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51號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51”這個門牌號，在我的記憶中難以忘卻。1965年8月底的一天，我大學畢業分配來到報社，在大門口首先看見的是毛主席題寫的“人民日報”四個大字﹔另有一塊小小的門牌，寫著“王府井51號”。這裡地處王府井鬧市，門前一道五六十米長的圍牆，拉開了我們和喧囂的距離。但我們的辦公室多半臨街，大街上的嘈雜聲卻無法阻擋。只是因為習慣，才充耳不聞。那年我們在河南葉縣干校，聽報社五樓傳達重要文件的錄音，擴音器裡不時傳出王府井的汽車笛聲，忽然感到很有趣，我們不禁都笑了。

一

報社自1949年從平山搬遷至此，在王府井做了30年的住戶。世事漫漫，也是滄桑陵谷。這51號裡的建筑，原來全都是平房，后來蓋起了兩棟辦公樓。后一棟新樓落成不久，1957年4月10日這一天，我們的“戶主”、總編輯鄧拓，忽然受到批評，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不久以后，他官貶北京市。但在51號裡，卻留下他良好的口碑。

我剛到51號時，不時聽說他的為人風范：他政治責任心很強，經常參加完重要會議，便親自趕寫社論﹔他是寫作快手，經常邊寫邊發排，讓秘書送車間，寫一頁送一頁，從未誤過出報﹔他為人謙和，平易近人，從不對部下發脾氣﹔他知識淵博，能文能詩善書法，是文壇才子﹔他主持編輯了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對傳播毛澤東思想做過貢獻﹔他很重視報社的形象，常常教導職工樹立好作風。我報到上班的第二天，同事張大姐就教我怎樣接電話：要問清楚找誰，如被找的人不在，就問清要不要轉告，並留下對方電話，別動不動就說“不在！”啪！把電話撂了。她說這是她當秘書時鄧拓同志教她的。

許多人都能背誦的，是鄧拓告別報社時寫的那首詩：“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后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有些同志把它抄錄下來壓在辦公桌上的玻璃板下。

而我們的又一個“戶主”、總編輯吳冷西，我們當時對他卻有一種隔膜感。他身兼數職，我們難得一見，只是偶爾來報社，我們在台下聆聽他的報告。幾年之后在河南“五七”干校，他作為被打倒的“走資派”，與我們同為“五七”戰士之時，我們才有近距離的接觸。偶爾的交談，卻讓我們感到其見解之高屋建瓴，特別是對世界大勢的點滴評論，更是時有讓我們敬佩之論──他到底曾經是“九評”文章寫作班子的班長！

頗有意味的是，吳冷西在政治上的浮沉，竟應了“七八年來一次”的預言。在這51號裡，鄧拓大約在位8載，吳冷西也大約干了8年。他雖然也有過人的才智，卻也無法預料更無法把握自己的政治命運。但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和鄧拓一樣，都是值得我們為之驕傲的人物，至今想起他們來，仍然心存敬意。

也是巧得有意思，吳冷西被明確宣布丟權，也是在四月上旬。那天，康生明確批示：以后人民日報的社論，要送唐平鑄審閱修改（唐是當時《解放軍報》總編輯，后為《人民日報》代總編輯）。也正是從這一天起，人民日報經歷了信任的危機，不再能直接聽到中央的聲音了。編委會於是派出幾路記者到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地，試圖從那裡得到中央的新精神。我被派跟隨老記者到廣州，做他們的語言拐棍。然而，羊城幾日，我們無所收獲，於是抓稿子。我們首先找部隊干部開座談會，批判《逆風千裡》等幾部電影，請與會者發言並寫出稿子。但第二天我們被告知，說接解放軍總政治部通知，部隊的稿件一律給《解放軍報》，意思是拒絕給《人民日報》供稿。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那天早上，我在沙面珠江邊上遛達，心中敲起了小鼓：報社這碗飯以后還吃得下去嗎？

