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與共和國建立初期的人民日報

2009年10月，是我國新聞界的杰出代表范長江誕辰100周年。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范長江以天津《大公報》特約記者身份，獨自前往西南與西北大片地區旅行採訪，沿途寫出大量旅行通訊，真實地向國人首次披露了紅軍長征的壯舉，反映了西部地區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現實。他此行採寫並發表的新聞作品，成為燴熾人口的名篇，至今還為人們傳頌。他在新聞記者經歷中表現出來的不畏艱險、追求真理的精神，仍被當今中國新聞界視為楷模。然而，范長江新聞生涯的最后一段歷程，也就是1950年初至1952年年中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期間，為黨報工作做出的許多創造性貢獻，由於種種原因，至今仍然鮮為人知。在范長江百年誕辰之際，我們重新翻開塵封的歷史檔案，探尋這位新聞名家在共和國建立初期的不懈追求，對於完整地了解與把握他的新聞道路及其經驗教訓，探尋黨的新聞工作的內在規律，把黨報改革繼續推向前進，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受命於“大轉變”的關鍵之時

1949年3月15日，隨著中共中央進入北平，作為中共華北局機關報的人民日報社也從河北遷入這個古都。當年8月1日，《人民日報》升格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原社長張磐石任副社長，鄧拓任總編輯。《人民日報》由此開始了由區域性黨報向黨中央領導的全國性報紙的轉變。

自1949年8月1日起，《人民日報》由過去的4版改為一張半，即對開4版，另附一份4開4版可以單獨訂閱的《北平新聞》。同年8月8日，又由一張半改為6版，《北平新聞》同時停刊，轉向重點報道全黨與全國的工作。進城伊始的人民日報，雖然擁有100余名從解放區來的業務干部與黨政干部，但大家對於新的工作環境比較陌生，對於如何從事全國性的報道工作缺少辦法、心中無數。此時的《人民日報》，各版之間內容交叉，眉目不清，顯得缺少章法。過去在解放區發展的7000多名通訊員，進城后很快就與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失去了聯系﹔在北平新發展的為數不多的通訊員，多數還是學校學生及機關干部，稿源因此十分匱乏，甚至鬧起了稿荒。報紙常常把機關文告或機關學校工作總結直接拿來填充版面。重要新聞主要依賴新華社提供，常常陷入來什麼登什麼，或到了晚間，還不清楚當天有哪些重要稿件需要刊登的被動局面。遇到重大事件，本報記者一轟而上﹔不少日常報道又時常無人問津。

從1949年8月至11月，人民日報編委會多次開會討論本報的定型化問題，初步確定一版為政治要聞﹔二版以經濟建設為主，少數刊登各地通訊﹔三版刊登國際新聞﹔四版內容沒有確定，有文教新聞、北京新聞或華北新聞幾種方案。五版是專刊﹔六版刊登文藝、蘇聯研究等內容的稿件。而對於整個報紙的編輯方針、版面形式及風格等，編委會還沒有形成一套成熟的意見。

在此期間，盡管報社上下殫精竭慮，但報紙的內容與形式均與黨中央及廣大讀者的要求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因此不斷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及讀者的批評。當時人民日報的記者與編輯多數是從根據地來的，過去在農村或山區，交通與通訊不便，時間觀念普遍淡薄，除了戰爭、生產、教育三件大事，其他的事情基本可以不作報道。進入城市以后，報道內容有了很大變化，可是老的工作習慣沒有變，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新聞時效性的觀念不強。例如採寫首次政協代表的訪問記時，文章發表比上海《大公報》晚了一個星期。同樣是文字豎排的版面，《大公報》標題文字簡短醒目，而且在刊登重要消息時不惜版面突出處理，顯得十分搶眼。而《人民日報》做標題時由於片面要求內容完整，結果字數過多，字號偏小，顯得不夠突出﹔刊登重要消息時，按照過去慣例，對於其放在哪個版，放幾欄題，都有明確限制，這樣一來反而顯得缺乏重點。毛澤東同志對此是不滿意的，曾經明確指出要《人民日報》多學學《大公報》。分管人民日報的新聞出版總署署長胡喬木也多次指出，《人民日報》的版面不好，值得注意。總編輯鄧拓也在編委會上表示，《大公報》標題醒目，版面美觀，單元清楚，許多地方值得學習，需要經常研究比較。

令人民日報工作人員感到壓力更大的，是此時的報紙上常常出現重大差錯，有的差錯甚至驚動了中央上層領導。例如1949年9月22日一版社論《舊中國滅亡了，新中國誕生了！》，發表時誤將蘇聯國旗當作新中國的國旗放在題頭上。9月29日，一版刊登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時，將歌詞“最后的吼聲”誤登為“最大的吼聲”。而在刊登新公布的國旗時，在國旗的一角錯誤地出現了黃邊。刊登領袖照片時，按照過去慣例，把斯大林的照片放在毛澤東照片的前邊，而沒有考慮到毛主席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首，理應放在前面。在刊登各民主黨派的活動與賀電時，也在版面安排上表現出輕視民主黨派地位的問題。還有一次在刊登新華社稿件時，原稿把“國家主席”誤寫成“政府委員會主席”，本報編輯沒能識別與糾正，由此釀成大錯。

對於此類差錯，中央嚴辭批評，毛澤東甚至提出要追究與處分有關責任人，這使報社編委會感受到了極大的壓力。編委會為此多次開會作出檢討，認識到本報進城后開始從地方性轉向全國性，但是大多數同志表現了狹隘的地方觀點與經驗主義，不懂得黨報是向全國人民說話，表現出了缺乏國家觀念、缺乏代表國家宣傳的思想。沒有意識到我們黨是領導全國掌握政權的黨，因而黨報的地位就與過去大不相同了。鄧拓在編委會上檢查說，“這些錯誤暴露了我們的弱點，說明我們在政治上不健全。”

此時，人民日報領導層已經清楚認識到，本報和全國形勢一樣，正處在大轉變的關鍵時刻，其基本特點之一是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到城市。對於報紙工作來說，過去在農村形成的許多制度與辦法已經不適用了，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完全適合於城市工作的工作作風和工作制度。面對如此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主持人民日報全面工作的總編輯鄧拓明顯地感到自己力不從心，尤其是覺得自己難以勝任與中央領導同志的直接溝通，於是代表編委會請求中央派出得力領導（最好是一位中央委員）前來人民日報主政。

1949年年底，中央決定胡喬木不再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但仍然分管人民日報工作﹔副社長張磐石調到華北局任副書記﹔決定調范長江擔任人民日報社社長，鄧拓任副社長並繼續擔任總編輯。

