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網絡語言是時代社會心理的一面鏡子。其生成與傳播的機制以及對當代文化造成的影響是新媒體研究的意義所在。本文分析近期流行的網絡詞語，就其發端、傳播和流行的機制進行文化層面的反思，探究當代我國網絡文化理性傳播與發展的思路。
網絡“廣場文化”：“創眾”表演&意見領袖
網絡作為草根民眾發聲的渠道，是一種開放的“廣場文化”。在這裡，傳播權力被分化，人人都可以成為傳播者。在這一“廣場”上，每個人都是演員，也同時是觀眾，而且可以隱瞞真實身份，扮演不同角色，發出不同的聲音。
新媒體由於技術上的日新月異，加之“廣場文化”的特質，使“創眾”①成為這一文化舞台的代表性表演者。“創眾”是指參與不同形式創作的大眾，“創眾”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與“觀眾”、“受眾”的不同是他們有條件參與不同程度和形式的媒介制作，從合成數碼圖片到惡搞主流影視作品，再到制造網絡流行語言，都是“創眾”可能做出的富有創造性的價值實踐。
新媒體大眾自傳播的特性，使得在浩如煙海的創眾中，必須有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語言能量，才能足夠吸引住大眾眼球，而擁有千萬粉絲的意見領袖和明星，則有四兩撥千鈞的能量，如姚晨在溫州動車事件中為火車司機所發的微博，對輿論和事件處理起到了很大的正面引導作用，而其為雲南楚雄州大姚縣賣土豆的微博，也因其巨大的粉絲群和號召力而產生了積極的效果。
網絡事件以網民的三種情感方式進行表達，一是歡呼，力挺，如姚晨為大姚縣賣土豆，如果沒有粉絲的極積參與，也不可能產生2000噸土豆一賣而光的奇跡。二是悲情，如“孫志剛事件”，“重慶釘子戶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溫州動車事件”。三是戲謔，如惡搞電影《無極》的視頻短片《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戲謔情緒表現在語言，其特點表現為為爭奪眼球而標新立異，有時，甚至不惜以突破禁忌為代價。於是便產生了“神馬都是浮雲”、“羨慕嫉妒恨”、“我爸是李剛”“我是出來打醬油的”等等流行語。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於“diao（臟字）絲”一詞的出現，“diao絲”一詞的流行與百度貼吧中“李毅吧”有著直接關系。該貼吧會員統稱“毅絲不挂”，也稱“毅絲”。2011年，有人調侃“李毅吧”的會員不應該叫“毅絲不挂”，而應該叫“diao絲不挂”。從字眼來看，這個詞語夾帶著強烈的譏諷甚至是辱罵含義，“李毅吧”會員不但沒有進行還擊，反而欣然接受了這一稱呼，並自己定義了其三大特征：窮、丑、挫。而這一突破了語言禁忌的稱謂竟然出乎意料地一夜走紅，迅速被擴展到網絡傳播的各類平台，成為網路年輕群體集體自我描述的一個用詞
互聯網時代的“群眾書寫”：環境互動&群體極化
互聯網有強大的互動性，互動的快速和規模化造成虛擬世界中傳播的“蝴蝶效應”加劇。同時，“草根”群體的大規模加入，以“群眾書寫”的形式，記錄了自身對當代社會的感受與認知，從而形成和精英群體不同的視角，甚至在語匯方面也有意制造出差異化，進而形成以語言模式創新為表征的激進文化浪潮。
大眾傳播時代人與環境的互動關系除了傳統社會中“客觀環境”、“環境認知”和“人的行為”三個環節之外，特別強調了“信息環境”對人與環境的互動影響。（如下圖）
②
日本學者后藤和彥曾經為信息環境下過這樣一個定義：“信息環境，即在與自然環境相區別的社會環境中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社會成員之行為方式的符號部分﹔並且，它主要是通過非人際關系向社會提示的環境。”③不難發現，一系列的信息符號不單單是傳播的信息內容本身，換句話講，它們不僅僅是告知性的，而是指示性的，包含著特定的觀念和價值，因此對人的行為有極大地影響與制約。
在現實基於傳統媒體的主流話語傳播平台之上，由於過分強調了理性話語主導，使普通民眾基於民間的話語表達方式很難被完整地呈現。網絡的高度普及帶來傳播權力的分化。基於對草根意識的話語認同，網民們開展了許多創造性的文化活動，姑且不論一些突破了語言禁忌的網絡流行語的俗與雅，單就其走紅的過程，就讓人觸目驚心了。
在網絡社區中，網友按照興趣愛好被劃分成不同的群體，相同貼吧裡的網民也往往分為不同的群體，討論互動的過程往往導致群體之間的對立與沖突，盡管身在同一貼吧，但各個群體之間本身卻缺乏強烈的文化認同感。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盡管觀點各有分歧，卻因一個不雅的 “創詞”統合了各個群體之間的價值取向，借助某一內涵被迅速、廣泛傳播。廣大貼吧會員又通過自己無窮的文化“創造力”，不斷豐富其文化含義。據統計，百度貼吧的注冊會員數早在2010年就已經突破4000萬，“李毅吧”的會員數也已經達到了71萬，“李毅吧”內最高點擊量的帖子竟然達到400萬次。而且，由於微博、人人網等社交平台的興起，其現象不再是百度貼吧“獨有的風景”。這種環境，為其提供了快速發酵的平台。從一開始極少數人的認知、認同變成幾乎全體網民的自我認同。
