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闻为业——新闻人的视野、知识与价值观

主讲人：王维佳

演讲时任教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时间：2010年11月4日

【摘要】借用马克思?韦伯“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的核心理念，这次演讲针对当前新闻教育和新闻记者价值观念、知识体系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讨论，回应了传统新闻学以新闻传播规律和技术操作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方式，提出知识视野对于新闻人成长的关键意义，并分析了新闻实践中价值观念的复杂性。演讲者试图通过将历史分析、跨学科通识知识和批判理念引入新闻教育，激活新闻人的文化想象力，重塑新闻学的学科魅力，并将新闻业确认为一种实现知识分子社会价值的志业。

很荣幸来到清华与大家交流！虽然这是前沿讲座，但我讲的内容谈不上是前沿，因为我将要谈到的是非常基础的问题，是关于新闻人，关于新闻这个职业，关于我们怎么看待新闻现象，关于怎样进行新闻问题研究等等这些基本的知识和价值观念的问题。

这一年多以来，我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给高年级同学上了几门新闻专业课。每次当我问起学生中还有多少人对新闻感兴趣、有热情、希望从事新闻行业时，很少有同学给出积极回应。这种状况带给我很多感触和思考。新闻专业的学生们带着很高的兴趣和期待进入大学校门，学习了几年之后反而失去了热情，这是新闻教学的问题吗？是学生自身的问题吗？或者是社会环境的问题？我今天要交流的内容相对零散，但主要是对上述问题的回应。

我曾经在北大的课堂上提出过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作为采访、编辑、传达信息的职业者，新闻人应该怎样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新闻人眼中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一般来讲，对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答案：

首先，当前一种很主流的观点强调新闻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独立的专业操守。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人面向的是人道和自由的世界。实际上，我们看到当代中国很多职业新闻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诉求，甚至是十分明确的政治立场，少见的反而是审慎的事实调查、公允的意见权衡和严谨的资料分析。其次，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在新闻职业群体崛起之后（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从1980年代新闻改革开始），也有很多人认为新闻人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有普遍规律的世界。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着的是新闻与政治、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相互分离。第三，在各种有关记者的传奇故事中，我们还经常能感受到新闻人面对的是一个充满谎言和阴谋的世界。很多优秀的记者既不轻信现象，也不相信规律。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个优秀新闻人的特质是什么？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人最应该做的是客观报道，以此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我们新闻专业的同学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学的不过是怎样通过各种采写编评的技术手段，将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受众。第二种观点认为，新闻从业者有替公众来监督权力的功能和职责，诸如守望社会、舆论监督、第四权力、社会良心等都是这种观念的表达。第三种观点认为，新闻人是魔鬼、是撒旦，是怀疑一切价值和事实的讨厌鬼。他们到处去扒粪，对新闻线索和真相有一种永远不放弃的贪婪和热情。最后，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人是思想家和文学家，新闻业是一个有丰富想象力和能够深入探讨新闻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职业。

以上这些问题和讨论涉及新闻业的基本特征、新闻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等重要的问题，对它们的不同回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不同认识，也决定着我们对待这个行业的态度。是将新闻业当做一种现代社会分工中的白领工作，一个饭碗，一个谋生的职业，还是将新闻业当做一项值得毕生去追求的志业（vocation），当然我在这里用的是马克思?韦伯的词汇。我把它作为我这次演讲的题目——以新闻为业，或者更准确地说，以新闻为志业。

