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媒體話語影響下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2】

二、網絡媒體話語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

網絡媒體話語所呈現的形態特征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指向，即將農民工群體客體化，這意味著媒體話語並未為他們建構真正意義上的主體位置。新生代農民工比父輩的網絡接觸與網絡使用更為頻繁，網絡媒體話語對其身份認同的影響也更為深刻。關於“身份認同（identity）”的考察維度，可以從群體歸屬感和群體疏離感兩個方面進行，前者指向人的社會認同，也稱為群體認同，意味著個體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確定自己的所屬的某個階級、階層和群體，常常表述為“我歸屬於哪裡、哪個群體”﹔后者則指向作為個體的人的自我認同，強調自己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個體而存在，不屬於任何群體或階層，隻屬於自己，常常表述為“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別人”。

1.對社會/群體認同的強。“對某個社會群體的媒體再現旨在向別人描述這個群體‘究竟’是什麼樣子的。實際上，這類媒體再現也向對象群體的成員展現了別人是如何看待他們的以及‘應該’如何看待他們。[4]”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媒體為“描述”和再現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做了很多積極努力，通過其強大的議題設置功能，使這一群體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然而也不難發現，“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符號所指始終難以繞開“弱勢”、“困境”、“維權”，始終意味著是一個異質群體、問題群體。媒體再現以自然化、滲透性的影響方式，逐漸形成了關於這一群體的刻板印象，不僅為作為“旁觀者”的感受構建出一些意義，同時也為作為再現對象的群體自身構建出一些關於自身位置的對應感，並從中得出“我們就是/正是這樣的”結論。具體講就是：雖然為城市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不屬於城市，同時又拒絕農村，也很難歸屬於農村。因此，無論怎樣都是個問題群體。媒體話語反復強化的結果，不是增強這一群體的自信，哪怕他們懷揣著“發展自我”、“成就未來”的生活理想,而是不斷強化這一群體的無根感、漂泊感以及社會底層感。

2.對自我認同的淡。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維權意識不斷加強，但這並不意味著其自我認同的滿足和增強，與父輩相比，新生代更加喜歡和向往能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生活，實現都市夢想”的動力，使其自我認同的需求更加突出，在他們的自我認同中，弄清楚“我是誰”遠不如追尋“我想要成為誰”更有意義。

斯圖亞特霍爾認為，身份其實是由話語實踐所構建起來的，“話語自身建構了使它因此而有意義和有效的主體—位置。[5]”然而事實上，新生代農民工盡管在媒體話語中被動地作為再現對象而活躍著，卻依然無法獲得足夠的話語空間，無法生產和構建真正屬於自己的話語。盡管農民工網站不斷出現，農民工網民規模也不斷壯大，但官方政治話語、社會精英話語與市場邏輯話語的聯合作用，使農民工自身的話語常常被扭曲、被限制、被推向社會邊緣，使其在傳播活動中無論是作為傳播者還是接受者，都未能真正獲得傳播主體的地位，因而也談不上擁有可以自由表達、展示自我的公共空間。當然，應該指出的是，除了話語空間被擠佔的主要原因以外，農民工群體自身的媒介素養、參與態度等原因也不能忽視。多項調查表明，農民工受眾在媒介使用時追求最多的是娛樂消遣功能，而信息傳播與反饋功能未得到充分利用。對被擠佔的話語空間難以介入，對冠以農民工身份標簽的網絡空間心生抵抗，對除了自身切實權益事件之外的公共事件慣於沉默，這些都使得傳播活動中農民工之間的互動交流少之又少。

網絡空間的匿名性、互動性、去中心化等特征，為各種社會群體和個體提供了一個可以作為主體進行自由表達的傳播平台，因此也成就了當下最為活躍的傳播媒介。如何能在真正意義上作為主體在大眾傳播中獲取和確認自身位置，是社會、媒體和農民工群體自身都須正視並共同努力的課題。

基金項目：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華中農業大學自主科技創新基金）：“大眾傳播對新生代農民工身份認同的影響研究（2010RW01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金艷，女，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語言傳播與社會文化傳播研究。

參考文獻：

[1] 李寧.新生代農民工媒介使用情況調查?J?.新聞愛好者,2011(5).

[2] 包凌雁.新媒體受眾:不能少了農民工——從寧波市農民工媒介使用調查談起?J?.新聞傳播,2010(7).

[3] 趙莉.農民工網站的特點及影響?J?.新聞前哨,2011(4).

[4] (英)伯頓(burton,G)著.史安斌主譯.媒體與社會:批判的視角?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5] (英)霍爾著.徐亮,陳興華譯.表征: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