待我們空手回到51號時，陳伯達已率工作組進駐報社，正式宣告奪了吳冷西的權。6月1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發表，全國進入了一個動亂的年代。

二

51號發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聲音之后，緊接而來的是“破四舊”浪潮，具有“四舊”味道的門牌、店名、路名一律被改掉。王府井被改為人民路，我們單位就變成了“人民路51號”。

紅衛兵也沖擊過我們大樓。我們報紙常因一篇文章或一幅照片而被指責。登了一封致爸爸媽媽的公開信，要他們“繼續革命”，就招來一些紅衛兵的攻擊，說這是“狗崽子”寫的。有一次，一群紅衛兵說本報刊登的毛主席像有嚴重問題：老人家手持帽子扶欄杆，帽沿向著自己的胸口，如同手握短槍指向自身。“編者居心叵測，是可忍孰不可忍！”一群紅衛兵理直氣壯地沖進大樓不肯走。此類事情發生過若干次。“造反有理”的紅衛兵，無理地干擾了編輯部的正常秩序。有鑒於此，經中央同意，衛戍區遂派軍駐守這座大樓，武裝保衛報社，保証正常出報。從此，我們也多了一件事──進出大樓掏証件。

這大樓，離天安門可算是很近的，我們晚飯后，常去天安門散步。家鄉繼母大人為此曾問我，散步時是否常見毛主席？那時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也真的曾下到城樓下的金水橋。那天一早，日出東方，我極其榮幸地被派到這裡採訪。傍晚，當毛主席來到金水橋頭時，紅衛兵如浪如潮涌來，我正好站在橋頭欄杆邊，要不是警衛的推搡，我幾乎可達到和偉大領袖握手的地步。第二天，我正為昨晚之事而無限幸福又無限遺憾之時，本報攝影記者王兄打來電話，叫我去取照片。我一看，金水橋頭那魁梧身軀不遠處，分明站著一個小小的我。“和毛主席一起照相了！”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我從未想過會有如此幸福的機會。而紅衛兵手持紅皮語錄本、高喊“我們要見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揮手檢閱的幸福，我也是感同身受，並多次為這些照片的見報而辛苦勞動過。為制作優等效果的照片，我們青年編輯，經常來往於照制車間和編輯部之間，取送照片小樣、大樣供領導審閱。照片常因制作效果不佳或與北京兄弟報紙相比不理想而推倒重來，出不了日報出晚報也在所不惜。當時下午出報是常事，我們的夜班工作時間也常在12甚至16小時以上。有時竟連軸轉，吃過晚飯繼續編第二天的報紙。我們不輕鬆，工人更是辛苦。

那時報上引用的毛主席語錄都用黑體字，不論是《毛選》裡的話，還是老人家的最新指示，我們都用黑體標出，以引起讀者的重視。它的首創權是否屬於本報，尚有待考証，不過后來取消這用法，卻是由於本報的請示報告。據說當時提出的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經典著作裡，反面觀點才用黑體字。中央同意了，那用法也就從此消失了。

在這“史無前例”的日子裡，我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生活，編輯過史無前例的報紙，也留下了別具色彩的心路歷程。

三

記不得哪一天，聽說我們要搬離這座大樓了。原因據說是毛主席提出要搞彩報：為什麼人家能搞彩色報紙我們就不能稿？於是，報社又是派員出國考察，又是在京城選新社址，最后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選擇了一個已遷離北京的機械學院為社址。10年之后，我們終於東遷，遠離了熱鬧，遠離了繁華。但一種戀舊情結，卻常讓我們在撫摸往日傷痕的同時，也重溫著當年曾有的和諧與溫馨。

