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不是人民日報轉載……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做夢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甚經意寫的《莫把開頭當“過頭”》，被人民日報轉載后會產生那麼大的“轟動效應”。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一切都像發生在昨天。

（一）

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６日，我在遼寧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縣農村採訪。中午時分，縣委宣傳部的同志匆匆跑來向我報信：“老范，今天早晨中央台廣播，你寫的《莫把開頭當“過頭”》已被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全文轉載，還加了一個很長的編者按。新華社也向全國發了通稿……”

我腦袋“嗡”的一下，第一個反應就是：“又闖禍了！”再也無心採訪，臨時搭上一輛卡車，急忙趕回縣裡打聽究竟。

在縣裡，焦急地等待中央台重播這條新聞。當廣播員用鏗鏘有力的聲調播送人民日報的編者按：“……作為新聞工作者，要像遼寧日報記者范敬宜同志那樣，多搞一些扎扎實實的調查研究，用事實來回答那些對三中全會精神有懷疑、有抵觸的同志”時，我不禁百感交集、熱淚盈眶。

第二天一早，我就趕回沈陽。走進報社編輯部，同志們紛紛向我祝賀。副總編輯鄭直告訴我，“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親自到報社來，想見見寫這篇文章的記者，可惜你不在。明天下午編輯部要開大會，請你介紹採訪經過和體會。”他把我帶進會議室，牆上已經挂了一條大紅橫幅：“向范敬宜同志學習！”

我急忙去找總編輯趙阜，惶惑地問他：“你們這樣做，不會犯路線錯誤嗎？”

趙阜哈哈大笑。這件事后來傳為笑柄。

（二）

事情的經過，很有傳奇色彩。

１９７８年秋天，撥亂反正的勁風吹遍全國，我也結束了“文革”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遼寧日報。但“右派改正”工作尚未開始，“摘帽右派”的身份猶未解除，工作証上“職務”一欄填的是含意不明的“干部”二字，隻能在農村部做些一般的編輯工作。即使如此，我也心滿意足了———畢竟又重新開始被中斷了幾乎２０年的新聞工作，覺得一切都那麼新鮮。特別是部主任石永偉對我很友善，不但不另眼相看，還經常破例派我下鄉採訪、寫稿。有一次我化名寫的一篇評論《“大鍋飯”與“鐵交椅”》，竟被人民日報理論版轉載，引起了新任總編輯趙阜的注意。那時渾身真有使不完的勁兒，恨不得一天就追回失去的２０年！

那年冬天，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憑著１０年在基層生活的切身感受，我意識到這次全會確定的政策，是真正能夠解放生產力的政策，真正符合廣大農民願望的政策。因此，對宣傳三中全會精神特別出力。誰知，時隔不久，到了１９７９年三四月間，情況突然變化，社會上出現一股冷風，傳說什麼“三中全會的政策過頭了”，“現在農村中資本主義泛濫了”，“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農村狀況描繪得一團漆黑。特別是４月間人民日報在一版頭條發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會路線的聲浪更是甚囂塵上。遼寧日報社每天收到的來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擊資本主義勢力，堅持社會主義陣地”之類的報道。當時，我們“處江湖之遠”，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倒春寒”，更不知道上層有什麼“兩個凡是”，只是感到困惑：既然三中全會的路線、政策深得民心，為什麼反對的聲音如此強勁？如果三中全會的路線、政策真是“過了頭”，報紙今后如何繼續宣傳三中全會精神？

這時候，正在興城養病的石永偉給部裡來信，囑咐大家別受任何干擾，要堅定不移、旗幟鮮明地宣傳三中全會政策。農村部領導同志決定分幾個小組到農村作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然后對當前農村形勢作出判斷。

我主動選擇了地處遼西貧困山區的建昌縣。因為從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８年，曾在那裡度過將近１０年的艱難歲月：當過名副其實的生產隊社員，當過縣農業辦公室干事，跑遍了全縣２０多個公社、３００多個大隊的山山水水，對農村情況比較熟悉，而且結識了一批基層干部和普通農民。他們肯定能夠向我說真話、說實話，這樣調查研究可以少走一些彎路。

沒有想到，到了建昌縣，我訪問的許多縣、公社、大隊干部，幾乎異口同聲地告訴我：現在農村確實亂套了，農民都不聽指揮了，資本主義泛濫成災，再繼續下去快要失控，難以收拾了。有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甚至說：現在地主富農都趁機反攻倒算，他晚上不敢出門開會，早上不敢上井打水，怕遭暗算。有的干部聲淚俱下地對我說：“老范，你可不能忘本哪！”情況竟然如此嚴峻，倒叫我不知所措了。經過反復考慮，我決定到過去落戶的生產隊去，直接聽聽老百姓怎麼說。結果聽到的大不一樣。他們眾口一詞地說：三中全會的政策太好了，照這樣干下去，農民就有希望了。我問：好在哪裡？他們說：活起來了！前幾年農民被“四人幫”捆得沒有活路，連種幾?土豆、韭菜都被當作資本主義拔掉，編幾條席子也被當作“小生產”批斗游街。現在好了，給了生產隊自主權，適合種什麼就可以種什麼，搞點副業也不會再當“資本主義”來批，咱農民不就有活路了嗎？