范長江此時正在上海解放日報社長任上，調他前來人民日報主政，可謂眾望所歸。時年41歲的范長江，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對他都是熟悉的，而且他是因為給《大公報》採寫旅行通訊而聲名遠播的，這在當時黨內上上下下都希望在黨報工作中學習借鑒《大公報》辦報經驗的氛圍中，重用范長江到黨中央機關報一把手的位置上，無疑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而此時的范長江，對於人民日報其實並不陌生。1949年1月，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的范長江從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出發，作為“新聞先遣隊”負責人之一，參加接管北平新聞報業。他於1月31日進入北平，擔任新創刊的《人民日報?北平版》總編輯。這張報紙作為北平市委機關報，實際上是當時仍在平山出版的《人民日報》的姊妹版。

1949年3月15日，平山《人民日報》遷入北平並繼續出報，《人民日報·北平版》遂停刊，范長江即離北平南下，隨同第三野戰軍領導機關，進入上海接收那裡的新聞報業，隨后擔任新創刊的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社社長。

1949年12月間，接到調令的范長江即來過一次人民日報，了解情況。1950年1月，他正式走馬上任。這時的范長江，剛過不惑之年，精力旺盛，信心很足。人民日報編委會其他成員此時也大多30歲出頭，工作熱情十分高漲。新組成的報社編委會信心滿滿，決心把《人民日報》辦出一個新模樣，讓黨中央滿意，讓人民滿意。

二、主政人民日報的“頭三腳”

重新走進北京王府井人民日報社大院的范長江，渾身充滿著年輕人的朝氣，工作中很快顯示出雷厲風行的作風。對於辦報，他有自己較高的標准和嚴格的要求，而且做起事來性急，報社同志們很快便感覺到了他那急於打開工作局面的迫切心情。

1950年1月初，胡喬木就黨報工作明確指出：“報紙的好壞決定於反映實際的程度”。范長江聞風而動，於元月11日代表人民日報向中央打報告，圍繞著如何更深入更迅速地反映全國的實際工作，提出三項措施：一、組織言論委員會，由中宣部約請一批同志任人民日報報評論委員會委員。這個名單中包括張磐石、艾思奇、張仲實、王學文、楊獻珍、陳克寒、喬冠華、胡喬木、胡愈之、王任叔、錢俊瑞、柯柏年、周揚、張友漁、鄧拓、安崗、范長江、薛暮橋、狄超白、何思敬等重量級人物。張磐石為評論委員會書記，鄧拓為副書記。二、建立“黨的生活”專欄，就黨內思想作風方面的問題展開批評。三、派出記者前往各地進行實際工作報道。這個報告經中央批准后，“黨的生活”專欄迅速問世﹔編輯部選派的38名記者，其中包括部分擔任部門負責人的業務骨干，3月份便各就各位，分布在首都及全國各地。

緊接著，范長江著手建立與完善編委會會議制度。確定每星期六下午二時舉行編委正式會議，通報全國新近重大情況，討論研究報社重要工作及重要報道選題，分派與落實各項工作任務。從1950年3月28日召開第一次編委會會議，至當年11月18日，共召集30次會議，每次都做了較為詳細的會議記錄。在4月8日召開的第三次編委會上，范長江提議，自本次編委會會議起，今后每次開會，都要向中宣部作出書面報告，每月向中央作一次書面報告。

翻閱在此期間的人民日報編委會會議記錄，可以清楚地看出，人民日報日后一直實行的整套比較嚴謹的工作制度與工作方法，基本上都是這個時期討論確定下來的，其中不少內容，至今還在沿用。它們滲入了范長江及報社領導層的大量智慧與心血，也為建立起黨報工作的正常秩序奠定了基礎。我們從中還能看到，范長江當時作為人民日報一把手，不負黨中央的重托，在黨中央機關報的重要崗位上，一上任便踢出了具有相當份量的“頭三腳”。

其一為建章立制，確立正常工作秩序。

1949年12月以前，人民日報編輯部基本是採取編採分開的工作體制，使得人手本來就較緊張的編輯部，力量更是分散使用。本報不少稿件質量低、零亂，有些版面靠用剪報填充，工作相當被動。范長江到任后，立即出台了編、採、通合一的管理辦法，實現了專業化的分工。編輯部暫時分設五個組，第一組負責政治、法律、軍事要聞，並負責全部版面的拼版，在夜間工作，其他組都在白天工作。第二組負責工礦、交通、農業生產等報道﹔第三組負責財政、金融、貿易等報道﹔第四組負責文化、教育及黨的生活、青年團工作等報道﹔第五組負責文藝副刊、人民園地及美術等。各組組長由編委擔任，便於提高工作效率及統一調度人員。各組暫定至少每隔一天交出可登一個半版的稿件，其中包括新聞、通訊和評論，篇幅長短搭配，交總編輯最后審定與取舍。此外組成總編室，負責夜班組版，設正、副主任各一人，另有少數特派記者。

范長江認為，人民日報各部門的負責人，應當是主要的生產者，應該親自組織文章及編輯主要稿件，撰寫按語或評論等文章。他特別強調，報社要成為政治活動的中心，而編委要成為社會上的活動分子，要經常了解全國各地的情況，經常討論和研究情況及問題。他到報社不久就帶頭同中央許多領導機關建立起密切的聯系，商定報社各部門的負責干部列席旁聽這些機關的工作會議，照他的說法是“耳目靈通”、“目光四射”。過去報社從根據地來的一些同志習慣於“一切聽候組織安排”，而長江的思路卻是“凡事要積極爭取”。兩種不同的工作態度，必然形成兩種不同的結果。

他在3月28日主持第一次編委會會議時，便主張對編委工作進行明確分工，確定由總編室主任肖風分管編輯部各新聞編輯組的日常編輯工作與通聯工作，並負責對外聯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金融、貿易等部門﹔總編室副主任李庄分管記者工作，負責聯系中央人民政府工農業生產、農村工作等部門及全國總工會﹔編委杜波分管資料組﹔另一位編委林淡秋主編人民園地，負責讀者服務工作。調何燕凌擔任編委會兼總編室政治秘書。隨后在4月15日的第四次編委會上，他又宣布自己負責對外聯系財經部門﹔鄧拓負責言論工作，聯系文教部門﹔並對其他編委分管工作作了適當調整。在這次會議上，還決定由副總編輯安崗起草編委會工作條例。

在4月2日舉行的第二次編委會上，對編輯工作制度作了如下規定：報社自己組織的新聞稿（包括社論、評論、新聞、通訊、讀者問答等），必須在發稿24小時以前，由總編室審查完畢並發排小樣（五、六版在48小時以前）。二、總編輯審查小樣，在發排以前6小時審閱完畢交總編室組版。三、每晚10時30分召開編前會，決定各版版樣。各版樣式確定后，未經總編輯同意不准變更。四、每晚編前會前總編室必須基本上掌握新華社、市政府新聞處發稿情況（特殊情形除外）五、總編室審查各組按計劃交來的稿件。按級負責，審稿人必須簽字。有缺陷的稿件退回各組重新編寫。

