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話語空間與媒體的社會責任

【摘要】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概念，對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公共話語空間具有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人們的“公共熱情”也在不斷升溫，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共領域正在逐漸形成。大眾傳媒是公共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當代傳媒人應該對當前我國的公共話語空間有個清醒的、准確的認識，要能在業務活動中自覺地調整自己的角色，在社會發展中承擔起媒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關鍵詞】公共領域﹔公共話語空間﹔媒體﹔社會責任

1961年，尤爾根•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了“公共領域”的概念，此后“公共領域”成為歐洲主流政治話語的一部分，傳播學者也從公共領域和傳播媒介的關系中，重新思考媒體的社會角色和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等概念逐漸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相關學科的學者更是投入極大的熱情進行研究，媒體也不失時機地進行案例剖析。當然，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中國畢竟是兩種社會制度，其中有很多不可比的地方，因此我們不能把哈貝馬斯的理論當作“聖經”來讀。其實，即使哈貝馬斯本人，也在其后的相關著作中對公共領域理論進行過不斷的修正。

哈貝馬斯的理論不是“聖經”，並不代表他的理論對我們沒有任何價值。如果我們撇開意識形態的差距，清理掉其中的烏托邦成分，我們可以看到公共領域理論中閃爍著許多哲人的智慧。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大眾傳媒運作的空間之一，其核心就是由大眾傳媒編織而成的交往網絡﹔同時，大眾傳媒也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作為中國當代的傳媒人，隻要我們用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就會對當前我國逐步走向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有個清醒的、准確的認識，也能夠自覺地調整自己的角色，在社會發展中承擔起媒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一、哈貝馬斯的“市民社會”與中國人的“公共熱情”

擁有一個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市民社會”是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的前提。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社會在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財富的增長強化了“市民”的經濟基礎，降低了他們對封建勢力的依附，喚醒了“市民”的權利意識。在商品交換關系的作用下，為了保護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市民”們集合起來形成“市民社會”，他們公開反對王權，捍衛資本主義。“在整個18世紀，公共輿論都被當作是那些建立在爭論—理性主義概念之上的規范的潛在立法資源。”[1]57“市民社會”的主要功能是實現“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他們在公共領域通過辯論來統合人們的觀念和行為。這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就分成了兩大部分，即由私人主導的公共領域和由國家主導的公共權力領域。而公共領域又可分為兩部分，即以私人佔有為基礎的市場體系和獨立於國家的文化體系。我們可以把它們稱為公共市場空間和公共話語空間，而媒體是公共話語的重要載體。

作為研究“現代性”的哲學大師，哈貝馬斯一生想要“拯救被法西斯玷污的啟蒙精神，繼續被戰爭中斷的啟蒙進程，完成德國戰后沒有完成的啟蒙任務”[2]。哈貝馬斯在現代性背景下提出的公共領域理論，帶有很深的資本主義烙印，它是從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關注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命運。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因此從社會結構來看，我們沒有直接對抗的兩個階級。但是，由於長期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佔主導地位，因此階級斗爭和溫飽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迅速崛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告別了階級斗爭，解決了溫飽問題，中國人的權利意識普遍覺醒，更多的人開始關注自身的權利。“在當代中國，市場機制和私人產權保証了個人能夠獨立自主地從事經濟活動，追求自身的利益與價值，從而催生了一個與國家相對應的‘私域’，進而在私人自主權的領域（市民社會）與公共權力（國家）之間，演化出一個廣闊的公共領域，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3]隨著經濟環境的不斷好轉，人們的“公共熱情”也在不斷升溫。經濟發展了，收入增加了，人們必然要求提高生活的質量和品位。因此，教育、醫療、住房、福利等社會話題，成了公眾討論的中心。而媒體不僅為公眾討論設置了議程，也是公眾討論的主要論壇。近年，媒體上的熱點新聞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像貧富差距、機會不公、濫用公權力、食品安全、貪腐、房奴、拼爹等關系到人們切身利益的新聞事件，經過媒體報道，尤其是經網絡傳播后很快成了公眾熱議的話題。

二、公共輿論的力量與公共話語空間的建構

媒體是公共話語的重要載體，它通過公共輿論的表達來影響社會意識。哈貝馬斯認為到了18世紀末，不斷涌現的書籍、雜志和報紙，與日俱增的作家、出版社和書店為德國創造了一個“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域”。在英國，“整個18世紀公共領域的發展水平可以用政府和出版界之間的對抗程度來加以衡量”[1]72。在那裡，人們可以自由地閱讀和討論，依據多數原則進行決策。自由討論培養了公眾的批判意識，使文化變成了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消遣或愉悅的對象。由於哈貝馬斯把“市民社會”看作是與“政治國家”對立的力量，因此公共話語空間內的“公共輿論”可以對“政治國家”形成壓力，迫使國家做出制度調整，以維護其合法性。