老百姓的一個“活”字，給我極大的震動。同樣的事物，為什麼干部和群眾的看法有這麼大的差異？帶著這個問題，我又回到縣裡向縣委書記馬漢卿、副書記張化成請教。他們兩位都是農村工作經驗豐富的老干部，思想比較解放，對三中全會精神有正確的認識。討論的結果是：雖然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但是由於受“左”的思想長期束縛，各級干部對三中全會精神還很不理解。不僅老干部的解放思想需要一個過程，年輕干部也需要從頭學起。因此，幫助各級領導干部解放思想，改變觀念，是保証三中全會路線、政策貫徹落實的關鍵。這些認識，現在看來平淡無奇，在當時真有點振聾發聵。

（三）

我結束採訪后，向報社農村部領導匯報了情況，另外兩個調查組也回來了，看法基本相同。於是，部裡決定撰寫一套述評，由我執筆寫第一篇，主題就是：分清主流和支流，千萬莫把開頭當“過頭”。由於素材比較豐富，思想比較明確，這篇述評很快就寫成了。在報社幾位老總支持下，５月１３日，《莫把開頭當“過頭”》順利地在遼寧日報一版頭條位置見報。當時我並沒有把這當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當天一早就去喀左縣採訪。沒有想到，３天之后它就被人民日報轉載。

事后我才知道，在這３天之內，這篇文章還引起過一場風波。當時遼寧省委正召開三級干部會議，不少干部看了文章議論紛紛。有的說：這個記者純粹是胡說八道，歪曲事實﹔有的說，如果現在還不算過頭，怎樣才算過頭﹔有的甚至說，看來范敬宜這個右派還沒有當夠。在這種情況下，任仲夷旗幟鮮明地在大會上公開表態：“我贊成范敬宜的觀點，而且認為標題應該加上一句———莫把支流當主流！”這樣，事態總算沒有再擴大。加上人民日報及時轉載，又作了那麼尖銳的編者按語，指出：“還有一些領導同志，對三中全會確定的方針、政策，本來持懷疑態度，甚至有抵觸情緒，自己又不深入調查，看看群眾和基層干部在想些什麼，實際情況是怎樣，一聽到有人叫‘過頭了’，自己也跟著叫起來﹔或者把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屬於支流的問題當作主流。這說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處於僵化或半僵化狀態。要改變這種狀況，最好是這些同志自己到基層走一走，聽一聽群眾和干部的呼聲。”這樣一來，非議很快得到平息。而擁護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人，則感到揚眉吐氣，更加理直氣壯。許多地方拿著這篇文章去做廣大干部、群眾的思想工作，說服大家要用正確的觀點來認識當時的形勢和問題，起到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作用。

后來的事實証明，由於人民日報的轉載和評價，《莫把開頭當“過頭”》一文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遼寧省的范圍，在全國引起了很大反響。這使我更加認識到人民日報的威力和影響，是任何其他報紙所不能企及的。如果沒有人民日報的轉載和肯定，不但這篇文章不可能產生那麼大的社會效應，連我這個作者將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恐怕都很難說了。

（四）

《莫把開頭當“過頭”》發表之日，正值“倒春寒”逼人之時。因此，后來常有人問我：在那種形勢下，你怎麼敢寫這種文章？人民日報怎麼敢轉載這篇文章？

從我來說，當時並不存在敢不敢的問題，因為我壓根兒不知道高層的復雜背景，不了解“兩個凡是”對三中全會路線的嚴重干擾。只是１０年的基層生活，使我這個從象牙塔裡摔出來的知識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國的基本國情，懂得農民究竟歡迎什麼政策，反對什麼政策﹔什麼樣的政策會給農民帶來幸福，什麼樣的政策會給農民帶來災難。（這個“基本功”對我終身受用。）因此，聽到有人說三中全會政策的壞話，很自然地認為不符合實際情況，應該實事求是地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以正視聽。有人說我是“無私無畏”，我一再聲明：我沒有那麼高的覺悟，隻能說是“無知無畏”。要是知道背景那麼錯綜復雜，說不定我就沒有寫這篇文章的膽量了。

至於人民日報敢於轉載這篇文章，我認為是需要膽識和魄力的，是有一種捍衛三中全會路線的政治勇氣的。因為他們對當時的那場斗爭十分清楚。因此，當他們從遼寧日報一發現這篇述評，便敏銳地判斷出它的價值，以一種少有的編排方式和版面語言加以處理。轉載的成功，說明了三中全會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來源：新聞戰線１９９９年 第１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