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闻为业——新闻人的视野、知识与价值观【2】

二、新闻人的价值判断：历史的，还是抽象的？

我们还是从一个记者的调查经历讲起。有一位英国女记者，叫桑德斯，她通过美国CIA的解密档案，大量挖掘了五六十年代CIA利用文化宣传手段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史料，其中的很多内容非常惊人。比如我们很熟悉的畅销书《动物庄园》，讲的是一群共产主义的猪，被腐败资本家压迫，他们实在无法忍受了去造反，资本家被打倒了，但猪就成为新的集权者。作者的意思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集权的，都是不可爱的。但CIA投资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时，将丑恶资本家的形象拿掉了，呈现的则是共产主义的猪如何腐败、集权的故事。再比如现代艺术的迅速崛起也与CIA的投入关系密切，CIA的官员甚至跟记者说现代艺术就是他们发明的，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就完全是CIA资助建立起来的。其实，1970年代经济危机中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家，包括拉美裔的墨西哥人，拍了很多底层的悲惨状况，这让CIA和很多美国社会文化精英非常紧张。于是他们组织了一大群现代艺术家去搞创作、搞展览，然后把这些现代艺术大规模推向第三世界、苏联和中国。如果有同学知道“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美术馆周围搞的星星美展，就知道这波现代艺术力量有多强大。不管其内部政治内涵、哲学内涵是什么，在现实意义上，它确实对原来的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冲击。总之，桑德斯通过对档案的不断挖掘和细枝末节的整合，写了一本非常著名和震撼的调查性的书——《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从而成为一位蜚声国际的记者和作家。

这个记者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一套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表述，例如自由、民主、人道、人权等等，有时可能成为达成某种支配性政治目标和文化霸权的工具。因而，对价值观的判断，一定要回到历史中来，回到调查中来，用事实说话。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都市新闻记者群体中，不仅对价值观念的陈述往往脱离历史，而且也缺少对这些观念内部复杂性的辨析。因此，简单、粗糙的政治判断成为都市新闻业被人诟病的软肋。

前一段时间媒体都在报道伊朗的石刑事件。一个妇女参与了对丈夫的谋杀，被判通奸罪，要被施以石刑，就是放在一个坑里被石头打死。用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这是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所以很多人在抗议。但如果你经常关注这类事情的媒体报道，你会发现它们总是发生在某些国家，如伊朗、阿富汗等中东国家，这些国家都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位置。虽然尼日利亚、苏丹等非洲国家的传统封建观念要比中东国家严重得多，但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故事往往并不出现在主流媒体上，这是值得大家考虑的，它折射了普遍主义价值观背后，媒体有着预设的立场和报道框架和议程。

前几年有一个对布什的采访，是一位爱尔兰的记者叫科尔曼，她颠覆了人们对采访政治人物的传统认知，以非常严厉的语气，就伊拉克战争问题当面挑战布什，甚至一直在与布什抢话，把布什搞得非常生气。事后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严厉地指责了这位爱尔兰记者。这是一次法拉奇式的采访，把采访者放在中心的位置，把被采访者放在被挑战的位置。布什在讲发动战争的理由时，讲的就是自由、人权，而反过来质疑伊战的记者调用的价值资源也是自由、人权。所以，我们看到同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正要退休的拉里金刚刚采访了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内贾德。如果把内贾德看作是一个魔鬼的话，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内贾德长期的媒体形象来看，他确实是一个魔鬼。可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拉里金和内贾德所使用的语言竟然是相似的——你提民主我就提法治，你提法治我就提民主，你提自由我也提自由，你提国家利益我也提国家利益——他们话语背后的价值观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偏差，所以很多接受了内贾德媒体刻板印象的观众大吃一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抽象的价值观念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往往是失效的，它总是会成为单一立场的佐证。

2009年的奥斯卡，最大的赢家是《拆弹部队》。很多人都说它是政治正确，它所讲述的是一些人在伊拉克艰苦、危险的环境下所从事的战斗。而《阿凡达》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它带有一些美国中产阶级人道色彩的反现代和反殖民意味，而且被处理成非常理想化的故事，就是现代化的殖民可以轻易抵抗，人们骑着大鸟就把重型武器赶走了。

我们发现在真实的历史中也有这样的事情，如中国的民间抵抗——义和团。前几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重新评价了我们原来学习过的义和团事件。文章作者，一位年长的历史学家，将义和团说成是落后的、封建的，说它怎么能去抵抗现代的、先进的文明？他说我们原来的教科书都是给学生们喝狼奶。实际上，义和团的事情和《阿凡达》讲的故事是有点像的，可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它讲成那样的故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报纸的评论中将我们的“阿凡达”讲成这样一个封建、落后反对现代的故事。

我们回头来看中国的民间抵抗，实际上就是在缺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状况下，底层的农民自发出来抗争了，包括三元里的抵抗，甚至不仅仅是反对外国人，连在城市里的人都一起反对。我们现在的民族建国理念，几十年来从来都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只是最近几年才变成better city, better life。农村中心与城市中心，这都是跟殖民与反殖民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所以，你看中国的知识分子评论的时候，他讲的是落后与先进的故事；而美国知识分子讲的时候，他讲的是温情脉脉的自然观念与冷冰冰的现代化的冲突的故事。这个问题就很值得我们讨论了。首先，我们从美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他们怎么理解现代化？

比如说同样是现代理念，当你强调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当你强调文化自主与自觉的时候，你怎么看待现代技术与科技？我在接触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当然我说的是左翼知识分子，我发现他们非常喜欢甘地。甘地是反现代化的，印度的国旗中间就是一个纺车的车轮，就是说不要西方大机器，要符合印度人自己选择的技术的进步。但是他们很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搞现代化、大工业。所以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多样性的、甚至前现代的“和谐社会”， 就是《阿凡达》一样的社会。这种观念是启蒙时代知识构造内部的反叛，比如卢梭。但是问题是，对于被殖民的群体来说，我们能不能不搞现代化，骑着大鸟就把这些大机器赶出去。

所以，这些都是关于价值观判断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它们都不是现代主流新闻操作的想当然的问题，都是蕴含着很多复杂理念的问题。我们讲这些问题是为了提醒在座的年轻新闻人，价值观念有着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张力，离开历史现实，单纯喊口号，对新闻业来讲，可能一时会吸引些无知青年，变得很神气，自以为聪明，什么都看透了，很有“公知”范儿，但无异于饮鸩止渴。

回过头来看中国新闻业的问题。今天我们最主流的新闻操作的价值观念跟今天新闻人职业群体的崛起有关系。我们可以想到一些对应的现象，如法学界“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意识的崛起，跟职业法律人这个群体的迅速形成和法律职业意识的崛起直接相关。新闻也同样，1990年代大规模媒介改革以来，出现了都市新闻记者职业群体。他们在建立了一套与西方接轨的形式专业主义操守的同时，却又吊诡地与沿海都市的经济、文化精英群体建立了政治意识上的连接。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些变化当然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特别注意一些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架形成了对新闻人好奇心和文化想象力的束缚。首先，作为一种媒介素养，我这里特别想建议大家的是，我们应该将都市新闻从业者普遍持有的价值观念问题化和意识形态化，这样我们才能透彻地洞悉他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述中的政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