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敏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2003年4月末的一天晚上，我在記者部值夜班，接到總編室謝國明同志的電話，說剛剛接到新華社播發的楊放之同志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消息稱，楊放之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謝國明要我核對一下是否如此？因為年輕編輯們普遍不知道有此事，問了幾位老編輯，也說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楊放之有這個經歷。放下電話馬上查閱了《新聞年鑒》，証實楊放之確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但新華社的消息存在可推敲之處，因為楊放之擔任總編輯的《人民日報》，是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而不是后來的華北《人民日報》──從新聞史角度來說，華北《人民日報》才具有了中共中央機關報性質。所以，新華社稿本應在“人民日報”字樣前，加上“晉冀魯豫”4字，就准確了。

問題並沒有結束，楊放之從何時擔任了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的總編輯？他對《人民日報》有什麼樣的影響？現有材料沒有給出回答，對這位總編輯的經歷，也缺乏文獻資料。經歷過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的老同志，對楊放之的回憶也是片段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楊放之在戰爭歲月裡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約一年，正是解放戰爭大轉折的一年，人民日報負責組建“臨時新華總社”，建立陝北新華廣播電台接替台，楊放之在此期間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還需要說明的是，楊放之當時使用的名字是“吳敏”。

帶著這些問題，幾番周折，我找到了楊放之老前輩的女兒楊學勤。她大力支持，提供了楊放之本人填寫的履歷和一些文獻資料(包括他的著作、照片)。在此基礎上又從本報老同志處獲取對他不同側面的回憶，綜合寫成這篇文字，對楊放之(吳敏)的前半生就有一個概略的了解了。

晉冀魯豫《人民日報》自1946年5月15日創刊時起，由張磐石任社長兼總編輯。

1946年10月，《人民日報》編輯部在河北武安縣河西村穩定下來了，晉冀魯豫中央局任命原延安《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吳敏(當時楊放之使用的名字)，前來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此前，吳敏已在武安縣農村從事了一段土改工作，隨后到中央局工作，還為《人民日報》撰寫了幾篇社論。接受任命，他很快就到河西村來了。

吳敏原名楊放之，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他的一生波瀾起伏。

楊放之於1908年12月24日出生在河南省濟源縣合河村一個地主家庭，懂事不久到村私塾上學，不久轉入廟街蠶桑學校(大約是初小)，又到濟源縣第一高小讀書。

1921年夏天，楊放之以優異成績考入開封的河南大學附中，當時又稱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在這裡，他接觸到《向導》、《新青年》等刊物，深受影響，積極投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

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設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執行孫中山確定的聯俄政策。1925年10月27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國民政府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26次會議上宣布: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學”，吸收中國的革命青年前往就讀。實際上，當他宣布這個消息的時候，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招生已經開始了。

當時廣州在國共兩黨的完全控制之下，因此採取公開招考的辦法，從1030名考生中錄取了147名學生。在廣州之外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城市，主要採取兩黨組織推薦的方式選派，這項工作主要由中國共產黨來完成。在河南，中共豫陝區書記王若飛是這項工作的負責人。

1925年早些時候，傾向革命的楊放之加入了國民黨，屬於“左派”陣營。他的老師和同學中都有人加入了國民黨后又參加了共產黨，其中有一些人參加了河南青年學生赴蘇聯中山大學留學的選拔。還沒有從附中畢業的17歲的楊放之也通過考試入選了。當時從河南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青年大約有10人，其中有劉少文、杜畏之、潘自力、強玲華、曾照示、韓沅波等，后來都成為中共的重要干部。

應該提及楊放之的父親，他的名字失考，但可以肯定受過較高程度的教育。他在楊放之要遠赴蘇聯學習的時候表示支持，特意寫下16字4句話交給兒子:“未來不迎，物來順應。當事不雜，事過不戀。”這四句話，楊放之銘記了一生。2002年，楊放之已經走近自己生命的終點，女兒楊學勤到醫院看望，他把這4句話寫給了女兒。(未完待續)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敏（中）錢江2008月03月28日 第4版(副刊) 紀念人民日報創刊六十周年

錢江

當年楊放之惜別家庭，萬裡赴俄之際，他的家境在當地算是殷實的。有田120畝，大牲畜兩頭，雇有長工一人。但在楊放之看來，那個社會不合理，太黑暗，他要尋求真理，要使貧窮的祖國富強起來。為了這個目的，他什麼都願意舍棄。

這些河南青年於1925年9月下旬從開封出發，到上海后停留數周，再乘一艘蘇聯貨船經日本，於11月初抵達蘇聯遠東的海參崴。同船前往蘇聯學習的還有張聞天、王明、沈澤民、王稼祥、張琴秋等，張國燾和李立三也同船前往蘇聯參加會議。

