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在王府井大院的婚禮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每次經過王府井步行街，總要在老報社大院的大門口，現在是好友百貨，停留一下，看著沿街三樓那幾扇大窗戶，追憶四十年前我在這樓裡舉行的婚禮。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報社進了一批大學生，“文革”前夕紛紛到了婚嫁年齡，在那個年代，“婚事”也交給了組織上，自己不用操什麼心。

大學畢業我分在新華社，男朋友分在人民日報，我倆從上海來到北京，一切很陌生，那個年代年青人也都很單純。先是向各自單位打報告申請結婚，手持蓋有黨徽的人民日報社和蓋有國徽的新華社公章，到區政府辦理結婚登記。新華社的領導向我透露，人民日報社人少，房子好要，這樣我們就把結婚的事交給了人民日報社。

我們定在1965年國慶結婚。男朋友在報社政文部，跟著報社老記者艾鐵民採訪全國運動會，忙得團團轉，政文部干事秦翠香大姐就把婚事管起來了。她讓我們到天橋宿舍去看房子，12平方米的朝北小房間，與農村部的王一平、周慧之夫婦合住一套房。房產科按慣例分給我們結婚用的家具：一張硬板床、一張三屜桌、一個小書架和兩個方凳，家具是舊的，床板上還有隻大釘子，看起來有點寒酸，但誰也不挑剔，大家都這個水平。你若特殊，就該倒霉了。我的一個同學，結婚時從上海家裡運來一套像樣的家具，文革中被人家批得要死。家具是報社租給你的，每月從工資中扣幾毛錢。

結婚前一天，口袋裡裝了一個月的工資（56元），在百貨大樓買了煙、糖、水果，交給了秦大姐，我倆照常上班。9月29日下午結婚儀式在報社三樓北頭會議室舉行。新華社的兩位女同事帶著“娘家”同事湊份子送的禮品：一隻8磅大暖水瓶，一隻花瓶，陪我來到人民日報社，一看，啥事都准備好了，真的不用我操心。然而我心裡緊張得很，我早就聽說人民日報社的領導比新華社的領導級別要高，我面對天天見的新華社領導都緊張，不要說面對陌生的人民日報社領導了。報社編委、政文部主任康英和多位領導肖風、李庄都來了。白夜是政文部黨支部書記，主持婚禮，他是個書生，把婚禮主持得嚴肅有余，像是在開一個什麼會議。編委肖風為我們証婚，他開口說話，一口糯糯的蘇州鄉音，使我放鬆了不少。新郎新娘一定是要表演個什麼節目的，我們就好賴唱了一個當年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我記得在婚禮上大家都很刻板，不苟言笑，唯一起哄的是江西大學分來的高新慶。倒是他把氣氛弄得輕鬆許多。

國慶前夕記者們都很忙，婚禮完畢各人又去忙各人的事了，新郎也不例外，又去寫全運會稿子。晚飯我一個人在食堂裡吃的。等大家忙完后，陳柏生大姐帶著文教部的禮品，把我們送到家———天橋宿舍。禮品是在工藝美術商店買的，一個大鏡框，兩個小鏡框。大鏡框裡是一幅毛主席走遍大江南北的剌繡，兩個小鏡框分別是北海的晨曦與晚霞藝術照，很美。這份結婚禮物至今還完好地保存著。

我的父母都在上海，領導擔心我們節日想家，國慶節，康英請我們到她家去包餃子，她和藹可親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她離開了人民日報社到高教部任職，文革爆發，她遭受迫害去世，令我震憾。過完國慶，新郎就被派到越南當戰地記者。秦大姐對我十分照顧，怕我冷清，也邀請我到她家去作客。

當我們第一個孩子即將出世，報社又分給一間17平方米的大房間，按規定再配給兩張單人床，一張三屜桌，我的全部家產到七十年代中期報社全部作價給個人，總共是106元幾角幾分，逐月從工資中扣除，這是我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全部家產。我想報社所有六十年代的大學生也都是這個水平。

計劃經濟時代，結婚生子都由組織上一手包下來，盡管水平很低，大家都很知足，56元工資，兩人加在一起不到120元，養育兩個孩子，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

文中說到的新郎就是余煥椿，上世紀80年代末調離了人民日報社，報社老人都叫他大余。

（來源：《社內生活》2006月03月08日 第4版(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