“掌握權力的是具體的人，人性中惡的一面很容易受到權力的誘惑，從而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4]西方政治生活中常把媒體看成“第四權力”，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約束和制衡公共權力。哈貝馬斯認為公共話語空間內產生的“公共輿論”，是對抗“政治國家”的力量。我國沒有資本主義社會那種深刻的階級矛盾，因此輿論與國家之間沒有直接的對抗性。但是在建設和諧社會的過程中，輿論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是必要的，它能保証“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過去，我國傳媒長期受行政權力的干涉，官方的聲音成了媒體單一的聲音，媒體普遍缺乏對“人”的關懷。由於政策和文件是“絕對真理”，且不容置疑，因此媒體隻能圖解政策，為政治注解。權力在本質上是惡的，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權力隻有得到監督才能發揮它的正功能，為人民謀福利。因此在改革開放后，行政權力逐漸放鬆了對媒體的控制，媒體的批判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體現。特別是網絡媒體的繁榮大大延伸了公共話語空間。公共聲音的放大，一方面對公權力的使用進行了有效監督，另一方面也迫使政府加強了學習，提高了應變突發事件的能力。

社會的發展是人民的集體智慧推動的。人民的智慧是什麼？一個簡單的表述就是你不知道的東西我知道，你想不到的視角我能夠想到。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后很多年，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幾乎沒有提出過什麼先進的理論，原因就是信息閉塞，一切都不容置疑。人類精神領域的提升，需要一個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如果缺乏信息來源、缺乏辯論機會、缺乏創新思考，我們的精神生活隻能是死水一潭。因此，我們應該設想讓行政權力逐漸淡出媒體，回歸到權力的本位上去，多留一點話語空間給公眾。當今世界，全球一體化的速度不斷加快，我國人民的社會生活已經和國際社會緊密相聯。應該說，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公共話語空間正在逐漸走向開放，但與社會生活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最近10多年來，數字化革命、全球化浪潮和社會轉型為社會化媒體的發展提供了機遇，“社會化媒體的使用，不僅改變了傳統媒體從業者的新聞生產方式和職業角色觀念，也提高了傳播賦權，增強了邊緣受眾、社會運動參與者等行動者的信息傳播能力和社會話語空間”[5]。因此，我們的媒體應該尊重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積極引導他們正確地認識社會。

三、公共話語空間的建構與傳媒人的公共意識

在哈貝馬斯那裡，公共話語的主體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現代西方公民社會的主體則是中產階級。我國是否有一個中產階級、是否有一個能夠約束公共權力的話語空間，學者們一直爭論不休。如果我們不從財產收入來看，而是從社會位置、教育程度來看，一個具有較穩定收入、接受過較好教育，具有一定程度批判意識的中間階層，正在中國社會形成。正是看到中間階層是社會的中間力量，也是信息傳播的服務對象和消費主體，因此當前媒體普遍關注這個群體的生活狀況，報道集中在房市、車市、城市化、醫療改革、社會保障等話題。傳媒人群體大多數也能納入到中間階層，他們是媒體話語的主要掌控者之一，他們的話語位置僅次於行政權力。

“無論是有意栽花還是無心插柳，對於公共空間的拓寬，其（指傳媒）顯在和潛在的作用是不能否認的。”[6]從中國媒體的創辦宗旨看，我們的傳播事業是為全體人民服務的。這個“全體”實際上也包括農民、下崗職工等邊緣群體。所以，我國的公共話語空間，中間階層不是唯一的獲利者，它應該讓所有正直的公民都受益。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一些中央領導曾經多次以超常的智慧和勇氣，呼吁關注社會的弱勢群體，打造平民政府。其實這種關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媒體去實現，因此面對公民社會的到來，我國媒體的肩上又多了一份責任。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很多媒體人和一些平庸的政客一樣，不願去讀理論書籍、不願去做深入的思考，因為這是體力勞動，太辛苦、太吃力，他們總想從自己的常識中挖掘深刻。現在所謂的“民生新聞”非常流行，“民生新聞”本來是個非常好的詞匯，但是卻被一些電視台濫用了、褻瀆了，他們的報道不但沒有拓寬公共話語空間，反而給公共話語空間帶來了精神垃圾，污染了這片聖潔的土地。江蘇一檔所謂的“民生新聞”節目，曾屢屢出現記者跟當事人一起抓“第三者”的鏡頭﹔稱在南京長江大橋上的自殺者是作秀﹔一位農民頭上長著籃球大的腫瘤，無錢就醫，去求神漢，被記者稱為“愚昧”﹔至於鄰裡糾紛、街頭打架、車禍死人更是“經典”鏡頭。一位文字記者說，她和攝像記者一道，到垃圾場去曝光養“垃圾豬”的農民，才到垃圾場邊緣就被臭氣熏了回來，隻好讓攝像記者獨自去拍。而她卻沒有想一想，這些農民帶著一家老小生活在垃圾山中，長年累月，是怎麼生活的。當這些記者能夠有更多的“公共情懷”，多從人道、人性、人味的角度去報道這個新聞時，也許這條新聞會更加深刻、更有穿透力，才更像是真正的“民生新聞”。

