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續）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就在我和李庄通信前不久，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創刊了。李庄是參加創刊的成員之一，他寫了文章《為七百萬人民請命》發表在創刊號上，鄧小平看了非常高興。當時，人民日報如果有稿子要送鄧小平審閱，編輯部總是派李庄去，因為他手快，能很快又准確地領會劉鄧首長的修改意圖並能迅速組織語言。小平同志很喜歡他，每次去了，都給他一包“大前門”香煙。李庄得到鄧政委給的香煙，都高興地拿回來和煙友一塊兒享受。

1947年元旦前兩天，我到了人民日報社駐地———武安縣河西村。一到村裡，最先看到的就是那個在舞台上站得歪歪扭扭的杜展潮，接著來了好幾個年輕人，記得有朱波、馬映泉、安文一等人。我下馬甫定，他們就開始取笑“圍攻”我，問我怎麼來的？到此有何感想？

我本來愛羞不會開玩笑，初來乍到，更覺得尷尬，該怎麼應付這些能說會道的調皮記者？幸好李庄為我解圍，說我騎馬走了90裡地趕來，很累了，勸他們明天再“採訪”。這一下果然打退了“圍攻”，他把我安排到一個大房間休息。

第二天一早，王定坤（張磐石的妻子）抱著兒子鐵牛來看我。李克林領著大女兒小林也來了。我以前就認識這兩位女性，我曾和李克林在太行文教群英會的籌備組一塊兒工作，在一個鍋裡吃飯、一個炕上睡了20多天。

接著李庄帶我到辦公室，在那裡認識了何燕凌、宋夫婦。

回到我住的房間，杜展潮、朱波、馬映泉這幾位正等著我呢。他們向我提出種種刁鑽問題開玩笑。我並不氣惱，這就是我們的隊伍我的家，人民日報的同志都是我的親人。何況當時李克林的女兒小林對“大個子叔叔”（李庄）特別好，她怕別人“欺負”我，就守在我身邊保護我。

杜展潮、朱波他們神秘兮兮地對我說：“我們要布置新房，送你到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於是，他們把我送到齊語的夫人那裡。當時齊語外出採訪了，幾個年輕人嬉皮笑臉地對女主人說：“這是李庄的新娘子，今天交給你，丟了你負責。”

齊語的愛人也是從太行山上下來的老革命，她一邊熱情地招呼我，一邊罵那幾個人惡作劇，笑著把他們攆走了。我覺得不好意思打攪她，她卻說：“這有什麼，要不是有這個機會，咱們倆還不認識呢。”我們兩人聊著聊著，天色慢慢黑了起來，我想走，又不知道去哪裡。女主人笑著告訴我：“他們是故意把你藏到我這裡，好讓李庄著急。”

果真是這樣，這時的李庄正在到處打聽滿村子找我呢。報社的年輕人就對他說：“看你隻顧發稿子，把新娘子都丟了！”

元旦那天早晨，又是這群調皮鬼把我接回去。新房果然布置好了，牆上貼著大紅喜字，還挂了不少紅紅綠綠的彩帶。桌子擦得干干淨淨，茶壺茶碗擺放齊全，桌上還擺滿了喜糖，特別是屋裡還布置了一個假沙發，挺有意思的。

中午是豐盛的會餐，人民日報總編輯吳敏（即楊放之）和夫人（她在別的單位工作，是元旦放假趕回來的），還有袁勃、王定坤以及幾位我不認識的同志，與李庄和我同桌。吳敏代表社領導講了幾句簡短的話。他說，今年元旦有雙重意義，一是解放戰爭的形勢越來越好，這激勵我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迎接人民革命的最后勝利﹔二是大家歡聚一堂，衷心地祝賀李庄、培藍同志的新婚之喜。

這真是充滿了真情厚誼的婚禮。按理說，我應該向吳敏敬酒，也應該向大家敬酒，可是我不會喝酒，所以敬酒的事都由李庄包辦了。那天他喝了不少酒。

熱熱鬧鬧的宴會結束后，整個下午不斷有人到新房來祝賀。小杜、朱波等人也鬧個不停，不斷“圍攻”我。又是小林始終守著我，保護著我，一直到天黑。當晚，李庄的好朋友張克崗也來到我們的新房，他與李庄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一聊就到了半夜。

我和李庄就是在這樣特殊的年代———戰爭歲月，特殊的環境———太行山上，相逢相知，走到一起的。我感謝太行山，感謝太行山裡的那個小山村———河西村，它們給了我一生的幸福。

我在河西村住了7天，算是度完了“蜜月”，又趕回文聯上班去了。我們的工作都很忙，李庄在報社就更忙了。我們兩個單位相距90多裡地，平時難得見面，隻有互遞魚書。結婚后，李庄到文聯來看過我三次，都是來去匆匆，未多耽擱。當年中秋節前，他曾寫信說要到我這裡過節，后來因為工作離不開，就寫來一封信，訴說相思之情，信裡還附了幾句小詩：“中秋夜，默默叩寒窗。夢裡依稀說心話，醒來口角染余香。”別看李庄在戰火中幾番出生入死，這詩句卻寫得柔情蜜意，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不知忘卻了多少往事，這詩句卻被我記憶下來了。

當時我已經懷孕5個半月，多麼希望他能推門而入來看看我。然而我理解他工作忙，能看到他寫的這些悄悄話，也就滿足了。

1947年冬，太行區還搞過一次整黨學習運動，文聯同邊區政府一些單位的同志集中在離下溫村四裡地的常樂村學習。那時我已懷孕七八個月，行動不方便。文聯領導為照顧我，勸我提前結束，回機關（下溫村）去。我想堅持到底，結果肚子裡的孩子堅持不下去了。1948年2月22日凌晨，我的大女兒在我學習的地方出生了。我措手不及，房東大娘隻好用我的棉襖把孩子包起來。

李庄得知女兒降生，從90裡外的河西村拍馬趕來，看到我們母女平安無事，才放下心來，就急急忙忙去買雞，熬雞湯，做餅干。但他隻住了3天，叮囑我一定要給孩子找個奶媽，又匆匆地走了。

文聯秘書長馬印秋關心我，委托搞運輸的兩位馬夫四處打聽，終於找到了奶媽。未找到奶媽前，我抱著女兒在下溫村找有奶的年輕婦女給喂奶。那時，我們黨和人民是魚水之情，村裡的喂奶媳婦們得知我的情況，主動來我的住處為我女兒喂奶。根據地人民的養育之恩，我永生難忘！

我把孩子送到奶媽家，簡單安頓好，就開始工作，正好碰上文聯搬家。這回是從山上下來，搬到武安縣的一個小山村。落腳未穩，馬印秋同志告訴我，李庄已經離開河西村，北上石家庄去了。原來，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個中央局，合並成立華北局，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和《晉察冀日報》合並成為華北局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當時由晉冀魯豫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張磐石同志率領，袁勃、劉希齡、李庄、何燕凌、李原等，作為先遣人員前往石家庄以西的平山縣，與《晉察冀日報》的人員匯合。走之前，李庄沒來得及給我寫一個字，急匆匆地不辭而別了。

1948年6月，我調到人民日報社，隨報社大隊人馬北上平山縣。一直到1949年春節，趁三天假日，才到涉縣把不足兩周歲的女兒接回來。

從那時起，李庄和我都工作在人民日報。我們的青春和生命，都融進了人民日報的事業。

（本文在寫作進程中得到錢江、袁振喜同志的幫助，謹致謝忱！——趙培藍）

（來源：《社內生活》2004月03月25日 第4版 崢嶸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