在此時期，人民日報的專職記者與特派記者分散在各個部門，為了加強對記者工作的領導，編委會規定，由總編室副主任根據總編輯意圖，與各組負責人協商對記者實行領導。領導記者的方法，主要是統一制定報道計劃。平時一般由各部門記者按照自己的分工自行提出報道選題，然后經過各組負責人與總編輯批准后進行採訪。定題目時同時確定完成任務的時間。記者的報道計劃因情況變化必須修改時，可由記者提出修改意見，但須經總編輯批准。

在5月6日第七次編委會會議上，進一步規定記者每人每月要寫新聞5篇，通訊1篇。范長江提出，記者應當注意報道人民生活，透過廣大人民的生活來體現黨的政策。記者應提高寫作能力，肅清文化上的殘破現象。在完成報道計劃時，要在保証質量的基礎上，爭取數量。他還把約請各地負責同志給本報寫文章，確定為記者任務之一。

1950年年中，編委會又把駐地記者的工作任務與工作方法，以文字形式確定下來。其主要內容是：一、駐地記者的任務，是有計劃地了解駐地工作情況與工作中主要問題、主要經驗與教訓，選擇其具有全國意義的部分進行報道。二、駐地記者應規定為長期任務，以便有計劃地積累材料，建立經常工作。三、駐地記者一月或兩月回社一次，領受新精神、新任務。每次住社期間在一星期之內。3個月做一次全面性的總結。一年回社住一月，學習文件及理論。四、每個駐地記者以一個城市為主要工作對象，但不限於一個城市。本行政區的其他城市或農村有重要事件、重要問題，尤其與工礦生產有直接關系的問題，也應盡可能報道。五、本報記者站目前可暫時設在當地報社、通訊社或其他機關附近，或機關內。可設置一件簡單交通工具（自行車），並配備一名助手，規定少許辦公、招待費。駐地記者每人配備一台照相機，學習照相。駐地記者的政治待遇，一律在介紹信中注明，便於駐地記者參加當地領導機關有關的會議及閱讀文件。

范長江剛來人民日報時，報社共有人員526人，其中干部349人，編輯部人員164人，黨員196人，工人114人，勤雜人員17人。從干部來源說，老解放區來的干部有186人。隨著報社各項工作走上正軌，一部分不太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的老同志及從原華北日報接收的一些人員陸續調出，編委會又討論決定從各地優秀中青年知識分子中選調了一批干部，充實到報社業務崗位，同時還選調了一些縣委書記來本報當記者。雖然到1950年上半年，人民日報工作人員總數減少到366人，其中編輯部人員也相應減少到112人，但其政治素質與業務素質總體上均有提高。范長江在編輯部特別是年輕同志中大力提倡爭做名記者。他多次強調說，一個報紙辦得好不好，能不能吸引讀者，關鍵在於要有好的評論，好的新聞和好的通訊，要培養出一批國內外讀者都很熟悉的名記者，使讀者看了他的名字就想看他的文章。過去《大公報》是很重視這一點的。

在范長江以及報社編委會的大力推動下，報社有關採編工作的一項項制度相繼建立起來，報社各項工作正常有序。報社編委會甚至還提出，以后本報工作人員工資待遇應考慮按工作成績發放，實行物質獎勵，以此鼓勵大家充分發揮出創造性。

其二為加強言論工作。

翻閱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二月的《人民日報》，幾乎看不到本報撰寫的社論，其他評論也很少見。報上發表的言論，除了少許新華社社論外，其余幾乎都是轉載自《中國青年》雜志、蘇聯《真理報》，甚至轉載自《人民鐵道報》。改變本報言論工作薄弱的狀況，成為范長江及編委會一班人的主要努力方向。

1950年3月，全國財政會議召開，統一全國財政工作成為當時的中心工作。3月7日，《人民日報》一版迅速發表了論述增收節支的社論《大有希望！》。3月10日，又在一版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要統一國家財政工作》的社論。此后報紙上的社論日漸增多，其內容也從經濟擴展到政治、文教、國際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圍繞著一些一般性的問題，各版也採用短評、編者按或署名文章的形式，給予及時的評述。言論工作在報社上下有計劃地開展起來。

報社編委會成員帶頭承擔起撰寫言論的任務。4月8日舉行的第三次編委會上，討論當月的言論選題，范長江在會上提出了11篇言論的題目，鄧拓出了兩個題目。並當即就此作了分工，長江負責撰寫與組織其中的7篇文章。

除了動員本報人員撰寫言論，還約請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參與其中，以此使得報紙言論與黨和政府的工作密切地結合起來。為了提高言論質量，從此時起，按編委會作出的決定，凡本報重要社論，均由中央負責同志審閱，並告新華社全文廣播﹔其他亦由中宣部審閱。內容較平淡的言論則不稱社論，而由作者署名。

據統計，從1950年5月至8月，《人民日報》平均每月約發表評論20篇，且逐月有所增加。不少評論發表后產生較大影響，有力地指導了各級政府的工作。例如在此期間圍繞調整工商業的宣傳，《人民日報》發表的評論，即對各地影響較大。廣東省財委甚至根據《人民日報》的社論，不等待上級指示就布置本地區的調整工作。報紙發表的一些短評，也產生了較好的反響，由此提高了報紙在群眾中的威信。當時有些讀者反映，“不怕《人民日報》黑一片（意即大塊文章），隻怕《人民日報》編輯按。”因為按語表達出的報紙的觀點和態度，常常在讀者中引起震動，有效地推動了實際工作的開展。

《人民日報》在此期間的評論也受到國內媒體的廣泛關注。從1950年3月至1950年6月底，有115篇評論被全國各地報紙轉載，新華社轉播也達80余篇。

在范長江及人民日報編委會的大力推動下，《人民日報》不僅有了言論這個“聲音”，而且“聲音”日漸響亮。《人民日報》注重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分析闡述實際工作與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由此進一步貼近了社會實際，加強了對實際工作的指導性，在黨和群眾中的影響力也迅速增強了。

其三是促成思想與工作作風的“大轉變”。

1950年初，一部名為《大轉變》的蘇聯影片在中國放映。這部電影以蘇聯抗擊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為背景，形象地展現了前線總指揮穆拉維約夫上將靈活、正確地運用斯大林的戰略思想，變單純防御為積極防御，以機動果敢的進攻削弱敵人實力，戰局因此改觀的歷史故事。這個時期，人民日報也恰恰處在從農村遷往城市，從主要報道軍事轉向主要報道經濟工作的重要轉折關頭，編輯部人員的思想觀念與工作作風等也面臨著如何適應新的形勢與任務的問題。范長江與編委會一班人決定從二月中旬起，利用蘇聯影片《大轉變》的影響，組織全社圍繞著本報在現有條件下，怎樣大力改進工作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這次討論使絕大多數同志認識到，人民日報在現有人力等條件下，確有大為改進的可能。當前本報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打開與實際相結合的新局面。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在這個大轉變中發揮出自己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在長江的大力督促下，報社迅速創辦與充實了七種專刊、一個專欄及一個畫刊。其中“人民文藝”、“新聞工作”、“農業生產”與“黨的生活”四個專刊，與中央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密切結合起來，有的專刊甚至就是由有關部門負責人主辦。例如“人民文藝”周刊，是由周揚負責領導﹔四月份創辦的圖書評論周刊，由出版總署負責編輯。報社還著手加強“人民園地”與群眾的聯系，該園地除了刊載經過選擇的政治性雜文、小詩和漫畫外，還發表與答復群眾投寄來的重要信件，並對與群眾生活有密切聯系的各種事物（例如圖書出版和電影戲劇等）進行介紹與批評。對於群眾來信，報社盡量選登有全國意義的給予發表﹔其他反映首都生活的來信，則交由首都其他報紙負責發表與答復。

