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超級記者”的現實困境與未來出路

“融合新聞”的發展方興未艾，學者分別從媒介政治經濟學、媒介組織結構、新媒體技術和內容生產的角度對其進行過論述。在應用新聞學領域，分析“融合新聞”的兩個著眼點，一是組織層面的流程重塑，二是個體層面的“超級記者”打造。本文將從“超級記者”的現實發展狀況出發，分析其面臨的困境，以期對其未來的發展提出建議。

一、“超級記者”的“超人之處”

超級記者(super reporter)，指的是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背景下，運用一體化的新聞採集、生產、加工、呈現平台，借助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報道手段，為報紙、廣播、電視、網站、電子閱讀器等多種終端提供新聞服務的職業記者。多媒體技術的運用與多終端產品的提供，是衡量“超級記者”的主要標准。

“超級記者”在美國又被形象地稱為“背包記者”（backpack）。在他們的背包中，可能同時裝有Mac Book手提電腦、Canon S3 IS數碼相機、錄音筆、三腳架，甚至衛星電話。

“超級記者”的工作流程可以從Media General對旗下全能記者的要求窺見一斑。Media General是美國東南部的一家媒介集團，業務涉及電視台、數字媒體和移動平台。在報道颶風時，Media General要求記者首先用黑莓手機拍攝現場照片，以最快速度發回公司新聞網上﹔拍攝的視頻如果緊急，要通過電腦衛星傳送回公司﹔時效性要求稍弱的視頻可以帶回編輯部剪輯后供給電視台使用﹔根據對視頻畫面和採訪內容的整理，記者決定報紙是否報道，是否需要深入採訪﹔對重大新聞事件，在網上建立專題，進行滾動實時報道。（張志安，2010）

二、“超級記者”的現實困境

全能記者在採訪中運用多媒體手段立體報道新聞事件，對於媒體節省成本、提升報道速度、豐富內容樣式具有理論上的積極意義。同時，對“全能”工作狀態的設想與追求賦予記者自身職業的成就感。然而，對媒體形態的關注、對信息採集渠道的擴展與優勢內容的打造、核心競爭力的培育之間並無直接關聯。“超級記者”更像是“看上去很美”的構想，其實踐過程往往遭遇來自體制、受眾、內容生產各個環節的困境。

1、 無法逾越的體制壁壘

“超級記者”的工作內容簡言之是多媒體的信息採集和多終端的信息發布，因此，同時為幾種不同性質的媒體提供素材便成為題中之義。以Media General為例，該集團旗下擁有或控股了多家電視台、綜合性報紙和社區報。

然而，我國現有的媒體規制決定了跨媒體集團難以組成，更難達成實質性融合。學者支庭榮（2009）在對牡丹江新聞傳媒集團、佛山傳媒集團、紅河新聞傳媒集團和成都傳媒集團四個跨媒體集團進行個案分析后發現，這些個案成立的動因主要來自行政架構，成立后的經濟效益不甚明顯，部分個案對輿論生態的平衡反而有破壞作用。即便在為數不多的跨媒體集團中，人事管理、績效考核也會成為限制“超級記者”向其他形態媒體提供新聞產品的隱性力量。

2、社會化媒體的挑戰

以微博、博客、播客、SNS社區、維基等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social media）為新聞生產帶來了兩個關鍵性概念：UGC（用戶創造內容）和CGM（消費者產生的媒體）。UGC和CGM所帶來的“人人握有麥克風”的傳播格局，消解了職業記者原有的專業主義和權威地位，也沖擊著“超級記者”的信息採集、內容發布。

第一，“超級記者”到達“第一現場”、搶佔“第一落點”的難度加大。隨時隨地發生的新聞事件，尤其是突發性新聞事件的報道中，到達“第一現場”、搶佔“第一落點”的往往是擁有“自媒體”的事件親歷者或當事人。2011年日本地震之后，移動通信網絡出現擁堵，Twitter、Facebook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成為信息集散的主陣地。據專門追蹤社交媒體服務的機構“網絡社交媒體”(Online Social Media)稱，Twitter在當時每分鐘已傳遞1200條消息。Twitter所推送的內容，一定程度上成為記者的新聞來源。

第二，“超級記者”採寫的新聞更多地被質疑與核實，輿論引導的權威地位被削弱。在眾聲喧嘩的輿論場中，一方面無處不在的“平民專家”成為新聞核實的民間力量，另一方面，話語權的下移使職業記者“意見領袖”的權威被消解。近期，央視採訪“燒餅奶奶”感動全國而被網友質疑記者“踩點”﹔央視系列調查：老爸老媽談幸福被受訪者及民眾調侃，為職業記者敲響了警鐘。