在群眾書寫信息環境下，由於信息不對稱，謠言也常常呈現出大規模爆發的態勢，尤其是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使得重大突發事件謠言在傳播的過程中極易產生“群體極化”現象。所謂的群體極化，是指“團體成員一開始就有某些偏向，在商議后，人們朝偏向的一方繼續移動，最后形成極端的觀點。在網絡和新的傳播技術領域裡，志同道合的團體會彼此進行溝通討論，到最后他們的想法和原先一樣，只是形式上變得更加極端了”④。當重大突發事件謠言在意見相似的相關利益群體中傳播時，起初會形成關於謠言的“輿論漩渦”。隨著謠言在群體中的進一步擴散，在意見領袖的引導下，群體意見逐漸向某一端傾斜，並最終呈現出“排山倒海”般的極端化現象，有的甚至演化為極端的群體事件，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嚴重危害。如2007年的廣州香蕉致癌事件、2008年的貴州瓮安事件、2011年的日本地震所引發的“搶鹽風波”等。
深究其因，不難看出，因為網絡的虛擬性特點，網民們互不謀面，使交流變得大膽和無所顧忌。其次，由於網絡世界的自我歸屬，使同一信息環境下的網絡人群價值觀有了最大“公約數”，傳播的速度明顯加快。再次，由於貼吧的互動性特征，使得傳播的廣度大大拓寬。
文化之間的關系：張力決定繁榮
非主流語言以兩種方式進入公共領域，一是無所謂，輕鬆、調侃的﹔二是無所畏懼，特立獨行。傳播的去中心化趨勢使精英文化所強調的規則、儀式和庄嚴感，到了草根這裡反而被以“求真”而替代。如果說精英文化更強調社交性，那草根文化則更多強調小人物的心靈獨白，對人性真實的苛求。
應該看到，新媒體中的這種表達，以及表現在語言上的禁忌突圍。是對精英文化的抗爭和挑戰，比如目前盛行於新媒體的名人臟話、艷照曝光等等，這種突破禁忌的表達，必然造成精英文化的圍追堵截。草根文化中低俗的部分常常引起草根群體和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緊張，甚至演化為直接的沖突。而一旦發生涉及文化潮流主導權層面的沖突，所謂主流文化，究竟是精英文化，還是草根文化，還是不同文化的交融與碰撞，就考驗著現有文化之間關系框架所能承受的張力。一般而言，越是有張力的文化關系框架，其文化的繁榮程度越高﹔否則，沖突加劇，會對社會共識的達成形成巨大的破壞作用。對突破了語言禁忌的網絡語言我們也許無需褒貶，因為文化有強大的自我糾正能力，在歷史長河中，要麼被沖刷掉，要麼被主流融合。
但在新媒體日新月異的今日，精英文化如何與草根文化進行有效的溝通和互動，如何對網絡亞文化進行合理引導，最終形成健康的社會主義新文化的主流，卻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社會管理者在對文化的引導上需注意以下幾點：
寬容文化的異質性，賦予文化活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我黨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縱觀歷史長河，凡是文化繁榮期，無不是觀點紛呈、學說斗艷的時代。這既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自信，也是主流文化開放性所在。
構建文化交流平台，在溝通中尋求共識。文化是不同群體從自身出發觀察生活與社會的智慧積累。對於國家、社會與公民共同面對的問題，每個群體都會有自身的解讀方式和智慧貢獻。在日益復雜的當代社會，學會在對話中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充任全能型團隊，這是社會文明的進步。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網絡管理者既要做裁判，又要做教練，既要制定有利於溝通的網絡文化規則，又要把相並的信息和知識傳達給網民，而不是採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沖突。“在真理與謬誤的爭勝中，有誰見過真理被打敗呢？”共識的達成是一個集納各個群體智慧的過程，同時也通過溝通，給社會問題的解決更為充分的考察和分析。這一過程有利於促進政治文明的演進。
重視文化規訓的價值，直面時代的核心沖突。草根文化強調底層民眾的自我利益訴求，以及對自身在社會體系中角色扮演的認定，它是一面鏡子，既照出了草根群體的智慧，也反映了時代演變中的內在沖突。我國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通過經濟發展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接下來需要解決如何利用文化發展使社會共識在最大范圍內得以實現，從而降低價值沖突帶來的社會危機。因此，文化的規訓作用是為當代中國尋求一個共同的精神家園，而真正能夠起到決定作用的文化一定是解決當代中國和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的智慧凝聚。如果文化不能起到規訓人們行為的作用，隻能說明這一文化對於時代核心問題的解決沒能提供足夠的智慧和更廣泛的共識。（作者系重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媒學院學生）
注釋：
① 邱林川、陳蹈文主編《新媒體事件研究》，第20頁，36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②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第12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日]內川芳美：《信息與社會》，第155頁，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版。
④ 凱斯•桑斯坦.《網絡共和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7—50頁，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