范長江接手人民日報工作初期，報紙上會議新聞佔的篇幅過大，有的時候，會議新聞甚至要佔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新聞版面。有的會議新聞與人民生活沒有直接關系，讀者並不愛看。按照胡喬木代表中央提出的黨報要多報道實際情況，少直接報道會議內容的要求，人民日報從發展通訊員與加強與地方報紙聯系兩個方面入手，擴大反映基層實際的稿件的來源。人民日報主動聯系各地方黨報，希望各地報紙負責人於每晚看大樣時，將各報大樣上最重要的新聞加注簡單說明，於次晨快寄給人民日報編輯部，以便《人民日報》及時給予轉載。

在此期間，大力發展地方通訊員也提上了報社的重要議事日程。編委會不僅確定一位編委分管通訊員工作，還規定各部門負責人都對通訊員工作負經常領導責任。此時擬定的通訊員工作制度有：對於通訊員的來信必須及時答復﹔編輯部常給通訊員出報道題目﹔經常邀集在北京的通訊員開座談會﹔派記者和首都的通訊員聯系，或請他們到編輯部談話﹔通訊員給報社寄稿，郵費由報社擔負。范長江還提出，本報通訊員不是一般的投稿人，而應是社會活動家或事業家。應參與社會活動，與黨報合作，推動黨的工作。他強調說，編輯部處理通訊員的稿件，要寫來稿提要，以此防止“漏金”。這就像來了客人，先請客廳裡坐，寫一個傳達條子，這樣再決定見不見。這個條子就是來稿提要。到1950年年中，報社通訊員即由年初的數百人發展到4900多人，他們幾乎分布於全國各地。隨著通訊員隊伍的充實及本報陸續向各地派出駐地記者，稿子源源而來，“稿荒”的日子結束了。長江提出的“決勝於社門之外”的口號迅速變為現實，報社上下因此紛紛稱贊他的眼光和魄力。

至1950年8月，《人民日報》每日發行量由3月的9萬余份增加到12萬份，而且開始以每月增加1萬份左右的速度增長。年初，《人民日報》發行范圍主要集中在首都及華北地區，到了下半年，在華東、華中、東北、西北、華南、西南的發行局面漸漸打開。這標志著《人民日報》的影響力正在顯著上升，報紙宣傳與實際的結合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人民日報》朝著全國性黨報的目標迅速接近。

三、探索黨報批評性報道的有效方式

1950年初，隨著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解放及共和國政權的建立與鞏固，黨的工作性質與工作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環境變了，黨和各級政府內有些領導干部中也滋生了官僚主義、主觀主義等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傾向。為了促使革命隊伍中的同志過好從農村走進城市的第一關，繼續領導群眾推進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黨中央及時地動員各地黨報大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此警示與鞭策全黨。2月17日，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在京津新聞工作會議上指出：“經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我們呼吸到新鮮空氣，我們現在的社會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但在廣大范圍內，批評與自我批評也是一種引導黨與政府工作前進的動力。如果我們報上這方面作得少了，就是病態，而這種病態在京津報紙上是很顯著的，這種病態可以使黨和政府都受到有害的影響。”胡喬木還對與會黨報負責人說：“如果只是到領導機關要指示，而不給他們東西，也不行。我們還要做他們的耳目、助手，給他們反映從群眾中採訪所得的情況、問題和意見。這樣就有了交換，從這裡可以表現出讀者的社會價值與尊貴處。”

4月22日，《人民日報》在一版顯要位置刊登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決定規定：“凡在報紙刊物上公布的批評，都由報紙刊物的記者和編輯負獨立的責任。”

此前，《人民日報》明顯加大了批評性報道的份量，幾乎在各個版面都設立了供刊登批評性報道的專欄。其中有“人民信箱”、“黑榜”、“黨的生活”、“人民園地”等。“黨的生活”專欄見報頻率較高，成為批評性報道的主要陣地，而且很快被各地黨報效仿。《人民日報》也注意轉載各地黨報上具有全國意義的批評稿件，從而形成互動的生動局面。

在此期間，《人民日報》開始採用先登群眾來信，把問題曝光﹔再登有關地方領導部門的反饋及對有關問題的認識與檢討，有批評也有結果，因此具有很強的指導性。例如3月15日《人民園地》刊登劉殿杰的來信，就通縣大批牲畜被殺的現象指出批評，並且提出了希望注意保護牲畜的建議。4月22日，人民日報又在6版“人民信箱”刊登了通縣人民政府及中共通縣縣委會的來信，對於本地一連串違反保護牲畜政策的行為作出了檢討。

對於華北軍區后勤部部長周文龍壓制下屬給黨報寫信陳述意見的報道，由於涉及到的干部級別較高，又牽涉到黨報批評的一些根本性問題，見報后一時產生很大影響。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50年4月25日，政務院下令，停止機關部隊的商業生產，准許轉向工業生產。隨后，華北軍區直屬隊生產管理委員會屬下的利民公司副經理王寶德寫信給人民日報，反映這紙命令不能解決老問題，還造成了部隊商業單位的商品賣不掉，工作人員無法安置的新問題。人民日報編輯部把王寶德的申訴信轉給政務院，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又將他的信印發各有關機關進行研究。而在此過程中，華北軍區后勤部部長周文龍認為這樣越級向黨報反映問題違反了組織紀律，因此批評了王寶德等人。王寶德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報告了他給黨報申訴后受到批評的情況。7月18日，《人民日報》在“人民信箱”專欄中，以“共產黨員向黨報提出對政府工作的批評和建議，是否符合於組織紀律？”為題，對於王寶德的行為給予了肯定。《人民日報》編者按中指出：“根據新聞總署‘關於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發表和答復批評建議的責任，是屬於報紙。如果某一報紙不正確地處理了這些批評和建議，例如沒有發表應當發表的或發表了不應當發表的東西，對批評和建議沒有答復或沒有迅速答復或答復得不正確，那麼，這個報紙的工作就應當受到批評和責備並應當加以改進。但是無論如何，決不可以因此而懷疑、反對或剝奪黨員和人民向報紙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編者按還旗幟鮮明地指出：“雖然他的動機是為著保護黨的紀律和人民政府的榮譽，他的批評卻是錯了，應該撤銷。”