同船前往蘇聯的青年中，有一位來自湖南的姑娘黃勵。她比楊放之大3歲，湖南益陽人，7歲喪父，靠母親和姐姐洗衣服兼做鞭炮，供她上了小學和中學，后來又在舅父資助下考入武昌的中華大學文科。1925年，在大學讀書的黃勵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受命前往蘇聯學習。在波濤洶涌的航程中，楊放之和黃勵由相識而漸漸熟悉了。

這批中國青年約在11月下旬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這時的楊放之完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此后他填寫履歷，都將1925年11月作為自己參加革命的日子。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個月，即12月，他由劉少文介紹入團，當時稱“少年共產黨”，並擔任了團支部書記。

由於在國內讀的就是“留學預科”，外語是最重要的課程，加上本人努力，楊放之的俄語水平提高得很快，很快就成了為中國同學服務的翻譯，並兼任經濟地理教員。

1927年7月，還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楊放之由王稼祥介紹入黨，隨即擔任黨支部委員。

1928年4月到1929年8月，楊放之轉入設在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東方部工作，任中國代表團翻譯和鄧中夏的秘書。楊放之在填寫個人履歷的時候，將楊尚昆列為“証明人”。

從1925年底到1929年8月，楊放之主要是在莫斯科度過的，他的俄語更加嫻熟。后來他評價自己的外語能力時曾寫道:“俄語有較強的聽、說、讀能力，可筆譯文獻資料。英語有一般的會話能力，並借助字典進行一般性的文字翻譯。”(引自他本人填寫的履歷)在蘇聯的歲月中，楊放之、黃勵的愛情成熟了，在那裡結為夫妻。

1929年9月，楊放之、黃勵來到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崴，楊任《太平洋工人》雜志主編，黃任編輯，度過了他們婚后最平靜的兩年。

1931年7月，楊放之、黃勵夫婦結束在蘇聯6年的生活，取道東北回國，於9月回到闊別6年的上海。楊放之擔任中共江蘇省委黨報委員會委員、中共滬西區委宣傳部長，先在海員中開展反日救國活動，並聯系沙場工人，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黃勵任上海互濟總會主任、黨團書記，在紡織女工中開展工作。

1932年4月，擔任中共滬西區宣傳部長的楊放之在上海英租界被捕，被投入上海西牢。國民黨當局沒有查到楊放之更多的情況，將他判刑兩年半，送往蘇州反省院囚禁。

由於叛徒出賣，已經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黃勵於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隨即被押解到南京憲兵司令部女牢。她堅持信仰，不向敵人投降。在獄中，她思念已經被捕的楊放之。想到自己可能犧牲，她剪下自己的一縷頭發，交給同牢難友錢瑛，對她說:“頭發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綹，請你出獄后交給老楊。這時，他也正在西牢裡受敵人的折磨，他也在斗爭。”(見楊放之留存的手稿)當年7月5日，黃勵高唱《國際歌》，在南京雨花台壯烈犧牲，年僅28歲。她的照片和生平介紹在新中國成立后長留雨花台。

妻子的犧牲震撼了楊放之，卻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堅定。他於1935年10月獲釋出獄，到上海郊區一所小學一邊休養一邊教書，待身體康復后，即找到上海的黨組織負責人周揚，投入他領導下的上海左翼文化工作，擔任中央文委(上海)委員。從此時起，楊放之經常使用“吳敏”這個名字發表文章，逐漸以筆名為人所知。一年后，根據上級指示，吳敏於1937年1月來到香港，任《珠江日報》主筆。

半年后發生了“7·7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吳敏於1937年10月北上來到南京，在周恩來領導下，會同潘梓年、徐邁進、華西園(華崗)等人籌辦中共中央在國統區出版的機關報《新華日報》。1938年1月11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創刊，楊放之在《新華日報》任編輯、編委、副刊主編、社論委員會成員。

在新華日報，人們將吳敏與石西民並稱為“江南才子”，他行文敏捷流暢，喜歡用毛筆書寫文稿。當時的同事左明德回憶:“吳敏文靜沉思，但是詼諧活潑，常與同志們開玩笑擺龍門陣，感情融洽。”

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之后，兵鋒逐漸指向武漢。1938年9月，因日軍逼近，《新華日報》不得不暫時停刊，撤向重慶。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新華日報大部分人到重慶去，繼續出版《新華日報》，吳敏和何雲等15人前往西安，准備在西安創辦《新華日報·西北版》。據當時參加這項工作前去西安的董謙回憶，吳敏對他說，南方局認為，西安靠近陝北根據地，是西北重鎮，如在那裡創辦《新華日報·西北版》，與重慶的《新華日報》同時出版，遙相呼應，影響要大得多。根據南方局的指示，新華日報社事先用3500元的價格買下了西安永新印刷廠的設備。 （來源：《社內生活》2008月03月21日 第4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