3、內容同質化的固有矛盾

“超級記者”信息採集的一體化和內容同質化是一對固有矛盾。媒體定位的精准化和受眾需求的碎片化要求新聞內容生產的差異化。然而，在精力有限的前提下，“超級記者”往往落入多能不專的窠臼，以技術的全面性代替了內容的高品質。煙台日報傳媒集團在全媒體流程打造的過程中，其記者要擔負起手機報、水母網以及《煙台日報》、《煙台晚報》、《今晨6點》等多個媒體的原始素材採集工作。移動終端、網媒、紙媒的新聞產品從內容到形式原本有著質的區別﹔與此同時，目標讀者在同一地域范圍內的黨報、晚報、都市報，更需要從新聞理念到新聞呈現的差異化生存。如何解決這一對固有矛盾，既是“超級記者”面臨的困境，也是傳媒集團“全媒體化”道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礙。

三、“超級記者”的未來出路

以“技術至上”為核心價值理念的“超級記者”是對媒體融合的表象化解讀和積極假設。這種在實踐中摸索，在摸索中修正的方法對於未知的媒體圖景或許是條道路。

1、 超級團隊的常態化、制度化

在《融合新聞導論》中，Stephen Quinn認為“超級記者”的用武之地是報道較小規模的新聞事件或處於較小市場的地方新聞媒體。而在報道規模較大的、內容比較復雜的新聞事件時，或者是大型的媒介集團，則需要以多人組成的跨媒體的“超級團隊”來分工協作。（蔡雯，2007）

大型媒介集團內部的有機運作與單個媒體之間的競爭性合作，或許是在目前媒體所有制條件下解決“超級記者”單打獨斗困境的有效方法。在報道重大事件時，廣播頻道的聯動、地市電視台的聯播、門戶網站的強強聯合都屬於此類嘗試。然而，重大事件報道一經結束，記者立即回歸原有部門，暫時構建起來的多媒體平台也因此消失。跨媒體平台搭建的常態化、制度化，以及基於此平台的合理的評價機制與晉升通道，是“超級記者”除技術、設備外，更為重要的硬件保障。

2、 從新聞傳播管理到知識管理的轉變

頗具爭議的“未來新聞學”曾提出過極端的觀點：新聞將由受眾生產，新聞機構再無存在的必要。筆者認為，技術的更新日新月異，媒體終端的更迭超越想象，對於高質量信息的需求卻從未改變。在信息與觀點無處不在的時代，職業媒體和職業記者的角色顯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即實現從新聞傳播管理到知識管理的轉變。

雖然“超級記者”搶抓“第一落點”、“第一時間”的難度越來越高，然而其多年形成的敏銳視角、信息佔有的相對全面、對公共利益的自覺維護，會幫助“超級記者”將信息進行篩選、整合、最后以知識的集約有效性贏得受眾。

這一轉變的實現還有賴於編輯能力的綜合提升。由“超級記者”採集的新聞素材，如同未經深加工的原材料，隻有經過編輯的盤活、再造，才能實現價值增值。因此，在知識管理的層面，編輯也應當被看作廣義上的“超級記者”。

3、 樹立“服務和對話”的理念

盡管“超級記者”對技術和設備的重視使得這個職業在表面上看起來是新鮮事物，然而其工作理念往往還是出於傳統的傳者本位。繁忙的工作任務往往使其無暇顧及受眾認為何種信息有用，如何把這些有用信息以最實用的方式呈現，以幫助受眾獲取知識、節省時間。

筆者認為，服務和對話是“超級記者”應當具備的基本理念。服務的理念有助於其走出虛幻的光環，主動去思索目標受眾的需求。許多生活類報紙借鑒“服務新聞學”的概念，通過實用信息的篩選，資訊的有序化整合、簡明化呈現，探索出紙媒在網絡時代的新出路。《紐約時報》以Scene Near Me為代表的手機客戶端應用，充分體現出這份百年老報對於受眾需求的深刻剖析和前瞻性的服務理念。

對話機制則使得“超級記者”在成為內容創造者的同時，也肩負起社區建立者的職責。對話不僅開放了了職業記者與信源的關系，也使得以“超級記者”為核心的虛擬社區得以建立。在這一社區中，“超級記者”重新成為意見領袖，促成交流的形成和信息的有效運轉，也因此延伸了新聞生產的流程。以微博為例，除去明星的粉絲效應，成為新意見領袖的通常是實名認証的知名新聞從業者和公共知識分子，而后者實際上也在從事著“超級記者”的部分工作。《紐約時報》更將其社訓由“刊載一切適於發表的新聞”改變為“所有的一切都是關於對話”。（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2012級博士）

四、結語

“超級記者”的構想與實踐，是傳統媒體適應新媒體變革的主動出擊。該實踐面臨著從媒體規制到自身內容生產的內外困境。筆者認為，嘗試性的平台搭建、新聞理念的轉變和信息整合能力的提升，有助於其突圍。“超級記者”為職業新聞人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專業主義要求。

參考文獻：

蔡雯（2007）.從“超級記者”到“超級團隊”——西方媒體“融合新聞”的實踐和理論. 《中國記者》，1, 80-82.

張志安（2010）.融合時代的變與不變——美國傳媒業考察隨感.《南方傳媒研究》，25.

支庭榮（2009）.我國報紙、廣播、電視跨媒體集團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以牡丹江、佛山、紅河、成都個案為例.《國際新聞界》，6,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