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

趙培藍

2013年06月13日14:16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手機看新聞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趙培藍同志《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這篇文章，回憶了她在太行山革命根據地的經歷及她與李庄同志相逢相知的過程。本來是應錢江同志的要求而寫的一份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史的附錄，作者並未准備在報刊上發表。社領導閱后，認為此文生動感人，是一篇很好的報史資料，建議征得作者同意之后，先在《社內生活》上刊登。這確實是一篇情景交融的歷史回憶文章，語言朴實，感情真摯。沒有現代色彩的浪漫，卻充滿同志之間的真情。艱苦歲月的回憶，留下的是難以忘懷的人間歡樂。因文章較長，本刊分兩期連續登載。

───編者

太行山是我永遠的懷念，那是生我養我的地方，也是我踏上革命征程的地方。我將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像海濤一樣起伏的太行山。那裡也是我和李庄相逢相知同結連理的地方。那時，李庄和我都年輕。

抗日戰爭最艱苦的1942年，我考入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聯中”學習。那時，我經常讀《新華日報》，讀到了李庄寫的不少文章。但是隻見其文，不識其人。

太行區在1944年開展整風時，我們聯中已經遷移到了河北涉縣的懸鐘村，這裡距離太行區黨委所在地赤岸村不遠，是一個有百十戶人家的大村，山清水秀。夏天，我們可以在清漳河裡洗澡游泳。一到秋天，漫山遍野的柿子樹、花椒樹，果實成熟，紅綠相間，色彩艷麗，一片田園風光。抗戰前這裡的人民生活很苦，糠菜半年糧。抗戰開始后，這裡成為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群眾生活有所改善。可遇上災荒年，還是十分艱苦。

當時新華日報社就在清漳河北岸的七原村。太行區文教系統的整風班由太行區黨委宣傳部長張磐石、新華日報副總編輯安崗領導，地址在清漳河南岸的上溫村。李庄是新華日報社記者，參加這個整風班。太行聯中的教職員工也參加由張磐石領導的整風班，領導我們學生整風的是楊焦圃、梁虹、肖魯。

整風結束時已是1945年初。為了表示慶祝，搞了一個演出。演出會上有一個節目是兩個青年表演。一高一矮的兩個學員代表上台，矮個子站得歪歪扭扭，說一口不太標准的普通話﹔高個子站得倒周正，但說話磕磕絆絆。我已記不清他們表演的是什麼，反正他們兩人的演出引起會場一陣陣的笑聲。我問坐在旁邊的同學藥恆（他也是太行聯中同學，比我早畢業，已在新華日報工作）：“這兩位是誰？”藥恆告訴我，高個子是鼎鼎大名的李庄，矮個子是歸國華僑杜展潮，都是新華日報記者。這是我第一次把李庄的人和名對上號。從那個時候起，李庄的影子就留在了我的心中。

這年，我22歲。整風結束后，我被分配到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工作。

當時邊區政府正在籌備召開太行區文教群英會，要布置一個介紹太行區文教戰線成就的展覽。邊區政府民政廳干部科長童一讓我和郭國、蘇薊（太行聯中同學）三人先參加展覽會籌備組工作。籌備組的負責人是太行文聯領導人之一的趙楓川，是一位畫家。組裡有好幾位年長的同志，有的畫畫，有的寫說明。我們三人的具體任務是把畫貼在厚紙板上，再把說明文字抄在下面，擺放布置好。

布展中間，李庄來看過一次。他從頭看到尾，卻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心想，到底是名記者，挺嚴肅的。這是我第二次看見他。這時，我已經認准他是李庄，他並不知道我。

展覽布置好了，我們這些參加籌備的青年人該分手回各自原單位去了。趙楓川忽然問我：“你到文聯工作好不好？”

我根本沒有考慮自己夠不夠條件，脫口而出地回答：“好。”

