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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煤渣胡同住過十年,卻至今不知道胡同的名字何以叫煤渣。只是仿佛聽說,它原來是堆煤渣的地方。
我於1970年結婚,報社給了我一間房子,在煤渣胡同第一單元三樓。房子的面積小了一點,才10平方米———后來多事,量了一下,實際是九點三六平方米。不過,我是知足了———當時正是“文革”期間,單位沒蓋新房,有個屬於自己的窩兒,也算可以了。熱情的同事老王,抽個星期天,幫我粉刷了一遍。他弄得渾身大白,汗水如注,我隻以面包和杯水相敬,想起來煞是慚愧!
成家之后,經常守著一個紅旗牌小半導體,打發了晚上的時間。電視,當時是稀罕之物,屬高檔文化消費。“九點三六”當然沒有氣概去接納它。不過院裡倒是有一兩戶擁有者。國慶、元旦或春節,或有游行檢閱,或有文藝晚會轉播之時,電視機的主人熱情無比,敞開大門,來者不拒。一時間,椅子、沙發不夠用,觀眾便站立四周,十五六平方米的客廳,成了一個小影院。此時,“走資派”、“造反派”、“保守派”,仿佛都沒有了距離。在客人的心目中,“走資派”,並不壞!
平平淡淡的日子,就這樣過了五年。終於,喜事和愁事結伴而來———孩子將要降生,岳母要來卻沒有房子住。我沒有勇氣去歡迎岳母大人。
孩子的拳腳,無情地催促著我們。我們把主意打到樓下那間平房,它的主人老邵正在黃浦江邊養病。我戰戰兢兢地給他寫了封信,請求借用其中一小間,供我岳母暫住。
不到十天,一封熱情、簡短而痛快的回信,讓我們喜出望外:“你盡管住好了,沒關系!”
秋天,“九點三六”迎來了一老一小,小的帶著“小葫蘆”。狹小的空間,充盈著天倫的歡樂。歡樂和辛苦同行,我們開始了哄哭逗笑、管屎管尿、排隊買奶、領証取票的系統工程。
歡樂沒有維持多久,艱難卻接踵而來。六七個月后,岳母因事回了東北,我又“光榮地”去了干校。妻每天到京城西北角上班,倒三次車,來回三個多小時,早晚還要接送孩子。其中艱難,不堪回首。
其實,現在想來,艱難最是地震時。
那是1976年。人們永遠會記住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時四十五分。大地突然大發脾氣,摧梁毀柱,使數以十萬計善良的唐山人,過早地離開了人間。京津唐千百萬活著的人們,也因此不得安寧。頃刻間,煤渣大院已少有滯留者,紛紛外出尋找空闊地搭防震棚。我妻自己一個人,抱著不到一周歲的“小葫蘆”,沒有帳篷,也沒有小床,急得直哭。鄰居大老李見狀,說:“我有張行軍床,你拿去用。”並幫忙照看著孩子。在公家架起的大帳篷下,妻兒獲得一個棲身的位置。天,不時下著邪了門的滂沱大雨,不時傳來余震的警報。於高度緊張的氣氛之中,妻兒在帳篷下度過了許多不得安寧的日日夜夜。
秋風,沒有吹走險情,落葉,卻迫使人們冒險回到院內。那天,我已從干校回到家裡。據說地下室安全系數較大,人防辦公室通知,從晚上開始,需轉移到地下室。我們分到一張單人床的面積。
四散多時的煤渣大院人,重新聚在一起,真有久違了的感覺,甚至有劫后余生的欣喜。隻有視這一切都漠然的“小葫蘆”,對地下室感到窒息,一放下就哇哇大哭,直到大家都躺下准備睡覺時,仍然哄他不住。“別人怎麼休息?!”我們自知有礙他人﹔況且,一米寬的地方,三個人也實在擠不下。我們決定不理會白天剛傳達的余震警報,立即搬回到三樓去。
已是子丑之時。我和妻子對坐著,眼睜睜看孩子安然入睡。桌上倒放著一個空啤酒瓶,以防不測。整棟樓,隻有我家徹夜亮著燈光。
一夜沒合眼,我們疲憊不堪。正在為難之時,住在平房裡的劉兄兩口子,主動對我們說:“三樓危險!搬到我家來,一起住吧!”
我們有遇救星之感,感激之情盡在不言中。一間小屋,一張大木床,把床腿支高,他們一家睡床下,我們一家睡床上。平房沒有鋼筋水泥在頭頂,不怕粉身碎骨。
舒坦地睡了個安生覺。隻在半夜,在床上給孩子把了一次尿。萬籟無聲,“小葫蘆”對著小瓷盆,獨奏了一支小夜曲,曲聲如泉水叮咚,少聞有美如斯!
荏苒之間,在煤渣住了九年多。歲月易老,往事縈懷:“九點三六”,未敢言窄﹔五張票子,難免窘態﹔遠去干校,又逢震災......種種艱難,都在這裡經歷。但讓我永難忘卻的,不僅僅是艱辛,還有與它同在的那一顆顆金子般的心!
我家東遷之后,我時有機會路經這裡。日前,我又一次重游舊地。看著在五星級飯店映襯下顯得低矮的煤渣舊樓,心中仍不免回蕩起往日的感慨:
啊,煤渣胡同!誰說你是堆煤渣的地方?!
來源於:社內生活2005月12月05日 第4版 往事縈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