8月18日，《人民日報》在一版位置刊登了周文龍的檢討：“我當時以王寶德同志是干部黨員，同時是他們單位黨委會常委之一，不是一個普通黨員，因此向黨報寫信應該經過他們黨委的同意。但事實上不僅普通共產黨員有向黨報寫信的民主權利，而且干部黨員同樣有這種權利。產生這次不適當批評的原因，主要是我對黨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了解不夠。”至此，這組批評報道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它澄清了黨員向黨報寫信反映問題，是完全符合組織紀律這樣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也為今后的批評報道掃清了一個主要障礙。

不過，此后《人民日報》順利從事批評性報道沒能延續太久，兩年之后，《人民日報》關於幾個重大案件的報道，引起部分省委的不滿，這些省委把意見反映到中央，中央責成報社作檢討，以后報紙上的批評性報道便逐漸收手了。當然這已經是范長江離任以后的事了。

除了勇於並善於在報紙上開展批評，此時的《人民日報》還敢於公開進行自我批評。例如4月21日3版發表了《本報記者王金鳳的檢討》，該文涉及的問題是，4月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年輕記者王金鳳採寫的一篇消息稿，題為《京津各大學文法學院課程改革》，這篇報道沒有大的問題，只是由於採訪不夠深入，掌握的材料不夠全面，因此在舉例時有些不很恰當。出現這種技術性的差錯，卻把記者的檢討登在本報上，這種嚴謹的辦報作風，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不過，此時的人民日報編委會及范長江本人，對於本報編輯部採編人員特別是部分老干部，管理十分嚴格，有時也失之過嚴。有的同志因為採訪不夠深入、全面，稿子出現部分失實，便要專門開會給予批評，甚至把問題不切實際地上綱到“對人民事業缺乏熱情”、“對黨的利益不關心”的高度。對於一些駐外記者工作中出現的一般性失誤，不問主客觀原因便採取紀律處分。這當然與當時的歷史環境與黨內工作氛圍有關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報社內部的團結，給日后范長江被迫離開報社埋下了伏筆。

在這裡，應當特別提及在范長江主政人民日報期間，周恩來總理對於《人民日報》一篇報道出現問題后的處理態度與方式。1952年3月28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發展國際經濟合作是改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況的道路》一文，次日陸定一即給總理並中央寫出報告說：“已告人民日報鄧拓同志，通知新華社及各地報紙不要登載，並擬於國際經濟會議開會之日發一社論，依照我代表團發言草稿的精神，來說明正確的看法。同時又要人民日報與此文發表事有關的同志，寫出檢討。”

周總理4月1日迅速在報告上批示說：“這篇文章的題目起得不好，文章的內容我還沒有看出有什麼問題。因為這樣孤立的一個題目，好像國際經濟會議發展國際經濟合作，其目的就是為著改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情況而沒有其他目的似的。其實文章的內容並沒有專指此事，它也說到要推廣國際貿易，要改善各國人民生活條件，要保証各國和平相處，故不能說文章本身有立場錯誤和原則錯誤，隻能說題目改得不好，給人以國際經濟會議專門給資本主義國家改善經濟情況的印象。你們現在把它擴大化了，倒顯得沒有仔細研究文章本身便寫出檢討，這是頗不妥當的。尤其是定一同志要鄧拓同志通知各地報紙不要轉載，如果未通知理由，他們讀了這篇文章后會莫名其妙。如果說這是立場錯誤，他們會對國際經濟會議的看法發生另一方面的偏差，因此你仍須對這一問題採取內部通知的辦法加以糾正。”

這種實事求是辯証處理問題的思路，這種對於黨報宣傳出現偏差不亂打棍子亂扣帽子的正確態度與方式，可惜沒能在日后黨內生活中總是形成主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片面的極左的思想方式，經常左右著黨的辦報實踐，每一名黨報工作人員的命運也就不得不隨之沉浮。

四、舉行“飛行會議”

1950年初，毛澤東主席訪蘇回國之后，中蘇友好關系迅速升溫，國內出現了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熱潮。《人民日報》不但拿出大量版面，報道蘇聯各個方面的成就與經驗以及斯大林等蘇聯國家領導人和其他名人的文章，有段時間也強調學習《真理報》。編輯部不但派出人員遠赴莫斯科“取經”，有些編輯還開始機械照搬《真理報》的辦報模式與經驗，甚至“依樣畫葫蘆”地模仿《真理報》的標題與版式。《真理報》的版面上總是一大塊一大塊的，很呆板﹔標題也多是簡單的一句半句，不像中國傳統的報紙標題講究引題、主題、副題。《人民日報》有段時間也弄成了《真理報》的樣子。長江對此是不滿意的，他曾生氣地說：“這不是學蘇聯，是學懶聯”。《真理報》不斷刊登各行各業給斯大林的信，《人民日報》也一度模仿刊登了一些致黨中央或國家主席的信，后來在長江要求下取消了。

不過，真理報多年來堅持舉行的“飛行集會”（意譯為“簡短集會”），也就是編輯部工作會議，人民日報借用過來后覺得行之有效，便在長江的親自主持與組織下，堅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人民日報的“飛行會議”一周舉行一到兩次，把“集會”改稱“會議”，是為了讓其顯得更加正式。會議由社長、總編輯或編委主持，編委會成員及各部門負責人參加，有時也擴大到普通編輯記者。會上一般先通報近期國內外重大事件，各部門報告近期報道情況，檢討宣傳報道中出現的問題與錯誤。出席會議者暢所欲言，范長江也利用飛行會議可以把一些重要精神一竿子插到底的便利，在這類會議上就宣傳報道中的一些傾向性問題發表意見，作出布置安排。他也常在會議上突然向某位編輯或記者提出問題，要求即刻回答，常常讓應答者張口結舌，回答不出來，十分窘迫。弄得大家心情十分緊張，擔心下次會議會被長江點中答題，於是會前要緊張地作一番准備。由於飛行會議內容實在，效率很高，促進大家的學習，對工作推動也較大，給當時的人民日報編輯部工作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

查閱當時的飛行會議記錄，范長江關於黨報工作的許多重要思想，都借敘事論事闡發出來。他在談問題時往往站得更高，涉及面更廣，也更為深刻，能夠觸及到一些報紙工作的規律性及發展趨勢，這與他的中央黨報一把手的地位是十分相稱的。

在8月22日舉行的飛行會議上，他重點談到了兩個問題。其一是，編輯與採訪工作中，不是沒有思想的。思想明確時，即報道的好，否則報道不好。腦袋長在自己的脖子上，要獨立思考，樹立這一作風。他在這次會議上還談到了走群眾路線的問題，他指出，編輯部各部門對外聯系了多少群眾，對內聯系了多少群眾，將來檢查工作，這要作為主要的一條。要加強對外聯系，積極地行動起來。光停留在中央各單位的會議上面，對於下面生動活潑的東西，不認識它，這是非常不對的。