王府井51號幾經易主，若干年前它已成為商場──好友世界商場。離開了它就想念它。我曾幾次到它對門的永和豆漿店吃早點，並臨窗眺望我工作過的地方。往事如煙，卻是清清晰晰，歷歷如在眼前。我剛到報社時，被分到工商部工作。我那時心裡很是發怵，學中文卻來做新聞，而且又是工商經濟，哪一門的ABC都不懂，自知沒有競爭力，擔心日后這碗飯吃不好。老同事郭龍春和張惠珍夫婦，為人和善而且熱情。一個雨天的中午，他們請我到東安市場喝豆汁，說是讓我品嘗京味小吃。我雖然沒有恭維豆汁的美味，心裡卻領受了他們的真誠和熱情。春節時，他們又請我們年輕人到他們家裡過節，張大姐還教我們怎樣處理來信之類的必要業務，沒多久我就感到了一種同志的溫暖。

那時“同志”這字眼，是個親切的稱呼，上至社長、總編輯，下至干事、工人，一律習慣以此相稱，從不叫職務。

我心中特別牢記著一位同志──已故的原總編室副主任凌建華。他是行政11級的高干，老穿著一身舊不拉嘰的藍布衣裳，朴素得像個農民﹔他業務水平很高，大樣從不亂改，凡改的都改到點子上﹔他很敬業，長期做夜班，工作克盡職守﹔他身體瘦得皮包骨，體重長期不過90斤，我曾戲說他：“長期做夜班，難過百斤關！”他克己奉公，廉潔自律，事事做表率。那年我跟他去大寨採訪，同坐硬臥夜車（他可坐軟臥而不坐），車到陽泉下車時才凌晨4點多，要等到天亮后8點多才有長途客車可坐。考慮到他的年齡和級別，我說給那裡的縣委值班室挂電話，請他們派車來接一下，他說“不要麻煩人，等天亮后坐長途吧。”我們於是在車站售票廳的水泥地板上，坐等到天亮后乘第一班長途車。

我心中至今牢記著一個群體──夜班編輯組的幾位老編輯。我的師傅徐長榮、艾鐵民、王青、鐘立群和韓國華，他們都是老夜班，默默無聞幾十年，編稿件、做標題、畫版樣、改大樣，還要到車間，站著陪工人拼版，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每晚隻享受兩毛錢的夜班津貼。最難的是老徐，他有腰疼的老毛病，夏天都要系著厚厚的棉腰帶！韓大姐還有一難，半夜下班沒有班車送，多少次寒風凜冽，多少次冰天雪地，她都得自己隻身騎車回家──八九裡外的豫王墳。如今，韓大姐和老徐已經去了另一世界，老王、老艾等也各有疾病在身，但他們的形象和精神，都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

兩棟樓裡，同事數百，人影憧憧，卻有不少老輩同儕，讓我長存敬意，懷念不已。其中還有行政人員和工廠工人，如拼版快手劉師傅、幽默風趣的郭師傅，如服務周到、不厭其煩幫助來電者找人、多次獲“紅旗單位”稱號的總機話務員，如常做可口的脂油蔥花餅、三分錢一個的醬鴨頭、一毛五一碗的鹵煮豆腐的食堂師傅……正是他們，共同參與營造了我心中的“王府井51號作風”！

日前，我又一次來到好友世界商場，作不知第幾次的舊地重游。仰望招牌上那四個大字，琢磨其中含義，覺得頗有意思：往日的“同志之家”，今日成為“好友世界”，其中凝結著的，是歷史變遷的印痕。出門時我又好奇地注意到，大樓一層面向王府井的門臉兒竟有好幾個，可沒有一個門楣上挂有門牌。我問門衛和營業員該店是多少號，回答卻都是脫口而出：“王府井277號”

“哦，改了，改了，統統都改了！”出得門來，坐在門前的長椅上歇腳，忽然閃出上述記憶碎片，我心裡不禁生發出滄海桑田的感慨。但回望這大樓，我又深深地知道，其中也有沒改和改不了的，那就是──我心中的記憶。

（來源：《社內生活》2005月01月15日 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