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時政期刊“主題內容”變遷動因分析

【摘要】本文在媒介文本分析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中國當代時政期刊“主題內容”變遷，特別是“主題內容”中最顯著的符號標志——“標題”內容變化特征的分析，提出中國當代時政期刊社會性演變的特征。在此基礎上，本文以“新聞生產社會學”為理論視角，通過對新聞制作框架理論中“意識形態”、“新聞價值”和“媒介意向性”三個層面的針對性剖析，揭示出中國當代時政期刊變化特征的社會性動因。

【關鍵詞】主題內容﹔新聞制作﹔意識形態﹔新聞價值﹔媒介意向性

新時期以來，中國大陸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同時，這一變革在中國的新聞改革進程中亦有體現。時政期刊作為中國時政發展的見証者和記錄者，及時迅速地反映了政策變化，本文通過1978—2008年分別代表體制內與市場化兩種不同屬性的時政期刊《半月談》和《三聯》的1000篇標題進行主題階段性變遷特征的梳理，發現兩種屬性時政期刊社會性變化的顯著特征，既有共性，也有差異。

這些屬於不同社會領域的新聞標題主題可分為三類：政策性主題、經濟主題與社會主題。

時政期刊“主題”的共性特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主題的“條件一致性”。即社會政策的調整和變化是時政期刊“主題選擇”的風向標，無論是體制內的《半月談》，還是市場化的《三聯》，都無一例外是對社會宏觀政策的一種媒介話語方式的反映。第二，主題的信息融合性。在不同階段中，同一主題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側重點不同，以及由此帶來的在同一本時政期刊中，四大主題之間比例的流動性變化，即三類主題彼此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不同領域的“主題”在歷史縱向的發展過程中，彼此之間融合程度在逐步提高。第三，主題的“時代盤點”相似性。時政期刊都喜好做年終“主題盤點”報道，記錄大的、有影響力的歷史事件，做“時代的記錄者”。

時政期刊“主題”的差異性特征，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主題”選擇上的區別。體制內時政期刊偏向於選擇沒有爭議的話題，市場化期刊選擇的多為有爭議的話題。第二，“主題”報道傾向上的區別。對比《半月談》與《三聯》在“政策性主題”的新聞報道上，最本質的差異在於對該主題的觀察視角。《半月談》對政策性主題的報道傾向於“正面宣傳”，《三聯》傾向於“批評分析”。第三，“主題”盤點類型的區別。時政期刊做年終“主題盤點式”報道時，《半月談》與《三聯》的區別在於，《半月談》主要做新聞信息的綜合和梳理，而《三聯》擅長做具有“歷史紀念性”的“主題系列報道”。對社會“主旋律”的堅持，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突出的是對主旋律的“政策性”和“英雄模式”的弘揚，后者突出的是“時代性”和“個人模式”。

借此，本文意在回答三個問題——媒介在新聞制作過程中所反映出來的“媒介意識形態”、“媒介新聞價值”與“媒介意向性”與時政期刊文本話語現象之間究竟是何樣的三種關系。

一、新聞組織與政治經濟體制的關系：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

新聞組織與社會政治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這裡我們從兩個層面來對連接媒介組織與社會政治經濟體制關系的意識形態進行分析。

首先是作為社會政治信念的意識形態。這個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是相對穩定的，不易發生變化的。在當代中國的媒介環境下，任何一種媒介不是受市場控制，就是受國家控制。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媒介的所有制類型與媒介新聞制作的意識形態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其意識形態是由社會這個更大的環境基礎所決定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時政期刊文本中沒有變化的兩個核心方面：一是國家政策是時政期刊新聞選題和新聞報道的“風向標”。究其根本，就在於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在國家意識形態上“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的國家路線”，而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媒介工具——時政期刊，必然始終要堅持這樣一個理念，而不可能隨意變更。二是話語形態的嚴肅、謹慎是時政期刊共同的、持久的一個特征。時政期刊作為國家政治導向的重要媒介形式之一，在話語形態上的嚴肅與謹慎，是對政治體制嚴肅與謹慎態度的一種媒介延伸，這是時政期刊話語的本質性特征。

