野和眼光的时候，很多问题便会一览众山小；第二是要接触中国的现实，你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呢？”

他顿了顿，说：“简单地说，就是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这是他的期盼，也是他的写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李慧琪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