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符號互動分析中的電視新聞專題節目《看見》

【摘要】 本文運用符號互動理論，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電視新聞專題節目《看見》中《柴靜：專訪李陽家暴事件》這一期為案例，分析該類型節目中媒介與公眾、記者與採訪對象之間的雙重符號互動模式。探究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如何利用新聞議題的引入和面對面的訪談中的符號互動，通過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兩條路徑來形成互動雙方“共享的意義”。

【關鍵詞】 符號互動﹔文本分析﹔人際傳播﹔大眾傳播

符號互動論是從社會個體及其日常生活著手研究人類群體生活的社會心理學理論，其基本觀點為：現實社會是建構在一系列符號及其象征意義的基礎上的，這些意義產生於個體與他人借助符號開展的持續不斷的互動過程，因此，傳播就成為人類一切經驗的核心（Little John, 1999/陳德民、葉曉輝譯， 2005，頁283）。

社會行為的最基本形式由以下三個元素構成：某個人最初所做的“表示”（gesture）﹔另一個人對這一表示做出的響應和結果﹔傳播者賦予某個行為的意義（Little John/史安斌譯，2009，頁182）。意義是人們在互動中創造的，人們根據他人賦予某個事物的意義決定如何對他人採取行動，而意義也會在解釋中得到修正（Blumer, 1969）。米德（Mead）認為，社會個體通過不斷與他人的互動來學習和理解對方所發出的“有意義的活動”，以此來獲得與符號發出者相一致的“共享的意義”。

可見，互動的目標就創造“共享的意義”。

符號互動理論作為社會學領域內的一場理論運動，聚焦的主要問題是——人們如何通過談話來形成社會生活中的意義和結構（Little John/史安斌譯，2009，頁182）。雖然米德的經典符號互動論更多關注人際傳播層面，但同樣可以推廣為：媒介與公眾又是如何通過符號互動來創造“共享的意義”，即互動雙方均能接受的意義和價值觀？

《看見》是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於2010年12月推出的全新午間專題欄目,被稱為中國版《60分鐘》。作為一文件記錄現實題材的新聞專題節目，《看見》這樣介紹自己：

觀察變化中的時代生活，用影響記錄事件中的人，努力刻畫這個飛速轉型的時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與渴望，期待和觀眾一起，了解陌生，認識彼此﹔端詳相似，審視自我。

所謂電視新聞專題節目，是指“綜合運用各種電視表現手段與播出方式，通過對重大新聞題材或圍繞重大主題的相近、深入或獨特視角的報導，為觀眾提供深度信息的新聞報導形式” （王振業，2001，頁264），包括專題報導、新聞調查和訪談等形式。

對電視新聞專題節目來說，議題的選擇取決於媒體與社會大眾符號互動的“合謀”，即媒體對選題的重要性的判斷與社會大眾興趣的契合程度。而記者與事件親歷者之間的面對面訪談這一符號互動形式，不僅讓觀眾將注意力集中在傳者設置的議題上，還讓觀眾圍繞其呈現的意義來展開思考（李苓、馮劍俠，2008），催生“共享的意義”。

故而，本文使用符號互動理論，選擇《看見》2011年9月25日《柴靜：專訪李陽家暴事件》這一期節目進行案例分析，研究電視新聞專題節目《看見》中的符號互動模式，探究這類節目互動過程中如何實現“共享的意義”。

一、新聞議題的選擇

戈夫曼（Goffman）首先將符號互動論的思想具體運用到大眾傳播研究中，他用“框架“（frame）指代在某個特定事件用來理解社會境遇的一套特定的期望（Baran & Davis/曹書樂譯，2009，頁273）。他認為，框架廣泛存在於各種社會活動中，人們要了解並參與社會活動，必須首先認識結構化這種活動的框架，以說明我們“分辨、認知、察覺和體驗”事物（Goffman,1974）。

在某個議題建構的過程即框架（framing）中，媒體報導什麼，怎樣去選擇和報導他們認為重要的事實，怎樣在報導中特別處理某些因素來體現自己的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處理方式和選擇態度，都是新聞工作人員、消息來源、受眾、社會情境之間互動的結果（張洪忠，2009），也是更大范圍的媒介公眾互動的結果。

解說詞：2011年8月31日，網絡上一條消息引起震動。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的美籍妻子Kim在微博中聲稱遭受到家庭暴力，並附上了自己頭部、耳朵、膝蓋處紅腫和流血的照片。這些微博被大量轉發，引發了眾多網友的關切和譴責，人們用瘋狂來形容這次家暴。

在電視新聞專題節目中，節目制作人的理念和公眾的興趣決定了對報導話題和採訪對象的選擇。媒體對“家庭暴力”一直都是態度曖昧，而此次李陽的家暴事件激起了社會公眾的關切和興趣，順理成章地促成了這期節目的選題。制作人通過主持人對新聞事件的敘述（解說詞），對事件發展、節目進程的解釋來引入議題，以大眾傳播的方式與受眾進行符號互動。