我们首先来看新闻与规律和表面事实的关系。

一、规律的新闻学，还是视野的新闻学？

我在我的新闻教学中提出了一些理念，其中一个就是“给阴谋一个机会”。我并不是说规律完全不起作用，或者说规律完全是遮盖事实，我只是说，不轻信规律和表面事实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是重要的。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科学规律的形成都受限于一定的horizon（视野），视野的有限性决定着规律的不完备性。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人对这个世界的概括或者你抽取的事实永远跟你这个人的视野的宽窄和朝向是有关联的，这当然挑战了各种各样关于新闻事实、新闻规律的论述。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法国有位哲学家叫梅洛?庞蒂，他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讲时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他说：“哲学家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既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们为什么还请我来做教授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当然他把我们说的问题推向了极端，但他说的实际就是视野的有限性问题。他有一本书就叫做《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所以科学在有些哲学家看来是个神话，或者追求科学、追求本质的真实是个神话。我们未必像他那样极端，但他提出的这些观念和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科学的思想与自然科学的思想向来是紧密对应的。早期16、17世纪的牛顿力学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完美的、普遍性的理论解释，18、19世纪的社会科学也在寻求这种普遍规律的解释。19世纪社会科学最大的特点（也是今天我们传播学的特点），就是寻求解释社会现象的普遍规律。可是到了20世纪之后，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对普遍规律的追求被逐渐破解，最明显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几乎把牛顿力学那种平衡、普遍、静态的经典阐释给颠覆掉了。还有就是今天经常提到的耗散结构理论论的例子。耗散结构理论，是一个叫普利高津的人提出的，说的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普遍、平衡的规律来解释和预测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脉络下，对规律的认识、对共识的认识、对价值观念普遍适用的认识都开始被反思。最近，提出“北京共识”的那个家伙，乔舒亚?雷默，写了一本很有趣的书，叫《不可思议的年代》，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去看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学者的研究，你会发现有些人不仅研究历史和社会，还喜欢讨论认识论的问题。出版了《否思社会科学》的沃勒斯坦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在书中不断提及普利高津对认识论的重新理解。他提出一个迷思，当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然科学界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之后，为什么社会科学界反而会出现一个追求普遍规律的高潮？对于在坐的各位来说，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实证社会科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和原则。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也探讨了这类问题：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为什么与自然科学不对应？为什么在自然科学家反思普遍规律时，社会科学家却在把普遍规律这个东西推向极端，把发展、效果、规律、原则、定理这些东西推上极端？作者把这个问题与冷战的政治结合在一起讨论，他认为，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争夺第三世界主导权这个过程中，美国有意识地向第三世界推广了他的发展策略、原理和计划，给第三世界输入了这个普遍规律。也就是说，你按照我这个模式来走，今天的北京就能变成明天的纽约，今天的上海就能变成明天的巴黎。这样一种愿景与进步论、发展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产生了对普遍原则的追求——人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有普遍规律的，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这种冷战政治上的考量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领域研究对规律的理解。传播学的发展与这个过程是非常紧密地结合的。当我们回顾80年代新闻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新闻学界的前辈都在讲新闻是有自身发展规律、原则、定理、体系的，它不应该受到权力的干扰。这种观念不单是对革命新闻史的反叛，也是与支配性的发展主义进行的对接。在今天，普世性的价值、普遍性的规律、普遍与特殊的知识和思想构造对新闻传播的学子们影响有多大呢？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有感受。

然而，当我们把优秀新闻人的实践跟这套理论对应起来的时候，我们则会发现，一些伟大的新闻记者做出的报道之所以伟大，恰恰是因为它是违反常识和共识的，是挑战规律的。

最近出版了一本探讨新闻实践案例书，叫做《别对我撒谎》。作者是一位澳大利亚的老记者，John Pilger。这本书中有很多的经典案例，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挑战共识。比如Paul Foot对洛克比空难的报道，通过记者的调查，在很多细节方面挑战了当时被定性为恐怖分子的爆炸活动。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在飞机起飞之前集体退机票，伊朗的恐怖分子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法庭的冗长审判并没有提供确凿证据等等。这位记者联系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知识，不断提出质疑，并坚持进行调查，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成功记者来说，有时“阴谋论”的思维是如此重要，很多线索无法在表面事实和规律中呈现，必须依靠记者的知识视野和怀疑精神去挖掘。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调查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女记者弗里兰详细研究了整个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内幕故事，包括挖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市场改革，卢布怎样大规模贬值，对冲基金怎样借着私有化的契机投资能源关键领域，很多投资的大鳄们的资产竟然是美元持有的等等。她最后写就了一部重量级调查性著作《世纪大拍卖》。我们可以想见，在这位记者进行调查和写作的1990年代初期，自由市场的规律实际上是一个被主流知识界当作圣经一样信奉的东西，如果记者没有一个挑战共识的思维和必要的知识视野的话，就不会如此努力去挖掘内幕。

我很喜欢一部纪录片，名字叫做《达尔文的噩梦》，讲的是坦桑尼亚的一个湖本来是自然生态非常好的，有各种各样的鱼，其中一种食肉鱼的肉非常鲜美，欧洲人非常喜欢吃。为了赚钱，当地的企业家就组织工厂和渔夫专门放食肉鱼的鱼苗，把小鱼小虾都吃掉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完全被破坏掉了。关键不只是自然被破坏的问题，生产中还出现了恶劣的剥削状况，渔夫在低水平的操作环境下大量死亡，工厂操作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有毒气体使生产鱼肉的女工们大量失明，渔夫的妻子们变成妓女，孩子们沦落为流浪儿童。从欧洲飞来的飞机把武器运到非洲，却载走了鲜美的鱼肉。试想这样一位纪录片的作者，如果没有丰富的世界体系知识，没有社会分层的知识，没有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平衡之间关系的洞察，如果他只轻信“世界是平的”、“地球村”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些广为宣传的共识，如何能选取这么多有代表性的事实材料，从而制作出令人深深感慨的优秀纪实作品。

要把这些现代社会生活和全球化中的各种事件进行问题化，将它们放在地缘政治、文化政治对抗之中来看待，在文化霸权的现状之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深入的调查、研究、报道的背后，都是一套能够超越普遍规律，能够挑战主流共识的知识视野和理论体系在起作用。这些，都涉及到我们的视野和知识体系的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理念叫做从规律的新闻学变成视野的新闻学。完全用规律原理去理解新闻工作，将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局限在传递信息、写好稿件、拍好、编好片子这样的水平上，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提出视野的新闻学，重新调整学新闻的学生的知识体系，重新让他们看一个完整的世界景观是什么样子，他们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将他们的文化意识与他们面临的世界相对应。我觉得，这些问题是才是一个成功的新闻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它提示我们，新闻人努力的方向何在，新闻业的魅力何在。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些经济问题上的例子来反思规律的可靠性问题。我们在讲财经新闻的时候不能完全讲采编实务，因为我发现学生在基本经济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很多严重问题。