關於如何做到獨立思考與走群眾路線，范長江在飛行會議上還多次提到，這兩個問題也是他在此期間最為重視的。對於他認為的與此相悖的傾向，他在會議上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例如在9月16日的飛行會議上，他直言不諱地批評說：“現在選稿標准是脫離群眾的。來稿首先要看政治內容，而不在技術。捉大魚，不是捉大干部！”在9月19日的飛行會議上，他更加尖銳地批評說：“有些同志寫文章又臭又長，流毒全黨。有些同志不用腦子，腦子專用於吃飯，姓飯名桶字無用號浪費。現在相當一部分同志是盲目的，要猛省！現在人民日報怕運動，每逢運動必敗，為什麼？不會配合，不是這個事情掉了，就是那個掉了。”

1951年9月，范長江還在一份題為“怎樣加強人民日報的思想性與群眾性”的工作總結報告中強調：“我們報紙的干部應當能征慣戰，像五虎將或108將一樣，各人都應有幾手本事，但我們像‘大刀關勝’之類狠將還不多，這就不能使報紙有效地進行斗爭。有讀者反映說，《人民日報》老是作更正或檢討，當然，檢討與更正都表示認真負責，但老是更正檢討，就變成‘老油條’了。同志們年紀都還不大，不就成了小‘老油條’麼？總之，報社工作人員的水平與報紙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特別是我，不敷所托。我想，凡不是妄自尊大的人，都應當感到自己是很不夠的，拿中央要求來衡量我們，我們進步太不快了。原因何在？這次學習中找到了原因：是沒有徹底了解黨報工作的性質，沒有了解黨報工作是思想政治工作，而不是什麼別的工作。報紙工作人員如不把精力集中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就不會有進步。思想政治的根本工作即是系統地宣傳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的任務。所謂系統地宣傳，不是把《資本論》搬上來，而是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立場、方法來系統地解釋政治的社會的各種現象，而不是個別的、零碎的。我們的工作是宣傳工作，是用馬列主義的光輝照耀並領導群眾前進。”

對於范長江在一些公開場合的率直批評，報社內反映不一。在有些老同志特別是參加革命工作較早的老同志中，開始產生反感情緒。對此，范長江在一次飛行會議上勸導說，“要把批評看做擦灰塵，洗臉，不要看做是‘聽訓’。新聞工作者最寶貴的品質，是對社會事業有感覺。要培養社會事業家的感覺，不要培養個人事業的感覺。自己斤斤於個人的打算，那不會有什麼成就，必須以無限的忠誠來為社會為人民服務。”

在11月21日舉行的飛行會議上，范長江把這個問題談得更為深透。他在這次講話中強調了在編輯採訪寫作中怎樣提高政治眼光的問題。他指出，現在有一部分稿子目的性不明確，寫稿子就是對廣大群眾講話和對敵人講話，否則作用不大。有些稿子改時費力費時，就是目的性不明確。要多搜集事實，有些文章沒有什麼事實，不能讓讀者從有代表性的事實中具體分析得出結論。搜集材料要費些工夫。如美國之音有很多是具體的事實，那就有力量。有事實即有說服力，沒有事實即沒有說服力。不要說抽象的話。

在這次會議上，總編輯鄧拓對於范長江的意見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他接著范長江的話題說：“確實要解決一個眼光問題，各地反映的情況和問題，擺在我們面前，但我們要看到全國中心問題是什麼，同時要看到全世界的中心問題、關鍵問題是什麼？要真正能鑽研，掌握材料，那就可以把文章寫好。”

在飛行會議上，范長江比較完整地表達出了想按新聞規律把黨報工作做好的方針及意願，但是，他的這種較高的要求，與當時的黨報工作環境以及黨報人員的思想水准及工作承受能力，均有一定距離，與編委會其他成員當時的認識水平也有差距，日后自然也就衍生了“欲速則不達”的后果。

五、為消滅報紙差錯而奮斗

進入1951年，人民日報在范長江為“班長”的編委會領導下，報紙宣傳工作又有了明顯起色。報紙上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報道繼續增多，讀者關注的問題不斷見諸報端，報紙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上，都較以前顯得成熟多了。雖然在3月28日發表財政部副部長戎子和的文章《一九五0年財政工作總結及一九五一年工作的方針和任務》，因該文披露了一些未經批准公開的重要經濟數據，而受到中央嚴厲批評，但10多天后，《人民日報》在一版“朝鮮通訊”專欄發表的魏巍採寫的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深深地撥動了人們的心弦。一時間，這篇通訊被人們反反復復傳頌著，有的單位在通訊發表當天，便為為國捐軀的志願軍將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這段時間，《人民日報》還緊跟黨中央的各項重大部署，關於“沒有工程設計就不能施工”的報道與評論，關於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都開展得有聲有色。從版面上看，《人民日報》與面向全國的黨中央機關報的角色越來越接近。

然而，由於工作制度上的漏洞以及編輯部人員文化思想水平的欠缺等原因，人民日報和其他地方黨報一樣，在此期間差錯迭出，有的錯誤甚至相當嚴重。例如，報紙上曾把“反對帝國主義”誤登成“反對反對帝國主義”﹔“對於登記后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不能寬大”發表時居然寫成了“不能不寬大”等。據8月份的統計，當月僅發現見報的事實與政治錯誤即達26處，平均68000字便有一處錯誤﹔而未見報的被檢查組查出的錯誤達251處，每天平均超過8處。至於文字上的缺點，就數不勝數了。報紙常常在一版或其他重要位置，刊登有關的“重要更正”。

在此期間，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向新聞界發出號召：“為沒有錯誤的報紙而奮斗”。范長江與人民日報領導班子決定借此東風，在報社內開展一次全社群眾性的消滅錯誤、提高報紙質量的運動。

一開始，編委會就把這個運動當成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並且制定了消滅錯誤的具體目標與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要求有計劃、有重點、有領導地完成。為此，編委會還確定了三個月的期限。

編委會責成有關人員，對本報出現的差錯進行了統計疏理。根據這些差錯的責任者分別歸於編輯部門、出版部門和行政部門，還列出了這些部門容易犯的錯誤，共計18條，每類部門各有6條。例如編輯部門容易犯的錯誤計有：1、因編寫疏忽造成的技術性錯誤（如謄寫不清、丟字、別字、簡字、草字和格式不正規等）﹔2、在當時工作條件下本可避免的事實錯誤（如人名不符、數字核算不對、地名寫錯、引語與原著者出入等）﹔3、文法最起碼的錯誤（句子不完整、標點不對、亂用簡稱）﹔4、因技術的原因所造成的政治性錯誤，如暴露國家機密，歪曲了黨與國家的政策等。5因本身原因不按時按數發稿致影響了出版時間的錯誤。6、資料剪貼保管的錯誤﹔稿件登記、分發的差錯﹔積壓稿件和不負責處理不及時答復，致讀者不滿的錯誤。