太行文聯在下溫村，機構小，人也少，可都是太行山上有名的人，像高沐鴻、王玉堂（岡夫）、洪荒（解放后改名阮章競，是非常著名的詩人），還有趙楓川、袁毓明、鄭篤、苗培時、寒聲等作家、詩人、劇作家，都是我們年輕人的老師。文聯辦了一個刊物叫《文藝雜志》，主編是鄭篤，我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主要是來稿登記，看讀者來信，給作者回信，等等。有時候，領導外出採訪也帶我們青年同志一塊去，我和畫畫的吉林曾跟著高沐鴻到武鄉縣採訪過。

《文藝雜志》是當時太行區影響比較大的一個文藝刊物。它通過小說、詩歌、劇本、散文、鼓詞等形式，反映全區黨、政、軍各戰線模范人物的事跡，鼓舞大家抗戰的積極性。它的作者隊伍除了區黨委一級機關愛好文藝的同志外，還有全區各縣的文藝作者，發行范圍也很廣，遍及全區各地。李庄也在這個雜志上發表過文學作品。他在太行山上寫的小說《良民証》刊登在1941年5月《華北文藝》雜志創刊號上，得過獎。

1945年底，文聯開過一次作者座談會。太行區黨委、太行軍區黨委的不少人參加，新華日報的袁勃、李庄也參加了。我在會上作記錄，好多同志發言，李庄也說了幾句，談新聞採訪與寫作，言辭和內容都很朴實。這一次，李庄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我這個人從小柔弱，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想法。當時，邊區政府童一同志找我談話。她關心我、理解我，熱心地給我介紹過一個對象。對方還給我寫過一封信，我婉言謝絕了。

文聯高沐鴻也同我談過，說我到了該戀愛的時候了。

我說我命不好。1941年年關“反掃蕩”，我父親──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荒無人跡的大山上一腳踩空，墜崖身亡。三年以后，母親病故了。我沒有兄弟姐妹，孤身一人，連個說心裡話的人都沒有。說著說著我就難過起來。

高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的親人沒有了，可是革命大家庭這麼多人關心你，你並不孤單，不要難過！不久后的一天下午，沐鴻同志叫我們幾個年輕人陪他到村外山坡上散步。他悄悄問我：“你心目中的對象是什麼樣子？你沒有感到文聯就有一位同志對你很好嗎？”

我將沐鴻視為自己的長輩，知道他關心我，我對他也敢說些心裡話。我對他說，我對這個問題並不著急。不過，要找就想找一個像李庄那樣的人。哎呀，這一下子就說漏嘴了。

我壓根兒不會想到，沐鴻同志很快就給李庄寫了信。過了些日子，袁毓明笑瞇瞇走過來，遞給我一封信，竟然是李庄寫給我的。我們兩人在一起把信拆開看了。

原來，沐鴻同志聽到了我的心聲，就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給李庄寫了一封信。李庄沒有直接給沐鴻同志回信，而是給他在文聯的好朋友袁毓明寫信，了解我的情況后，再給我寫信。我看到的就是這封信，讀完了，覺得就像夢一樣，蹬著一雙猶疑的眼睛問袁毓明：“這是真的嗎？”

袁毓明說：“李庄是考慮再三才給你寫信的。”

這下我明白了，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我認真地給李庄寫了回信，還大著膽子請袁毓明幫我看看、改改。他邊看邊說，這又不是退稿信，哪用得著修改呀？

就這樣，我與李庄開始通信、認識了。這是1946年的7、8月的事。我們最初的信寫得都很簡單，只是談談各自的工作、學習。但李庄一開始就鼓勵我，說文聯的工作條件很好，又有那麼多老師，一定要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多讀些書。

太行文聯不知在哪裡搜集了一些書籍，有古典名著，也有當時的小說，有的書已經很破舊。因為有李庄的鼓勵，即使在戰爭歲月裡，我也認真地讀起書來了，像《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等，都是那時看的。有的字不認識，就查字典，句子不懂，請教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