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与《“抗战中的中国”丛刊》【2】

二

作为一家经营有道的企业，生活书店邀请范长江担任该丛刊的主编，无疑是因为范长江在读者中具有相当高的影响力，是一面含金量很高的旗帜。这里的含金量当然包括对范长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经济效益的考量。范长江自西北采访后，在广大读者中声誉日隆，《大公报》的销售量也不断上升。新闻纪实类作品因其生动鲜活、富有现场感，特别能激发各界民众的抗敌热情和英雄主义情感，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是抗战初期最受读者青睐的读物，当时很多出版机构纷纷推出类似丛书以抢占读者市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群众性启蒙读物出版运动。生活书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对范长江名字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必然会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

另一方面还因为范长江与邹韬奋两人关系友好，在政治立场上一致，两人同是救国会的成员，范长江写的《抗战中的党派问题》被《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拒绝后，即将该文转送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去发表。原本脱胎于《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生活书店，其宗旨和《生活》周刊一脉相承。生活书店曾宣告“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宗旨，并将之作为生活书店努力的总原则。抗战开始以后，生活书店又提出了“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三句口号。这与范长江的思想完全一致。范长江一直主张新闻报道要为国家服务，他认为新闻宣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争取进步。因此，“我们如果只写写战报，如张家楼李家庄一类的事件，以为就尽了新闻记者的责任，那是大错特错。我们必须注意到各部门，而且要尽量研究各种新的现象，要求得出正确的答案，还应当勇敢地使真相能够传布。使我们每一次战争不是白打，让广大读者接受血的教训，作为争取下次胜利的桥梁”[4]。因此，范长江与生活书店合作出版这套丛刊，实乃志同道合、相得益彰之事。

范长江主编的《“抗战中的中国”丛刊》，主要的内容都是二次传播，即将在报纸上已经发表过的战地通讯汇集后重新出版。原因之一是这些战地通讯在发表后，因受当时媒体发行范围、渠道等条件的限制，有很多读者难以读到，传播效果受到不少限制，有重新出版再次传播的必要；另外，报纸和书籍虽同为纸质传媒，都是信息传播的有效载体，但两者仍然属于两种不同介质的传播媒介，而传播媒介的介质特点不仅关乎传播思想及知识的延续性、完整性，还关乎其深刻性与广泛性，报纸与书籍在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方面，各有特点，各擅胜场，报纸时效性强，长于传播信息，但容量有限，而书籍虽然时效性弱，但容量巨大，在传播系统的思想和知识方面有独特的优势。范长江对报纸与书籍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差异很了解。他在《西线风云》一书增订版自序中就说过：“我们几位工作朋友，抱定真切报道的志愿，分头奔驰各战场，但是零星发表，很难给人以系统参考的便利，我因为有一时期后方工作的余暇，特按战争经过先后秩序，编为是书。本书月前在上海出版后销行甚广，因感一般读者需要之迫切，乃在汉口重印，并将山西战争全部材料加入，欲读者能从本书中，亲切地看出战争之演变和这些过程中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5]《“抗战中的中国”丛刊》将已经发表过的新闻文本汇辑成书再次出版，显然是对与报纸有相对区隔的另一种传播媒体——书籍在传播效果方面的刻意挖掘和利用，属于和《西线风云》同样性质的主动编辑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