人類的發展是整體的發展，忽視任何一個群體都是可怕的，它可能會給社會埋下一顆定時炸彈，一旦有了導火線就會爆炸。2005年法國的騷亂足以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傳媒人是中等收入階層，但是我們在採訪邊緣人群的時候，不能有強烈的優越感和居高臨下的姿態，這樣報道的新聞會傷害那些弱勢人群。公共話語空間的開放、活躍，不是“口語化”“家常化”的播出方式，不是嘲笑弱勢群體的愚昧、無知、無恥，而是真正地從人文主義立場，去思考他們的生存狀態，呼吁社會去幫助他們、感化他們，讓社會環境真正走向和諧的氛圍。

四、資本對公共話語空間的侵蝕與媒體的責任

馬克思說過，資本為了做壞事，而順便做了一些好事﹔就像人性一樣，有時伸手打人，有時卻像耶穌那樣向人伸出愛撫的手。哈貝馬斯在提出公共領域理論時，是假設資本主義處在一個理想化的自由競爭環境下，然而資本主義進入晚期后，由於壟斷的形成和國家干預的增強，一方面政治權力覆蓋到私人經濟領域之上，形成國家的社會化﹔另一方面，私人經濟活動亦要求獲得政治權力，形成社會的國家化和私人經濟活動的“再政治化”。在這樣的環境下，哈貝馬斯發現政治和經濟正在合謀，對精神交往進行侵蝕和吞噬，毀滅了公共空間，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為此，他在后期著作《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中對公共領域理論進行了修正，呼吁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把社會系統分為三個子系統，即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文化系統。在第一階段，他將社會結構設想為“政治國家（公共權力領域）——市民社會（經濟領域＋公共領域）”的模式。而到了第二階段，他卻把社會結構重新設想為“一種系統（政治＋經濟）——市民社會（生活世界）”的模式，也就是將社會結構劃分為兩大領域，一是以權力和貨幣為媒介的政治、經濟領域，二是以語言為媒介的文化交往領域。在第二次建構中，哈貝馬斯把第一階段市民社會概念中的“經濟部分”拿出來，放到了市民社會的對立面。

哈貝馬斯之所以把“經濟部分”拿出來，是因為他看到了政治和經濟兩股勢力的融合。一方面，國家打出公理的招牌，干預媒體“制造輿論”，使政策能“在輿論的氣氛中受到歡迎”﹔另一方面，經濟力量正在干預公共話題，作為武器的批判本身，也落入了交換關系的魔爪，大眾文化的批判功能消失殆盡。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大眾文化不再追求知識和社會責任，而是追求剩余價值。此時，國家與社會由分離走向了融合，市民社會遭到嚴重破壞，公共領域走向瓦解，公共領域的先進性開始喪失。公眾在一片喧囂聲中重新撿起了商品拜物教的殘羹冷炙，回歸到了昔日一盤散沙的原子狀態。

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可能出現政治和經濟的合謀來干預媒體的情況。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公共話語建構中兩股力量的運作方向。一方面，隨著我國政府的政治進步、執政能力的提高，政府對媒體的掌控越來越有技巧，公共話語空間呈逐漸開放之勢。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當政府在放鬆管制的情況下，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加大對媒體的控制，那就是經濟手段。在電視、報紙、網絡上，很多新聞明顯能看出有經濟力量的作用。如電視上的健康類節目，醫生接一個電話就能知道病人得了什麼病，比科幻小說中的醫生還神奇。在很多科幻小說中，未來醫生還要讓病人帶上傳感器，一步步檢查才能給病人看病。現在的一些醫生在電視上什麼話都敢講，一些藥被他們說成包治百病。病人無須進醫院，隻要寄錢給他們，吃了他們郵寄給病人的藥，病人就會康復。有位傳媒界的朋友說，他們也知道醫療保健廣告有假，但是為了利益不得不做。而且醫療廣告一般都能拿到現錢，不用愁廣告費流失的問題。他甚至說，有一次，某醫藥代理商將錢放到他的桌上，他把錢扔到了地上，但代理商還是把錢撿起，恭恭敬敬地放到桌上。醫藥代理商之所以能夠不要任何尊嚴，隻求媒體能夠給他們做廣告，究其原因是因為醫藥背后有巨大的利益。

傳媒是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面對滾滾而來的消費主義浪潮，媒體應該堅定自己的操守，防止資本對公共話語空間的侵蝕，這樣媒體話語才會有正義性，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

[本文為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突發事件的網絡輿情生成及應對研究”（2010ZDIXM043）的階段性成果]

（方曉紅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駱正林為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1]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2]汪行福.走出時代的困境——哈貝馬斯對現代性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7.

[3]程士壽.公共輿論學[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18.

[4]吳丕，袁剛，孫廣廈.政治監督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4.

[5]張志安.互聯網時代：“傳播行動者”的重構[J].現代傳播，2013（1）.

[6]黃旦.中國媒體的公共空間及其未來[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