對於出版部門，也列出了需要改進的方面。例如要消滅因校對、制版、印刷造成的丟字、差字、倒行、差頁錯誤﹔消滅墨色不勻、鉛字不正、照片不清的毛病。而行政部門則要求消滅採買材料不好而影響工作的錯誤﹔消滅因文件投遞不及時、不准確和丟失損害，致影響報紙發稿時間或其他工作的錯誤﹔消滅與檢舉接聽電話、招待客人、傳達事情時作風不好致使損害黨報機關威信的現象發生。

為了保証上述任務的如期完成，編委會決定在全社范圍內開展合理化建議運動，提倡每個報社工作人員提出消滅報紙錯誤和改進報紙的各種意見。還確定由工會基層委員會設立合理化建議委員會，負責搜集、研究各種建議，提供秘書處採納執行。在秘書處採納執行有關建議以后，工會還負責監督其執行過程，並有義務向行政領導提出方案。對於提出有價值建議的本報人員，給予精神與物質獎勵。

嚴格實行責任制是消滅錯誤的關鍵一環。為此，編委會決定在報社內嚴格執行按級負責制，在人人責任分明、任務明確的基礎上，對報紙上出現的差錯進行統計，並且要向群眾宣布。為此，設立了秘書處統計小組，負責研究錯誤的性質，查明錯誤責任並建立按日登記、按周統計制度。該統計小組由何燕凌、董澤民、艾鐵民、李琦、穆戈棟、林璋等人組成。

1951年9月初，編委會還責成秘書處起草了編輯工作的補充規定，經正副社長閱后，於9月10日下發到各組長及秘書處各編輯征求意見，隨后公布實施。該規定的要點是：1、本報一切稿件（有時間性者除外）均須於拼版前24小時付排，打成小樣，分送檢查組、審查人和審查機關。2、審閱大樣採用兩級負責制，分別由社長、總編輯和秘書長擔任。3、建立責任編輯制，一至四版責任編輯分別由杜波、何燕凌、嚴蒙、胡仲持擔任﹔晚間文字編輯為鐘立群、孫良田﹔白天責任編輯為艾方、於明和古維進。4、擴大檢查組，有步驟地實行分工檢查。檢查組擴大為8人，除每兩人負責一個版外，按照數字、專名詞、歷史地理、標點符號、文法、保密、圖片、引証等，實行專責檢查。5、加強校對工作，爭取在三個月內消滅錯字。辦法是訂出計劃，系統地進行校對人員的政治和技術訓練，規定技術程序的標准，增加三校力量。上述規定還確定了各版發稿時間以及秘書處編輯同各組聯系的辦法。

為了提高報社工作人員的文化思想素質，編委會還提倡開展政治與文化學習。編委會成員身先士卒，每晚8時至10時集中組織學習。范長江對此很滿意，他鼓勵編委會一班人要長期堅持，制定出永久的讀書計劃，把大家的政治思想與業務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六、黯然離開人民日報

1951年冬季，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按照中央安排，范長江被抽調到社外機關與學校主持推動那裡的運動，事實上從此便離開了人民日報的領導崗位。雖然他對這場運動並非完全理解，但是憑著對黨的絕對忠誠，還是以滿腔熱情全身心投入進去。他總想把運動搞得轟轟烈烈，結果卻並不理想，引起學校領導和師生的一些不滿。他更沒有想到的，是報社的三反五反運動出現了他所不願看到的情況，不僅一些作風比較正派的同志受到無辜牽連，最后這把火也燒到他自己身上，迫使他最終不得不離開人民日報，離開他傾注過滿腔熱忱的黨的新聞事業。

時過境遷，在數十年后重新審視當時的歷史環境，尋索范長江不得不離開人民日報的個人與環境的原因，我們似乎不難找出比較確定的答案來。

1952年1月17日，身為報社地方記者組秘書、黨小組長的陳勇進，寫出《我對范長江同志的意見》一文，按照組織程序，上交第一支部委員會轉總支委員會並報中央。這篇《意見》比較集中地代表了當時報社編輯部同志特別是一批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對范長江的看法。

《意見》認為，范長江同志開始到人民日報時顯示了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但時間不久就暴露了他在修養上和真正的才能上，距一個真正中央報紙社長所應有的修養和能力是相差很遠的。

《意見》列舉了范長江的幾大過失：一是過分的相信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看成唯一的人物，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的情緒就得到嚴重的發展。對干部特別是老干部恐嚇污罵，常因為一句話或很小的事情而罵一些老干部“白吃小米”、“姓飯名桶字無用”﹔罵中上級干部“混”、“老油條”、“小老油條”﹔罵下級干部“混蛋”。他對不少進步較慢的老干部，不分析其原因，大罵其“臭架子”、“狗肉架子”、“羊肉架子”、“破棉襖”、“飯桶”、“低級動物”等。

二是講排場，架子大。認為“吃飯好講話”，因此常請干部吃飯，下小館。

三是違反中宣部的標准，不斷的把歷史不清白的舊朋友介紹到人民日報作特約記者或到新聞學校工作，使下級領導干部難以處理。還把地主成份的母親接到北京家中生活。

四是過去在《大公報》時，寫過反動文章（例如在《中國的西北角》中有對主席與紅軍的誹謗）。

而在此時，范長江對於報社同志的情緒與意見似乎還不知情。1952年1月8日中午，正在人民大學的范長江接到報社電話，說新聞總署有一位姓田的同志要他回個電話。午飯后他與田振洲通電話時獲知，當天上午人民日報有人匿名給新聞總署人事處來電話說，報社1月9日上午要開大會，對本報的三反提出意見，請新聞總署通知喬木同志參加。如果喬木同志不能來，請派個代表來。范長江獲知此事覺得蹊蹺，因為報社從來不在上午開會﹔另外照過去的慣例，請喬木參加大會，是件大事，一定要由報社主要負責人向喬木正式提出，絕對不會這樣沒頭沒腦地下通知。吃過晚飯，他趕回報社，向幾位同志詢問此事，也沒弄清楚這個電話是何人打的，便隨口說了一句“那大概是搗亂分子（干的）”。沒料到，這句話后來成為他“官僚主義”錯誤的又一証據。