拉美70年代出现过一群Chicago Boys，说的是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货币主义思潮影响的拉美知识分子，回到本国运用这些理论推行经济社会改革政策。最典型的是智利的知识分子，按照弥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推行看上去很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这些政策遇到民主力量的抵抗时，发生了武力镇压和夺权，民选政府被推翻，上台的是皮诺切特，他在搞军事独裁的同时推行经济普遍主义的规律，结果造成了本国严重的经济灾难和人道灾难。前面提到的John Pilger拍了一个纪录片，叫The War on Democracy，里面讲了很多类似的事例。197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在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就有拉美的知识青年当场抗议，这是诺贝尔颁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过的。中国的很多知识青年现在大概就知道为诺贝尔和平奖欢呼。现在中国高校很多经济专业的教学承袭的就是这套传统。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这套规律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时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像张五常用卖桔子的实验暗喻国家经济运行政策，盛洪讲的则是卖大白菜的例子，经济学家会讲故事啊。北大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根据非常经典完美的经济理论推导出来了一个结论——“政府干预越多，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这个东西恰巧被做过相关研究的政治学教授王绍光看到了，他利用严谨的统计说明，福利支出和行政干预越大的国家反而基尼系数是越小的。王绍光就说，你这个理论究竟的怎样出来的？是从规律原则的角度出发的，还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调查分析基础之上的？我们在座的想一想，在我们的财经新闻报道中，这种用理论模型套现实的例子是不是不胜枚举。我听我的一个学生说，他进某家财经媒体实习，编辑告诉他第一个月什么都不用干，就读哈耶克的著作，这太恐怖了，先洗脑！

一些理解经济现象的原理，很多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模式——供求曲线。在日常生活的微观经济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需求量越大，价格会越高；供给量越高，价格会降低。如果是一个经典的经济理论模型，没有外力干预，这就是一个完美的市场，它会自动趋向平衡。到一定程度就会自我反馈，超过平衡点就回来了，这是市场自发调节的体系。

但我们生活中的其他现象却不能完全用这种模型去解释了，如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对世界的认识都颠覆了。现在去书店看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货币战争、金融战争，全都是阴谋论、权力和操纵，都是讲非理性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少有人用经典的理论解释经济生活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完美的经济模型解释这个社会的时候解释得这么漂亮，让人心旷神怡，又卖桔子又卖大白菜的，为什么往往与现实不对应？比如说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越贵越买，越跌越抛，如果没有外力来调节的话就会崩溃。这些现象你怎样用你的经典经济理论和普遍规律来解释？

主流经济学强调自我稳定不需要干预，供求曲线是自动均衡的过程。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追涨杀跌。比如一家银行给出的利率是20%，其他都是5%，那会出现什么状况呢？这是国际经济操纵的常见状况。如果一家银行把利率调高到20%，所有资金都流向这家银行了。只要你符合一个条件，就是说人们取出来的钱小于存进去的钱，这个游戏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就可以用很小的杠杆来挑动这个资本游戏。所以在一个国之内的银行利率都必须是统一的。但在国际上就不是这样。如果这家银行是美联储呢？它调利率就会对整个国际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资本的流动、热钱的流动等等，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非理性的、人为的、操纵的因素存在。如果突然有一天有谣传说银行的资金链断了，所有的钱都会撤出来，泡沫就会破灭。如果在一国中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剪羊毛，把股价炒起来，然后突然之间资金全收回来。1997年金融风暴，东南亚就面对这种极端惨烈的状况。如果一国对金融主权失去了控制，比如说今天中国如果加息之后不能控制外汇涌入的话，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金融主权对国家来讲是命根子。

我们今天讲开放金融市场，接受WTO的一些条文，历史不容得看客，如果你不去研究它，不去想它对你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的话，你很可能成为历史的受害者，很可能你的父母失业，你毕业找不到工作。这一系列的问题你怎么去看待它？是用一个普遍规律完美模型去理解，还是用历史性的知识视野去观察？是相信表面的结论和事实，还是带着怀疑精神去质疑？叶利钦推行休克改革的时候，一帮知识分子跟着起哄，联名写信支持他用坦克威逼杜马，结果怎么样，改革以后最先完蛋的就是这群文人。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社会科学理论当中提到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恐怕就不是那么明确了。比如说追涨杀跌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呢？我们同学有时会说“理性点”，或者说“你这个人怎么爱国呢？爱国多么不理性！民族主义多么不理性！”我觉得在某种条件下，你所指的“不理性”很可能就比你的理性更理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老百姓自发的对迷信的看法是可爱的，但这些以一种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和非常完美的规律模型包装出来的现代科学理论有时反而会成为社会的祸害，成为霸权的工具。

以上我们谈的都是规律和表面事实的问题，下面我们谈谈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