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闻为业——新闻人的视野、知识与价值观【4】

三、以新闻为志业

我们看这张图，你也许会有点惊讶，这些著名的作家、思想家、革命家竟然都曾经是新闻人，有的还是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讲到这，你可能更能体会我前面讲的那种将新闻人比作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观念。没错，很多十九、二十世纪的伟大人物都做过记者。如阿伦特、杰克?伦敦，马克思也给《华盛顿时报》做过很长时间的评论人。狄更斯写的《双城记》等很多小说的素材都来源于他早年做议会记者的经历，也包括他对社会的观察；海明威的小说写作风格也部分来自于他写新闻的时候所练就的凝练语言的本领；马克吐温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讽刺小说也来源于做记者的经验；还有马尔克斯——来自南美的大文豪，伏契克——来自捷克的革命家，法国的社会学家雷蒙?阿伦等等。甚至哈贝马斯也短暂地做过记者。这些人的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十九、二十世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做过记者。所以记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工作。

在近代中国，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最成功的报人往往并不把新闻看作是职业边界十分明确的一项工作，这对今天的新闻人来讲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包括梁启超、邓中夏、瞿秋白、陈独秀，几乎没有人强调我们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怎样，他们对新闻的理解与今天我们对新闻的理解不一样，他们将其看作是对人生、社会的追求，或者是一种政治表达的途径。当然，这套理念放在现代社会有一点理想化，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在所形成的职业意识，是否过于限制了我们的文化想象？我们是否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新闻中常常蕴含复杂的思想，蕴含着对政治、社会的丰富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并不完全赞同阿伦特的政治理念与她对问题的看法，但是她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出色的采访，报道的是二战结束之后，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法庭对德国战犯艾希曼的审判。艾希曼是一个刽子手，执行了法西斯的反犹的政策，屠杀了大量的犹太人。阿伦特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本来是将其当作普通的对二战战犯的审判来报道，但是她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对她产生了很大的震撼——人们都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刽子手，是一个杀人魔，但是阿伦特发现他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中年男人，很愚钝地坐在那里，除了官话、大话，没有任何精彩的发言，更没有任何疯狂的发言，所有的语言都是那么的平庸，并且所有的精神病测试对他一点都不起作用。这样一个正常的人，是如何犯下滔天大罪的？所以阿伦特开始反思她之前对战争的理解，她曾经认可战争是“极端的恶”，但现在她认为不对，她根据自己的采访，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概念——“平庸的恶”。艾希曼只是一个执行人，而不是一个策划人，也就是说他只是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去无意识地助长了恶，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恶人。阿伦特的这篇报道在发表后引起了人们非常大的争论，特别是犹太人对这篇报道非常反感，认为其在为战犯说话。后来，阿伦特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远赴欧洲。

我们来看阿伦特报道中蕴含的政治理念，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否支持犹太人对阿伦特的批评，是否支持犹太人的看法？他们认为艾希曼是暴行的象征，这次审判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个体正义，而在于历史态度。或者说你赞成阿伦特的观点？她认为审判的意义不在于复仇，而在于正义。所以，这里涉及到挖掘历史的态度，是在于事实，还是在于态度？事实与态度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不违反事实的情况下，你是否可以有态度的调整？你可以说，对于历史，总有一个公正的判断和评价？或者干脆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意识形态本身？我们回到中国的新闻事件也是如此，不要瞧不起新闻的操作，这些微小的事情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很可能是非常重大的价值观念，非常深刻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

所以我认为，新闻不是简单的学科。作为一个新闻人，其知识体系应该是放在大历史的环境中的，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规则、原则、定理和采写编评上的知识体系。

所以，各种社会新闻和公共事件，价值观判断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在你扩展知识之后，对它有非常丰富的认识。对于价值、事实和历史的关系，我们强调这样一种认识：真理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而是长期流传的似是而非的神话。马克思也说过一句话，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为什么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呢？因为普遍性的共识，在不同的情境下有时是不适用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强调是从规律的新闻学到视野的新闻学。新闻学受到传播学的影响很大，媒介中心、规律出发、原则出发，当然这些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们在一定情境下有参考价值。但是问题是你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所以我强调给阴谋一个机会，然后要回归历史，知识和视野的相互决定，视野对新闻人的立场和态度的关键作用。

这样来看，我觉得新闻专业是一个有非常美好前景的专业，大家选择新闻专业是非常幸运的，它可以超越社会科学死板的羁绊，它可以不囿于职业阶层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你想想，在大学这个门槛里，还有哪个专业是可以如此广泛地、如此不受限制地来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呢？中文系的人必定得顾及到文化文本的阐释，经济学的人必定得顾及到经济理论的延展。这些社会问题你仅仅能够作为一个领域的专家出现，而我们新闻人是广泛地涉猎各种各样的领域，这是一个拥有无穷潜力和无穷魅力的行业。但是问题是它需要掌握非常丰富的知识，你不能够受到任何学科的限制，更不能受到我们八九十年代形成职业阶层以后所出现的这些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些东西会不会束缚你的文化想象力，你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新闻人更大的魅力是实践、调查、参与历史、报道历史。

总之，这是一个视野与精神的问题，所以最后我们讲到一种精神——超人，这是尼采提出的概念。尼采曾经指出是他把有限跟无限连接在一起了，这是个伟大的思想贡献。尼采受到叔本华很大的影响，叔本华是一个非常悲观的哲学家，他说生命就是欲望和不满足，不满足就带来痛苦，所以人生总是痛苦的，所以人生生不如死，他是这样一个哲学观点。但是叔本华的哲学不彻底，因为他自己没自杀。我们清华的一位导师，著名学者王国维，受叔本华的影响很大，自杀了，更彻底。但尼采比叔本华进步，他沟通了有限与无限，从而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尼采说生命虽然是有限的、痛苦的，但是我可以跟无限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我可以跟我创造的无限的价值联系在一起。我们中国一个很普通的士兵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我觉得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人说的最精彩、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句话，它的哲学韵味是回味无穷的。我们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你不把有限的生命跟更大的意义连接在一起，你的生活真的变得很无聊了。所以我们讲社会的希望在哪儿？我们讲制度，我们讲规律，我们讲原则，我们还要讲一种文化，一种“新人”的出现，这是马尔库塞讲的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在给本科生讲课的时候说，你们是90后，你们想想一百年前的90后，想想那一代人给你带来的激励，当你遇到同样的社会困境的时候，你怎样促使自己产生更加丰富的文化想象，怎样促使自己去更多的学习丰富的知识，来完善你对社会和历史的理解，你才能做好新闻人，才能做好对新闻现象、对社会实践的理解。这是我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研究。我就讲这么多，抱歉讲得很琐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