其次是在政治信念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媒介意識形態。這裡的“價值觀”即指主流文化價值觀，它與“新聞價值”有所不同。這裡筆者主要強調的是時政期刊“新聞價值”中具有本質性的、核心的一個宗旨。時政期刊具體的“新聞價值”都必須在這個核心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基礎上來建構、修改和完善。

對於體制內時政期刊而言，它與政府的關系是從“依附關系”到“非對立關系”的轉變。而市場化時政期刊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作為“監督角色”出現的。因此，這兩種時政期刊對“社會主流文化價值”不同的意識形態形式就直接反映在了各自的媒介文本特征中。然而，無論是體制內的還是市場化的時政期刊，從“控制主體”的本質上來說，兩者的“意識形態”都是一樣的，即為“精英控制”。

二、新聞組織與社會文化結構的關系：相同“官方信息來源”反映的不同“新聞價值”

“新聞價值”是建立在“新聞意識形態”基礎上的，更為具體地影響著“新聞制作”的一種組織模式。我們將以“新聞制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新聞來源”為本節的分析框架，分別對時政期刊“新聞價值”演變的“共性”與兩種類型時政期刊“新聞價值”演變的“差異性”進行分析，由此對兩種類型時政期刊話語演變特征作出解答。

其一，“新聞來源”在兩種類型時政期刊演變中的“共性”。在“新聞制作”過程中，反映“新聞組織”與社會文化結構之間關系的第一個層面，就是媒介“新聞來源”，即新聞素材的來源。時政期刊作為社會時事政治新聞的主要媒介機構，“官方主導新聞來源”是時政期刊的一個基本特征。時政期刊中的新聞記者獲得的有關時事政治活動的信息，主要來源於官方的信息通報。我們通過對《半月談》中新聞報道的統計發現，政府活動、政策頒布、中央會議精神的傳達是《半月談》中主要的新聞報道形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原文使用官方提供的文件資料是其新聞報道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在市場化屬性的《三聯》中，其專題報道中，約有50%的深度報道文章，仍然可見其官方意識的明顯痕跡。因為在很大程度上，新聞報道中具有“信息來源於官方”這樣的標志，與時政期刊所需要建立的“權威性”和“公允性”有關。

其二，“新聞來源”在兩種時政期刊中的“差異性”。兩種期刊不同的市場體系和盈利組織模式的經濟本質，決定了其新聞制作過程中“新聞價值”的根本不同。《半月談》的體制內屬性決定了它在“新聞來源”的選擇上，是一種天然的、必然的選擇，且它所面對的是一個既有的受眾群體，相對而言沒有市場競爭的壓力，因此，“官方信息來源”與《半月談》“新聞來源”的本質關系決定了其新聞生產的核心，就是“記者與官員”之間的聯系，當然還有其背后的新聞機構和政府機構之間的互動。因此，“以官僚機構的結構看待社會”，正是該時政期刊中的記者能夠發現各種事實的基礎。相對來說，在“新聞來源”上，雖然市場化的《三聯》主要源於官方渠道，但是“官方信息來源”更多的是作為其新聞報道中的一種視角，而不是作為該期刊的唯一信息選擇。因此，《三聯》必須要面對的是在市場上生存下來的問題，因而其“新聞價值”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廣告發行、市場銷售和訂閱的盈利性等問題的影響。

三、新聞組織內部結構的運作關系：“媒介人”的組織依附性與獨立的新聞理想

第一，“媒介人”作為專業組織中的成員。在社會“勞動分工”的理論范疇中，“媒介人”的社會身份，被界定為“作為專業組織中的成員”，這就意味著媒介人“新聞價值”的依附性。

