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真五寨突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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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社內生活》上看到老戰友傅真同志逝世的消息后，陷入了悲痛之中。

我和傅真同志1945年認識。60多年來，我倆先后在賀龍元帥創建的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在《抗戰日報》、《晉綏日報》擔任戰地記者﹔建國后，又相繼在重慶西南新華日報、北京人民日報社工作。

在多年的相處中，他令我最難忘記的是，一次在晉西北“反掃蕩”戰爭中，他一個人經歷生死搏斗，沖出敵軍包圍的故事。

在傅真親自撰寫的《從拿槍杆到當記者》一文裡對這段經歷，作了如下記述：在晉綏二分區，五寨縣是敵我斗爭最激烈的地方。1942年深秋，我去那裡採訪，背著我的全副裝備，走到傍晚，才在一個村裡找到五寨縣政府。

縣長梁學舉同志一見我就說：敵人現正“掃蕩”，離這裡已不遠，我們馬上要轉移，你沒有吃飯吧，趕快吃飯。我匆匆吃了一碗剩小米飯，就隨著縣政府出發了。

跋山涉水，整整走了一夜，拂曉前，來到一個山頭的窪地裡。大家都很疲勞，幾十個人都躺在地上休息，突然聽見有人喊：敵人來了，睜眼一看，果然是敵人沖上來了。

縣政府的工作人員沒有武器，無法同敵人戰斗，大家分成幾股從窪地裡跑出去。我和十幾個人一起順著一條深溝跑下去。跑來跑去，隻剩下梁學岸和我兩個人。當時，秋雨過后，溝裡有不少淤泥潭。人跑過去，鞋就陷在淤泥裡。我因連日向五寨趕路，按過去軍人行軍習慣，用帶子把鞋捆在腳上，所以沒有失落。梁學岸的鞋子卻陷在淤泥裡，剛才敵人的槍聲太緊，沒有來得及從淤泥裡掏出鞋來。這時敵人的槍聲已停，我們在溝口稍加喘息后，梁學岸同志提出，他在這裡比較熟悉，他不再跑了，准備到另外一條溝裡去隱蔽。要我越過前面大川，從北面大川上去找二區區公所，並將區干部的姓名告訴我。

時間緊急，不容猶疑。我倆立即分頭行動。梁學岸同志入另一條山溝，我從一個山窪向北山爬上去。遇到一個有兩三人高的斷崖，我手挽野草，腳登土坑爬上去。不料剛一露頭，一個敵軍端著槍刀刺來。我兩手一鬆，從斷崖上摔下來，立刻卸掉背包，又回到山下，躲進一塊高粱地裡。現在兩邊山上都有敵人，應當作好犧牲的准備。

於是，我把剩余的介紹信，連同採訪的筆記本先挖一個深坑埋好，換個地方，又把稿紙及洗臉用具的挂包一扔，現在是無物一身輕了。第一次來五寨，地理情況相當生疏，但我知道，東面是敵佔區，西面是根據地。剛升起的太陽給我指明了方向，在高粱地裡靜靜神，系好鞋帶，猛跳起來，沿著大川向西飛跑。這時，原來向我們打槍的敵人，已從南山追下來，有幾個偽軍一面喊投降不殺，一面不停向我開槍。在部隊四年的戰斗經驗，這時發揮了作用：我不但會利用地形地物，而且可以根據槍聲判斷敵人離我是遠是近，更重要的是，下定了被打死不當俘虜的決心，障礙當前我繞過去，窪水拉路我淌過去，峰回路轉略微喘息，道路平坦加快速度，終於從槍聲中沖了出來。

突然，兩個挂槍的戰士把我攔住，一看是我們的部隊，我放心了。一位戰士把我送到連部交給了指導員，我告訴他我是《抗戰日報》的記者，剛才突圍把一切可以証明身份的証件都埋了，隻跑出一個光人來。他告訴我，早上聽到槍聲，現在正在這裡警戒。當我知道他們是暫編第一師時，我告訴他，我去你們師部採訪過，認識師政治部宣傳科長吳文彬同志和干事張紀淦同志。這時，這位指導員相信我是記者了。他說他叫亢建國，立刻拿出他的衣服和鞋子，要我把滿身泥漿的衣服換下來去洗刷。晚上，亢建國同志告訴我，偵察員回來了，這次五寨縣政府損失不小，縣長梁學岸同志犧牲，和他同行的報社記者失蹤。梁學岸同志和我隻有一日之交，在危急時刻，他那樣關懷同志，我感到非常痛惜。現在，我一無所有，必須回報社去，我請亢建國同志向五寨縣說明，我沒有失蹤。在這裡住了一夜，第二天一起來，兩條腿痛得寸步難行。昨天拼命奔跑，沒有任何感覺，休息了一夜，反而壞了。亢建國同志看到這種情況，立刻派村干部送我。就這樣，我騎著小毛驢，沿村轉送了兩天。第三天，我可以自己走路了，我步行回到了抗戰日報社。同志們知我脫險歸來，都很高興，領導又批准給我補充了被褥和其他用品……

今天，我記述這些往事是為了緬懷戰友傅真同志，是為了慶賀在戰爭中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作為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三大戰爭的幸存者，深深感到，在今日和平的環境裡，我們不應忘記過去的革命戰爭，不應忘記為革命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是他們為我們創造了今日幸福的生活！

“呂梁烽火三千日，晉綏戰地憶故人”，1998年我在雪地裡，從腦海裡涌的這兩句詩，永遠鼓舞著我！

（來源：《社內生活》2006月06月25日 第4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