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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二)“心靈”的選擇
這裡的“心靈”是一個過程，是一個與自己進行互動的過程。這種思考的能力是與自我共同發展起來的，人們因此能夠使用有意義的符號來對自我做出響應，對所處情境進行解讀，仔細考慮現狀，對未來的行動進行預測（史安斌，2009，183），進而扮演某種角色並對自己的行動展開反思。
1.李陽
記者：我很難想象，你比如說你給那150個母親講課的時候，實際上你？
李陽：我是流汗的，其實是這樣的。
與母親這一受眾群體的互動讓李陽進行反思，他承認家暴行為是絕對錯誤的、有悖社會規則的。
李陽：我覺得這個事件沒有那麼嚴重，就算拖三天也無所謂，不是人命關天的事情，可以以后再處理。我絕對不會因為這個小事，停止我的培訓。
記者：是不是你權衡一個家庭的標准也是成功和能力？
李陽：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標准。
記者：不是愛嗎？
李陽：真正的愛是帶來巨大的成功。
符號互動論的中心概念之一就是人的信仰、價值觀、感覺以及對自我的評價會影響其行為。自我會迫使人們去建構他們的行動和反應，而不僅僅是表達他們。這個過程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自我預期導致個人按照該預期已經實現為前提採取行動（Richard & Lynn/劉海龍譯，2007，頁94）。李陽在自我呈現的過程中就明確要成為成功的商人，並認為家庭“只是千千萬萬個家庭中的一個”，故而在家暴事件被報導之后，他依然選擇忽略自己作為一個丈夫和父親在家庭中應承擔的責任，忽視家庭暴力的嚴重性，將事業上的成功擺在第一位。
記者：所以你們倆這次沖突究竟實質是什麼？
李陽：是我沒有像她那樣去感受她的壓力。
記者：那麼我想聽到你非常真誠地說，你到底認為這個事情是一件小事，無所謂的事，還是這是一個原則性的大事？
李陽：按照我們國家的文化，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從人的角度出發，這肯定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記者：所以我今天跟你談話，感覺你時刻在兩種觀念當中搖擺。一部分是好像你覺得現在我們社會文化是允許這種暴力現象存在的，沒什麼大事，另一方面你想去給它一個界定，想去嘗試一個好的辦法。
李陽：這樣的，是在搖擺。
從柴靜和李陽的幾段對話中可以看出，由於自我意識的矛盾，李陽在應對教育事業和家庭道德責任兩方面也出現了矛盾。
2.Kim
記者：坦率地說，我採訪過那麼多人，中國像李陽這樣的男人是很多的，不是說他們動手對女人，而是說頭腦當中的想法。
Kim：我對他的幫助就是，讓他跟隨自己的內心，跟隨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記者：你的擔心實際上是他還沒有真正地感受到自己的內心，只是一個模式，是這樣嗎？
Kim：是。
個人在思維中與“被類化的他者”進行互動，根據互動結果採取行動，從而形成了一種行為的抉擇機制和意義的生成機制（Little John/史安斌譯，2009，頁183）。個人通過執行這兩個功能來處理自我與社會的沖突。在家暴事件十天后，李陽承認對妻子實施了家庭暴力，公開表達了歉意，但是卻依然保持他瘋狂的面孔，說“我不在乎這些，我要做反家暴的代言人，我周末依然開課，因為工作最重要。”
雖然對自身行為進行了反思，李陽選擇繼續追求事業的成功而忽視對家庭、對社會的責任。
有著美國文化背景的Kim雖然對中國家丑不可外揚的文化傳統有所了解，但仍然選擇保持自己作為妻子和女性的身份，同意接受採訪並說出自己的故事，通過這種方式來說明李陽，幫助中國社會中同樣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
(三)社會的“共享的意義”
米德認為，互動是在變動的社會結構（文化、社會等）中進行的。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處於既有的社會環境之中。米德將社會定義為人類制造的社會關系網。個人通過自己主動選擇的行為參與社會。因為，在社會的影響下，個人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這些相互聯系、環環相扣的行為系統。社會先於個人存在，但是個人也會通過與他人相互協調的行為創造和影響社會（Richard & Lynn/劉海龍譯，2007，頁94）。
通過這個論斷可以看出，米德主張個人與社會之間是相互影響的，因此，符號互動理論是連接關注個人的理論和關注社會力量的理論的橋梁。
解說詞：Kim在微博曝光李陽家暴事件后，她收到了許許多多有同樣經歷的女性的來信。她驚訝於中國家庭暴力的普遍。
Kim：有一個說，Kim老師，好多年，我爸打我媽，我在旁邊。我媽媽很軟弱，但她希望懲罰我爸爸，就割了腕。她說Kim老師，謝謝你（把家暴說出來），因為我媽媽什麼也做不了。
柴靜在節目中介紹，根據全國婦聯的統計，我國2.7億個家庭中，遭受過家庭暴力的婦女高達30%，而這僅是公開調查的資料，在男尊女卑和家丑不可外揚的傳統文化下，許多受虐婦女隻能沉默忍耐。
沉默往往爆發。多年來，由於家庭暴力而引發的極端案例屢見不鮮，很多女性被毆打致死。2005年，同樣由柴靜主持的《新聞調查》欄目曾經採訪過河北石家庄女子監獄，十幾位女犯都是因為無法忍受家庭暴力而將丈夫殺死，重刑入獄。專家認為，這是暴力得不到干預和控制的典型加過，在國際上被稱為“受虐婦女綜合征”。但即使惡性事件頻發，社會輿論對家庭內部暴力的態度依然曖昧。
記者：關鍵是我們是不是要去選擇那個對自己最有利的看法？
李陽：應該不是最有利的看法，應該選擇正確的看法，是非觀還是要有的。
記者：真理就真理，不是因為做到沒有做到，我們其實這麼說，隻希望你能夠帶著內心真摯的情感去做。
李陽：我會把你的話，當成正面的能量，在我丑惡或者魔鬼出來的時候，作為一種正面的價值力量。
記者：因為我們在看著你。
Kim：我覺得作為中國人、美國人，所有人，我們的相似之處遠多過不同，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我們都需要快樂的家庭，我們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夢想真的是讓中國更好，更國際化，我希望他能從自己做起。
符號互動主義認為，一方面，一個人對他和她的物理現實或客觀現實的理解和關系是由符號環境，即我們已經內化的心靈、自我和社會作為中介的﹔另一方面，我們給予符號的意義定義了我們和我們所經歷的現實。在我們社會化的過程中，文化上一致的意義控制著我們與環境的互動（Little John/史安斌譯，2009，頁239）。
在柴靜與李陽、Kim的談話中，我們可以逐漸得到一種共識，即“共享的意義”：正是“家丑不可外揚”的態度導致了女性的沉默，也正是這樣的態度將女性和男性均至於危險之中，進而引發惡性行為。但如果這種問題能夠得到正視和及時的處理，可以促進現代化社會的前進。
社會在塑造人的自我和思維的同時，也憑借自我和思維得以建構和延續。米德認為，社會制度是可塑的、不斷進步的，並且是有益於個人發展的（周曉紅，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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