應當說，范長江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兩年多時間裡，他的思維方式與行事風格帶有過去在大公報及國統區工作時養成的習慣。他思維敏捷，行事果斷，對於新聞工作有自己的思路與主張，而且急於求成，力欲很快打開工作局面。在人民日報一把手的位置上，他習慣於說一不二，一旦自己作出決定，別人意見就再很難聽進去。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主要骨干是從農村解放區來的，他們的工作思路與工作作風已經形成了一定之規。而且人民日報的這些老干部，有著長期黨內生活與民主集中制的訓練，絕不願意對上級一味服從遷就，上下級之間遇事多是商量著辦，相互也不以職務相稱，而且一直有著遇到問題與不滿，直接向中央反映的習慣。范長江不斷地因為工作見解不同或對一些老干部的工作看不順眼，採用刺激性的語言加以批評諷刺，從而形成尖銳對立。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實際上反映出一種文化上的沖突。范長江自從進入人民日報到離開，始終沒能真正融入人民日報特有的黨報文化，這樣他被報社部分同志所不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這一點，在報社專門為范長江等領導同志舉行的批評幫助會議上鄧拓的發言中，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這次會議大概於1952年6月間舉行，前后為時8天，其中大部分時間由編輯部人員對報社領導工作提出意見。鄧拓在發言中當面對范長江進行了批評。他說，范長江同志在人民日報工作的初期，表現得有魄力、有朝氣，積極打開局面，要把工作做好，並且曾經做出相當成績，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由於范長江同志有資產階級的庸俗思想作風，有十分突出的個人英雄主義，在黨內和群眾中的實際鍛煉很少，因此，他在工作中逐漸發展了主觀武斷的家長制作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

鄧拓認為，這種主觀武斷的家長制作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他看不起群眾和干部。許多同志對工作和對他本人有意見，他從來不肯冷靜地虛心地認真傾聽和考慮這些意見。第二，他不尊重黨的組織。支部委員會擬定了工作計劃，在支部大會上討論了很久，他一到會也不問前面討論的情形，就對支部委員濫加批評，使支部大會無結果而散。第三，愛鋪張、好排場，講究資產階級社會的個人關系。在用人方面，有些是違背了黨的立場的原則的。他曾以個人關系介紹曾在大公報工作過的葉厥蓀為本報特約記者，完全不合中央規定的特約記者條件。第四，他好大喜功，害怕自我批評，對三反運動的態度很不好。他對自己的錯誤，在很長時間藉口工作忙不回社檢討﹔后來檢討不深刻，同志們提出意見，他一直置之不理。這是很不應該的，這些都証明他沒有嚴肅地進行自我批評的勇氣。

在批評范長江的同時，鄧拓也作了自我批評。他檢討說，他在人民日報初期的工作中，資產階級的影響也曾經是很嚴重的。當時他本人沒有系統地去研究和總結我們在解放區辦報的經驗，曾不加批判地提出了“學大公報”的口號。還批准了在土地改革時期從地方調來的一批同志離開報社，想換一批干部，而沒有首先努力鞏固與提高已有干部，然后再去爭取增加一批干部。在辦報方針和干部政策上犯了原則錯誤。

從批評范長江的“家長制”作風，延伸到對過去一段辦報方針和用人政策進行檢討，人民日報的三反五反運動可謂步步深入。在今天看來，這裡面實際上也顯示出黨報理論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可惜的是，這種倒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與糾正，范長江的比較符合新聞事業發展規律的思想與觀念也沒能得到應有的肯定與堅持。人民日報順著三反五反運動中形成的慣性繼續前行，卻又一次又一次地卷入了新的政治漩渦。

范長江顯然在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面前束手無措，思想茫然。“有時一個人想好幾個鐘頭，得不出什麼答案。”在回到報社參加運動之前，他就調閱了報社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對他提出的批評意見記錄。他把這些意見歸納為三個方面：一、工作上的問題，即辦報的方針路線問題﹔二、干部政策問題﹔三、屬於個人的思想作風問題。在6月12日大會上作第一次檢討時，他完全避開第一個問題不談﹔談第二個問題隻舉了一個例子，即1949年底至1950年初，有一部分老同志准備離開報社，后經自己與幾個負責同志商量以后，堅決把他們留下來了。在干部政策問題上，他明顯的是為自己辨護的。

下面重點談到的第三個問題，范長江也沒有完全認帳。他說，我是不是因為感到報紙成績很大而驕傲自滿，因此有個人主義？我考慮了很久，認為我的個人主義是表現在另一方面。因為我對報紙的看法是：辦好《人民日報》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即聲音大，群眾多和干部的成長。我們經常接近中央，知道《人民日報》離中央要求很遠，離黨的要求很遠。在全國新聞工作會議上，喬木同志報告中說：人民日報的狀況十分不能令人滿意，我自己也感到不能勝任人民日報的工作，曾向中央提出是否換一個適當的能勝任的干部來搞《人民日報》。我的個人主義有特殊性，表現在不能任怨，對這樣困難的重要的工作，常常考慮到：如果搞不好，要自己負責，在困難面前不能不顧一切，全心全意地來進行工作，隨時想到能夠不做這個工作更好。在這種心情下，遇到委屈的時候就更發展了，更不想做了。兩年來，曾兩次想不做這工作，一次是在抗美援朝開始時，想到朝鮮去，在周總理報告后，我是第一個報名的。一次是陳雲同志說，毛主席提出要加強財經部門的宣傳工作，我想逐步轉到財委去工作。這當然是個人打算，想在另一個環境裡更適宜於自己的能力，更適宜於自己的條件。

范長江實際上完全不能接受編輯部同志們的批評，他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意見，又舉出事例為自己解釋、開脫。他越是解釋，報社一些同志就越認為他不願認真聽取與考慮大家的意見，他與人民日報不少同志的對立情緒一時難以調和。在范長江作了兩次“檢查”之后，中央又派人來報社聽取了有關意見，雖然也幫他作了一些解釋，例如澄清了他把母親接來北京是經中央批准等，但大家的意見還是難以平息。於是中央決定將范長江調走，當然也沒有作出什麼明確的結論。

在《人民日報》創刊40周年之際，當年的編委會政治秘書何燕凌寫了一篇文章《“大轉變”的兩年》，用以紀念范長江。文章最后兩段指出：“也許是由於急切盼望‘大轉變’早日完全徹底實現，也許是由於他性格中本來就有些粗暴和鋒芒畢露的因素，也許由於他思想上有某種偏差，也許還由於同志之間因經歷不同而有某種誤解或不夠了解之處，他對人的批評有些話說得失之魯莽或過於尖刻，傷害過一些好同志，他辦事的作風也不是全無可非議之處。”這也許代表了當時與以后人民日報相當一部分同志的看法。作者還寫道：“當年在報社‘三反’運動中，大家在氣頭上對他的批評也不盡公平。這些都已是歷史的陳跡，而且在長幅的畫卷上隻不過是微微幾道擦痕，曾經身歷其境的同志早都可以釋然於懷了吧。”在“三反”之后，人民日報的同志與全國人民一樣，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運動與折騰，每個人都從歷史沉浮中總結經驗教訓，端正思維方式。大家現在對於當時的范長江以更多的理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1952月6月，范長江永遠地離開了他最熟悉也是他曾縱橫馳騁的新聞工作崗位。這對當時仍處於轉變時期的人民日報是一大損失，對於他本人也可說是人生的悲劇。但無論如何，范長江在人民日報的兩年多時間裡為探尋黨報工作規律所作出的開創性貢獻，今天仍然是我們的一筆寶貴財富，永遠值得我們繼承與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