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與被妖魔化的“知女”

隨著近年來社會對“民國范兒”的熱捧，民國女性也成為文藝創作熱衷表現的題材。在張愛玲、林徽因之后，熒屏上不出所料地出現蕭紅的身影，其同名傳記片已在婦女節上映，許鞍華執導的《黃金時代》還在緊張拍攝中。

蕭紅的一生雖短暫，但起伏跌宕、內蘊豐富，尤其是置於時代大背景下來看待其情感與命運，審視其與周遭環境的沖突和自我靈魂的掙扎，能讓我們以點帶面地對百年來中國女性謀求獨立和解放的艱難程度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蕭紅又並非一個適宜於傳記片題材的作家，其作品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和個人性，將悲憫和溫情注入個體的生命體驗與記憶中，淒婉寂寞的內在基調隱藏在明麗純淨的語言之下，其感受世界的獨特方式，需要潛心研讀其作品才能真正領悟。

也許正是受制於閱讀和理解的難度，《蕭紅》的編導沒有將多少戲份留給她的文學世界，而將幾乎全部重心放在了男女情感的糾葛之上。影片著力表現的“一個女人點燃了六個男人的激情”，從史實角度而言錯漏百出。渲染根本不存在的蕭紅與魯迅的所謂“情感”，更是嘩眾取寵，不值一駁。這種刻意營造的噱頭讓人不安，除了編導的不專業和缺乏誠意外，其中是否還隱藏著公眾對於知識女性一以貫之的誤讀與曲解？

在男權傳統深厚的中國社會中，對於女性擁有知識，國人的態度向來矛盾而曖昧。在晚清社會改良風潮的影響下，女性逐漸突破“無才便是德”的古訓，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謀求平等權利，爭取自由婚姻，對男性世界形成沖擊和挑戰，也由此產生了社會對這個群體的復雜態度與特殊想象。

100多年來，公眾想象知識女性最主要的呈現方式，便是將其“妖魔化”。我們能從近年來關於女博士的各種段子中找到端倪，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那些打破傳統、剪發易服的女學生當年遭遇的譏諷與嘲笑，在當下仍然存在，甚至更具普遍性。男權社會對於擁有知識的女性發自本能地擔憂、疑懼和排斥，這種心態在這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而在所有“妖魔化”手段中，潑上一瓢“男女關系混亂”的污水，是最簡便和最行之有效的，這是性壓抑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必然會孳生的“惡之花”。民國初年積極爭取女性參政的女杰唐群英，因為威脅了男性在當時政治領域的壟斷地位，在其湖南老鄉平江不肖生的小說《留東外史》中，便被丑化為一個善於利用肉體謀取好處的女人。而沈從文小說《蕭蕭》中那些被圍觀的女學生，在鄉人眼中，也都是荒誕不經的怪物，“隨意同那男子睡覺，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財禮”，可以當作笑話被議論上很長時間。

盡管女性解放的步伐越來越快，男女交往的方式逐漸多元和開放，但女性在個人命運和情感選擇上，仍承受著比男性更為沉重的壓力和束縛。上世紀30年代，受左翼革命觀念的影響，文藝創作中出現了數量眾多的“時代新女性”——她們美麗而妖嬈，富於誘惑力，對革命和戀愛都投入了充沛的激情，在男性作家的筆下被處理成了女性解放的先鋒。但在面對真實的外在世界時，她們的獨立自由仍然只是虛假的幻象，男性投射在她們身上的目光依然交織著輕蔑、嘲弄與否定。

電影《蕭紅》中的那個“蕭紅”，迎合的恰恰是男權社會對於知識女性的典型想象。導演曾表示，希望能豐滿地展示這個民國才女的一生，但最終隻表現了她在男性世界中反復糾纏的情感和欲望。文學創作對於蕭紅的生命與靈魂的重要意義，在導演看來，似乎根本無法與三人大被同眠的“精彩”故事相提並論。那些外在的環境、文化與社會細節，內在的思想、感覺與情緒，在電影中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影片中的蕭紅只是情愛的俘虜和男性的附屬品，她作為知識女性的獨立意識、豐富多面的精神世界，完全沒有得到呈現。付出了生命代價的愛情被演繹成了時髦游戲，苦難與掙扎成了消費品。即使編導的淺薄陋俗能被原諒，影片中堅硬、頑固的男權意識，還是無時無刻不在刺痛人心，令人難以釋懷。

回顧歷史，這種毫無顧忌的曲解並不令人意外。現實世界中的女作家蕭紅，從生活軌跡到文學才華，都溢出了傳統女性的固定框架，使得她在生前和身后始終承受著不公與偏見。她的幾次情感經歷都沒有得到好的結果，與蕭軍的分手和與端木蕻良的結合，在當時就受到了友人責難，並最終導致她孤寂地走向死亡。而其文學創作又因與主流價值體系的疏離，屢遭輕視，甚至兩任作家丈夫都不能理解其作品。直到如今，文學史仍隻將她視為東北作家群的一員，或硬給她扣上“左翼女作家”這頂不合適的帽子。

蕭紅曾慨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邊的累贅又是笨重的！而且多麼討厭呵，女性有著過多的自我犧牲精神。”她對於自己的女性身份有著清晰認知，其作品中“細致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那些令人贊嘆的“明麗與新鮮”，也都來自她鮮明的女性意識。

孤獨離世七十多年后，蕭紅的文學才華仍被忽視，其人生故事仍無法抖落那些窺探的目光。《蕭紅》的上映或許提示我們，摒除廉價的同情與盲目的樂觀，那條通往女性獨立和自由的道路依舊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