媒介人是依附於該媒介組織的成員，其“新聞價值”最終必然要服從於“組織”的“新聞價值”，因此媒介組織“新聞價值”的變化就會直接作用於該組織中記者的“新聞價值”，而近些年“媒介人”對“新聞工作者”提法的取代，反映了新聞生產過程中的一些要素逐漸被一一呈現。

由於“媒介人”這種“社會性生存”的結構，帶來的便是“新聞價值觀”的依附關系。從這個角度上研究媒介組織，實際上就是對“媒介人”研究的基礎和第一步。如同薩義德所述那樣，“會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代表廣泛的公眾，按照一套共享的普遍價值觀，以標准化的方式把握和解釋現狀，由此產生一個全體、一套話語和組織制度”。

第二，“媒介人”作為“知識分子”。媒介人作為“知識分子”的概念本身就是社會勞動分工中的一個產物，因此這個群體必須與其所依附的“媒介組織”在新聞產品“新聞價值”上保持一致。但是，顯然“媒介人”作為一個個在身份上獨立的“知識分子”，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一套“新聞價值”標准，這個標准在整體上與該組織的標准大致重合，但在這個重合的“交集”之外，必然會有一部分是這些“知識分子”自有的、堅持的“新聞價值”。這部分具有媒介人個性的“新聞價值”被稱為“新聞理想”更為合適。在這裡，我們需要借用“語言意向性理論”來理解媒介人的“新聞理想”對新聞產品的影響。

縱觀30年裡時政期刊的階段性變化，可以發現“新聞理想”存在的兩個痕跡：一是新聞“態度”的堅守，二是媒介“風格”的標志。通過文本分析，我們發現了媒介人的“新聞價值”或“新聞理想”，還體現為一種個人的“風格”，這種“風格”是媒介人個人品質、素養的話語反映，這種看似模糊的“風格”概念，實際上正是市場化時政期刊一種無形的“品牌標志”。

任何一類時政期刊，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裡，都有它一以貫之的精神，這對期刊本身而言是一種固定身份的象征，對於讀者而言是一種習慣性心理的標識。如果沒有這種統一的長時間存在的風格特征，那麼讀者難以形成心理認同感。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媒介在制作新聞過程中的一系列影響因素，下圖描述了新聞發生與傳播的過程：

圖中圓圈A表示新聞事件本身，新聞事件依存並制約於一定的國家、組織、個人或媒體（也是一種組織）。也就是說任何新聞都是這些社會細胞共同構建的，但是出於國家、組織、媒介、個人的自身利益，新聞事件的公開報道圓圈B選取的新聞事件本身永遠只是A的一部分C。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關於事件A的報道B，遠比事件A本身大，這是由信息資源的使用特性決定的，世界上的任何資源都是隨著使用消耗變少，隻有信息資源越用越多。本文把新聞傳播的這一屬性描述為“新聞發酵”。B大於C的部分是凝結於新聞的部分事實之上的價值取向、態度、情感因素和觀點的織體。這就是新聞制作的工藝流程。

由此可見，“時政期刊的話語變遷”，一方面，是由其所反映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相應變遷﹔另一方面，時政期刊的話語變遷，也產生於其自身在一次次的話語表達的實踐中，潛在地改變了社會傳統話語的某些慣例，當這樣的變化足夠大時（更多的媒介在使用這些新的話語表達方式：媒體傳播和人際交流的合力），就有可能影響社會的話語變遷。這兩個過程是交互發生的。（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在站博士后，湖北大學新聞系教師） 

參考文獻：

﹝1﹞（英）詹姆斯·庫蘭，（美）米切爾•古爾維奇.大眾媒介與社會﹝M﹞.楊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

﹝2﹞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M﹞.北京：開明出版社，1993.

﹝3﹞（英）尼古拉斯·加漢姆.解放、傳媒、現代性——關於傳媒和社會理論的討論﹝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

﹝4﹞約翰·湯普森.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5﹞蔣冰冰.新聞語言與城市社會[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