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聞記者看新中國誕生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一個新聞記者有機會採訪新中國誕生這件曠古盛事，用老話說是“三生有幸”。當時我有幸上天安門，進懷仁堂、勤政殿，訪問眾多政要、名流，寫了些記述文字。在工作過程中，個人也獲得終生難忘的教益。

歲月悠悠，轉眼半個世紀。我們國家變化太大了，北京變化太大了。天安門永遠雄偉壯麗，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我在毛澤東主席附近，看他用扭轉乾坤的巨手按下升起五星紅旗的電動開關。懷仁堂當時是北京能容納上千人開會的設備最好的場所，如今從規模、設施而言，已不大有人提起了。勤政殿金碧輝煌，原為清帝日常聽政之所，中共中央也一度用為辦公、會議場地，如今僅留名詞。當時能在這些地方進進出出，為許多同行所艷羨。我深知這是黨和大會給予共產黨中央黨報的照顧和尊重，對個人來說毫不重要。因此在工作中如臨淵履冰，兢兢業業，寫了若干記述文字。現在拿來看看，也許隻能說“慚愧”二字。

當時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如日中天，殘余蔣匪退集西南一隅，全殲指日可期。蔣介石怕死，已躲到台灣，我們國家已掀開新的一頁。

廣大人民心情舒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舉行，北平人心情更加舒暢。行人走在街上，依然那樣從容，嘴裡卻唱起“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老人都變得年輕了。

我一邊工作，一邊學習，這是在根據地養成的習慣。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個大課堂，從共產黨領導人和許多委員的言行中，我看到“民主、謙慎、從善如流、平等待人”的作風，幾十年牢記心上，學習、自勵。可惜以后大約有一代人的時間，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大量事實與此相悖，給國家、人民造成嚴重損害﹔當然也取得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１９４９年９月全國人民看著北平，是因為當時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前，中共中央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人物通過各種方式反復協商，對建立新中國的各項重要問題取得廣泛共識。大會正式討論《共同綱領》的時候，全體代表嚴肅認真，字斟句酌，一個標點都不放過。但一個現象引起我的注意：從內容到文字，會上都未提出實質性意見。就在草案付諸表決的時候，有個委員提出一個重要意見：由於我們國家將來要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在就該在《共同綱領》中寫明這個遠景，“以激勵全國人民為此奮斗”。中共中央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當然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但從革命不斷發展和革命發展的階段性考慮，目前在《共同綱領》中以不提這個目標為宜。劉少奇委員受黨中央委托，在大會鄭重發言，充分肯定上述建議的積極意義，同時指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終生奮斗的目標，但作為社會制度，卻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果在目前制定的《共同綱領》中寫上這個遠景，“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採取的實際步驟”，我們認為以不寫為宜，請予考慮。中共另一位領導人、政協籌委會第三組組長周恩來介紹《共同綱領》起草情況時，也談到同樣的意思。眾委員認為這個論斷有理，一致表示同意。誰知沒有幾年，這個正確論斷就被放棄，我不記得聽人談過充分的理由。

《共同綱領》的決議，主席、副主席的選舉，都是全票通過，有些西方人士似乎難以理解。其實，這是中國民主的特點和優點：會前准備、醞釀充分，會中很少斗口嘵舌，會后不留遺憾。我們的效率和氣氛都是良好的。

關於國號的討論就熱烈多了，有相當多的不同看法。我心裡說，這好像一場知識競賽。有的委員主張定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有的委員主張定名“中華人民民主國”，各自陳述的理由都很充分。張奚若委員發言比較靠后，他主張定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說：共和國說明國體，人民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涵義准確，表述簡明，請諸位委員審議。大家同意他的意見，決議以發表宣言的方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張委員說話沉穩，言簡意賅。我長時間默想：知識，知識，知識的力量真是無窮盡的。