主持人：在這次訪問中，我們可以察覺到李陽試圖修正卻又搖擺不定的心態，也難以預見這個家庭的未來會是如何，甚至對播出這期節目，是不是會給Kim和孩子帶來傷害有所顧慮。在征求Kim意見時，她在短信中說，“李陽綜是說家庭暴力這是中國文化，他的朋友說這不是什麼大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揚，這種天都導致女性沉默，它甚至讓我保持了數年的沉默，就是這樣的態度，才把女人置身於危險之中。請不要考慮我個人的處境，請你們鮮明地播出我的話，不要容忍暴力，這句話是我送給所有在沉默中受傷害的女性，也是我的女兒未來的禮物。”

可見，通過節目議題的引入，加上記者與採訪對象在鏡頭前的不斷互動，共同促進了媒體、個人和社會都能接受的意義和價值觀的生成。下面本文就重點分析記者與採訪對象之間面對面訪談中的符號互動。

二、面對面訪談的文本分析

記者與採訪對象的互動主要基於語言符號，所以對由語言互動構成的節目文本進行分析，有利於我們觀察共享的意義產生的過程。

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中》（Mind, Self, and Society）中，米德認為，我們用符號（symbols）生成我們對意識的經驗（心靈），我們對自己的理解（自我）以及我們對宏觀社會秩序的知識（社會）（Little John/史安斌譯，2009，頁239）。所以，“社會”（society）、“自我”（self）和“心靈”（mind）是米德理論中三個最為核心的概念。

本文就以這三個概念作為分析單位，對記者和採訪對象訪談內容進行文本分析，將符號互動理論應用到面對面訪談這一人際傳播過程中。

（一）“自我”的呈現

“自我概念”也被稱為“被類化的他者”（generalized other），即個人用來關照自己的復合視角，是在與別人長期進行符號互動中形成的（Little John/史安斌譯，2009，頁183）。

“被類化的他者”成為人們進行內向互動的參照系，社會個體據此形成和發展自我意識，並按照他者的觀點來評價自身和塑造自我的形象，構建身份。而那些與個人較為親近的人則成為“意義重大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他們做出的響應會對個人產生巨大影響。

1.李陽

記者：但你知道公眾人物對社會是有責任的，何況你是一個（老師）。

李陽：公眾人物都是包裝出來的，要把內幕挖出來，那都不是公眾人物。

記者：你也是包裝出來的？

李陽：對，我也是經過一定的包裝的。

李陽以“公眾人物”這一概念作為參照系之一，將成為“一定要將商業做大”、“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作為最高的目標，以此來獲得成就感。

記者：你跟你父母之間感到過親密的感覺嗎？

李陽：沒有，從來沒有，因為我還記得在西安工作的時候我爸爸說，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嚇死我了，跟他睡一個床上，我寧可去死。

記者：為什麼要自卑？

李陽：就像我從小的成長經歷也好，父母從小打擊式的教育也好，就讓我從小對自我認識很差。所以自卑極端的一個就是自負，對吧，很可能變成自負。

李陽說自己沒有過親密的家庭關系，父母在生下他后支持新疆建設，自己從小和外公外婆長大。由此可見，父母作為“意義重大的他者”，與李陽的互動主要呈現缺失和打擊兩種狀態。

2. Kim

Kim：好多次她說我是很好的媽媽，我教（孩子）是棒的媽媽，肯定我是個媽媽，但我還是女生的，我是她太太。12年，我沒聽過他說為什麼愛我。

李陽作為丈夫，同樣是妻子的“重要的他者”，他婚后唯一表達愛意的方法，就是贊美Kim是個偉大的母親和教育家。李陽僅將Kim當做一個媽媽，忽略了她其它重要的身份：妻子和女人。

經過與不同參照系的互動，李陽的自我雖然確立，卻出現了矛盾，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曾經是多麼地痛恨自己，曾經是多麼自卑，多麼絕望，我現在仍然在自我懷疑的漩渦中掙扎”。一方面，李陽以極其自信的“成功教育者和商人”姿態出現在大小舞台﹔另一方面，卻又生活在自我懷疑之中，忽視自己作為家庭重要成員的身份。

在米德關於“鏡中我”的暗示觀念中，“標簽”對於自我概念和行為有著強大的影響（Richard & Lynn/劉海龍譯，2007，頁90）。而對於Kim來說，她從李陽處得到的標簽只是“好媽媽”、“教育家”，而不是她最重視的“妻子”，她的一部分自我被丈夫忽略，從而覺得自己不被認可，甚至在微博上也稱自己為“准單親媽媽”。

這種矛盾的自我意識決定了他們如何塑造自我形象、扮演社會角色和應對互動中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