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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冬,印刷廠書記李琦和工會主席趙學信同志對我說,報社打算組織一個文藝演出隊去房山慰問,你去那裡收集一些素材,自編幾個反映真人真事的節目。我欣然受命。
不久,領導正式通知我:黨委同意把你抽調出來,盡快組建一個文藝演出隊,春節過后就去房山慰問演出。經與有關部門協調,一支14人的演出隊伍很快就組成了。
根據同志們的特長,結合京郊農村的實際情況,選定了一些廣大農民群眾喜聞樂見的魔術、三句半、數來寶、相聲等節目。排練過程中同志們積極性很高,經常加班排練到深夜。
1966年元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們14人從報社出發奔向房山。中午抵達報社工作團駐地。當晚,同志們三三兩兩分散到老鄉家去住。時任工作團辦公室主任的劉釗同志傳達了對我們的工作安排和要求:一要嚴格遵守工作團的紀律﹔二是每天到一個大隊演出一場﹔三是吃住全在老鄉家,與老鄉同吃同住﹔最后一條也是最出乎我們意料的,即為避免造成不良影響,不派汽車接送,你們背著行李,用借來的小推車推著道具,把慰問送到每個大隊。劉釗同志最后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咱們條件艱苦,困難不少,千萬要小心,有困難就找我們。
第二天早上在團部吃過早飯,大家滿懷熱情地背著行李、推著小車開始了我們既艱苦又愉快的翻山越嶺、走村串鄉的歷程。
走進第一個村子,就受到老鄉們的熱烈歡迎,老鄉們跑前跑后地幫著找東西布置舞台。晚上離開演還有一個小時,台下就坐滿了觀眾,其中還有不少是從外村趕來的。原想第一場演出會遇到不少困難,結果反映卻出乎意料的好,大大增強了我們的信心。當我們來到自編節目原型所在的那個村子時,演出更是引起全村轟動。尤其是節目中的原型人物,一個幾十年從未蓋過真正棉被的老太太,補助了她一條新棉被,她看了演出熱淚盈眶,讓我們深受感動和教育。
除每天一場演出外,我們演出隊還增演了兩場。一次是去僅有十幾戶人家分散住在山頂上的一個生產隊,上山的路臨著懸崖峭壁僅半米寬,領導考慮到安全,建議我們不要去了。但大家說越是這樣老鄉們就越需要文化生活,我們更應該去。最后選了幾位身強力壯的同志,帶上簡單的樂器爬上了山頂。在最難走的那段山路上,我們背靠陡壁,望眼懸崖下漆黑一片,有人試著把一塊臉盆大小的石塊推下懸崖,等了約半分鐘之后才聽到石塊落地的回聲。在山頂上我們給老鄉們演出了幾個小節目,還展出了一些祖國建設的圖片,老鄉們的熱情就甭提了,拿出連他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一點兒白面,給我們包了一頓除去蘿卜和鹽沒有其他任何調料的餃子。這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難忘的一頓餃子。
另一次是在一個村子演出后,給正在附近修戰備鐵路的鐵道兵加演了一場。演出受到全體官兵的熱烈歡迎。中午與戰士們一起在大操場上蹲著吃了一頓八個人一臉盆的豬肉燉白菜和半斤一個的大饅頭。我們已數日不知肉味,大家吃了個十足飽兒。
連續一天一場演出,大家都很疲勞,尤其是歸長根同志一人表演“二人摔跤”,在農村的土台子上摔來摔去,身上青一塊紫一塊的,還有幾處流了血,我幾次勸他把這個節目撤掉,他都說:“不行,老鄉們這麼喜歡這個節目,隻要有口氣兒,咱就繼續‘摔’”。那時條件也很有限,那個經常發脾氣的老爺擴音器,經常在演出當中不響了,隻好停止演出修理。山路上翻車更是常有的事(當然是小推車),隻好把東西卸下來,重新裝車上路。
慰問演出很受老鄉們歡迎。據當地干部說有一些老鄉尤其是年輕人和孩子,天天跟著演出隊走,演出隊演到哪裡他們就跟到哪裡。由此也看出當時農村文化生活的匱乏。這次慰問演出苦中有樂,令人終生難忘。當時老鄉們生活都很困難,我們每天在老鄉家吃晚飯基本都是稀粥,從報社出發前工會給演出隊准備的一些干吃面和餅干很快就吃完了。每當晚上演出結束,飢腸轆轆、難以入眠,不得已隻好向工作團求援。很快工作團給我們送來了餅干等食品,大家又享受到了躺在熱炕頭上、嚼著餅干、聊著天兒的樂趣。
應該特別感謝的是我們慰問演出期間,生活上得到唐米同志的熱情關照,演出中王永安同志給了我們很大幫助。
數九寒冬歷時半月,推著小車翻山越嶺,在農村極其簡陋的土台子上演出了十幾場,盡管節目十分粗糙,但能給文化生活十分匱乏的農民送去一點歡樂,就是對我們的最大安慰。四十年過去了,往事歷歷在目,曾參加演出的同志現在湊到一起,談及此事,感慨萬端。
演出隊中的張世榮、高俊岐和歸長根三位同志已去世,在此僅以此文紀念他們的同時,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寫下其他參演同志的名字,以示祝福和問候:張淑懷、石麗華、趙佩珍、齊蘭茹、馬振山、任立中、王文宏、趙臨清、黃文治和楊列慎。
來源:《社內生活 》2006年11月05日 第4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