政協會議討論國旗圖案最熱烈，而且有起伏。中國曾經有過幾個國旗：遜清的黃龍旗，北洋軍閥政府的五色旗，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從喻義到圖案，現代人想想要發笑。為集思廣議，設計能代表新中國的庄嚴、大方、寓義深遠的國旗，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曾經向全國征求國旗圖案，得２９９２案。應征者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教師、干部和著名藝術家，也有遠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朝鮮和美洲的華僑，充分顯示了中國人的愛國熱情。朱德、郭沫若等委員也設計過國旗圖案，只是都未入選。籌委會從中選出３８案，供代表考慮。３７４位委員主張選用第一、第二或第三案，人員過半數。這三案都是純紅底，紅底上加一黃星、一黃帶───紅底象征革命，黃星象征共產黨領導，黃帶象征中華民族發祥地黃河﹔區別僅僅在於黃星的大小、位置，黃帶的長短、寬窄稍有不同。毛澤東也看中三案中的一個，看來是定准了。我曾把這個方案寫進一篇特寫裡，想“得風氣之先”。但是早了。一些代表雖居少數，卻堅決反對，張治中委員的意見有代表性，他認為上述方案決不可用。他說紅底代表革命，黃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立意都好。中間加一條黃帶，如果被理解為把國家、革命分裂為二，就很不好。他認為中國人才眾多，完全可以做出更好的設計。眾委員認為他的意見很有道理，有的放棄原來的意見，轉而同意張治中委員的主張。毛澤東也放棄原來的想法，同意張治中的主張。討論國旗圖案的說明詞時，也出現不同意見。原說明詞是一大星代表共產黨，四小星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有的委員說，我們國家要不斷發展，進入社會主義后，民族資產階級不存在了，國旗要不要改變？毛澤東認為有道理，提議改說明詞，釋為大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小星代表中國人民革命大團結。大家都說好，方案定了。付諸表決的時候，有的委員又提出意見：“國旗上角，黃色大星旁繞四小星”，這個說法必須另擬，因為小星有別解（古代稱妾為小星）。當日執行主席周恩來認為這個意見好，並建議改釋文為“國旗上角有五黃色星”，全場熱烈鼓掌，一致通過。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有６６２位代表，除了因事因病請假者，經常到會者６３８人。他們曾在不同的情況下為新中國的誕生盡力，每個人的斗爭事跡都可寫成專門文章。但因長期戰亂，環境動蕩，地區分割，有些人的事跡並不普遍為國人所知。人民日報有一件事做得好：寫訪問記，介紹委員的事跡和政見。從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到１０月上旬，刊登了５４篇訪問記，如果加上９５篇發言（有少數委員既有訪問記又有發言），佔委員總數比例相當高。人民日報２４位同志參加了撰寫訪問記的工作。當時報社工作人員少，外出記者全部調回北平，又抽出一些編輯參加，還聘請了一些社外作者。

我的任務主要是大會採訪，也抽空訪問一些受人注目的代表。我訪問過華僑代表司徒美堂，這位８３歲的老人是全場的長者。他旅居美洲６９年，１７歲參加“反清復明”運動，辛亥革命前后以大量經費支援孫中山，抗日戰爭期間發起組籌餉局，提供現金和軍用物資支援抗戰。他說：“辛亥革命、抗日戰爭都很輝煌，可惜成果不永。毛公領導人民革命垂３０年，得此成就，令人耳目一新。”我訪問過戎冠秀，這位中年農村婦女在晉察冀邊區家喻戶曉，她在日寇眼皮底下掩護、照顧八路軍傷病員，舍生忘死。她訥於言詞，所說“那些２０來歲的傷員都是我們的孩子”，令人終生不忘。我訪問過傅作義將軍。他在半年多前還是戰爭罪犯，現在是政協特邀代表。他為北平和平解放立了功。但是，他不對我談北平和平解放，也不談綏（遠）東抗戰反擊日寇打第一槍，隻談作為軍人執行亂命的罪過和我們國家的光明前景，更加令人欽敬。這些有特點的委員，人民日報都有介紹。

５０年過去，兩代人成長起來。披荊斬棘的創業人相繼仙逝，萬千后繼者接過他們留下的革命火炬。我們國家前程似錦。

《新聞戰線》〔１９９９年 第１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