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當駐站記者

編者按：自1948年6月15日誕生起，人民日報始終與時代同步、與人民同行，忠實記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光輝歷程，見証國家發展，推動社會進步。65年艱辛奮斗，65年春華秋實，與新中國共同成長，與新時代一同進步，人民日報又站在了新的起點上。人民網特別推出人民日報創刊65周年紀念專題，重溫歷史動人瞬間。

１９９８年３月，我從編輯部到人民日報北京記者站做駐站記者。從編輯到記者，角色的轉換需要適應，而在北京這個特殊地方當駐站記者，其中的甜酸苦辣似乎也很特別。借《新聞戰線》一角，說一點不成熟的感悟。

傾注一份熱情

記者出身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梁衡有一句名言：出門跌一跤，也抓一把土。他說，記者就是編輯部的採購員，出門去就是要拿回東西來，要有“每採必得”的勇氣。我確實體會到駐站記者應該保持這種精神狀態。在北京當駐站記者，有近水樓台的優勢，了解宣傳信息比在外地駐站要方便，但它所要求的快速反應能力也更強。譬如，一件影響較大的突發新聞，在外地晚兩天報道也許可以，可在北京就不行了。因為首都媒體多，新聞競爭非常激烈。稍慢半拍，新聞就會被人搶走。在這種環境下，傾注熱情就顯得非常重要。

２０００年國際兒童節前夕，陝北３８名孤兒千裡迢迢來到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由於經費緊缺，這些孤兒來到北京后隻能住在最簡陋的旅館裡。陝北孤兒的境遇，牽動了首都人民的心，他們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以各種方式幫助這些老區的孩子。我認准這是一條好新聞。５月３１日已近中午我馬上聯系，下午趕去採訪，晚上又將稿子趕出。第二天是“六一”兒童節，國內版和海外版都在一版突出位置刊發了我採寫的這條新聞。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我從北京市委的一份材料上了解到，幾所首都高校做好“法輪功”練習者的轉化工作非常細致，取得了“多方努力挽救大多數、耐心細致解脫大多數”的效果。我覺得這符合中央的政策，具有很強的指導性，便馬上與北大、清華兩所高校黨委聯系採訪。兩天后，我採寫的報道與教科文部記者的稿子綜合一起見報，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肯定和表揚，還被評為人民日報好新聞。

對駐地方記者來說，把一條地方信息以第一速度在人民日報發表，變成一條全國性的有指導性的新聞，雖有難度，但不是沒有機會。而機會稍縱即逝，關鍵是要有“搶新聞”的意識。駐站三年來，我每年見報稿件都在百篇以上，在駐站記者中名列前茅，其中動態新聞佔相當比例。這並不是說我的水平有多高，不過是我對記者這份職業傾注著一份熱情罷了。

記者職業充滿著競爭，如中流擊水，不進則退。如何在眼花繚亂的大千世界中去發現、採寫新聞並將其見諸報端，把握好中央方針、政策理所當然，敏銳的新聞嗅覺不可或缺，駕馭文字的功夫應當具備，除這幾條外，對記者這份職業傾注熱情也是相當重要的。有了這份熱情的投入，你就會主動出擊，關注社會現象，精心琢磨選題，深入採訪寫作，一條條鮮活的好新聞就會在你的筆端淌出。

變換一個思路

有記者朋友常埋怨，好不容易抓到一條好新聞，也下了功夫採寫，但稿子卻沒有被採用，有時隻發了個“豆腐塊”﹔有的是當地領導請求關照的稿子也見不了報，面子過不去。駐站記者上稿相對困難，幾乎中央的媒體都存在這種情況。

版面用稿其實也有規律可循。人民日報強調指導性，稿件選用非常嚴格。盡管你抓的新聞指導性和可讀性都很強，但也不可能給你很多版面，特別是要聞版。要提高稿子的見報率，我的體會是變換一個思路。

如果說稿子是產品，版面是市場，其生產者───駐站記者，不妨先去琢磨版面這個“市場”，以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稿件。研究版面，就是根據各個版面的需要和特點，在採訪中有目的地選定稿件的主題、體裁和切入點，避免與版面“市場”脫節。舉幾個例子。１９９８年夏天，北京社會科學界出版了一本３０年代編撰的《北京市志稿》。這部１５卷４００多萬字的巨著，從編撰、流失、收藏到時隔６０多年后整理出版，其間發生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感人故事。據此，我在要聞版上發了《志稿》出版消息后，又採寫一篇１５００字的通訊───《搶救北京歷史》，謳歌了為保護這部《志稿》而付出艱辛的人們，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被日本右翼勢力迫害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多次來華尋求支持，國內媒體也做了大量報道。此事比較敏感，大報不可能突出處理此類新聞。因此，我及時給《環球時報》、《時代潮》等報刊採寫了多篇東史郎在華活動的專稿。其中為《環球時報》撰寫的《東史郎來華尋支持》長篇特稿，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

涵養新聞源，是駐站記者的優勢。

何謂涵養新聞源？正如梁衡同志說的，就是對地方那些已經存在和正生長、成熟著的新聞，要關心它，選擇時機用好它，要能在最關鍵的時刻突出奇招，拿出獨家的、既有個性又有全國價值的稿件。駐站這幾年，我在涵養新聞源方面也做了一些嘗試，像對長安街整治的報道就是一例。為迎接新中國５０華誕，北京市從１９９８年秋天開始對長安街進行大規模整治。長安街，遐邇聞名，被稱為“神州第一街”。現在要整治，要“梳妝打扮”，新聞的“名牌”效應不容置疑。在大街整治的近一年時間裡，我一直關注其進展。在採寫多篇整治進展動態消息的同時，廣泛採訪和收集資料，寫出了《你好，神州第一街》４０００多字的通訊。通訊以《歷史長安》、《庄重長安》、《平民長安》、《亮麗長安》、《綠色長安》、《文化長安》等六個小標題，全面介紹這條大街的滄桑歷史。在大街整治完成的前夕，人民日報海外版全文刊出，加上照片用了半個版。由於資料權威，且可讀性強，收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北京市委宣傳部主管新聞的負責同志還專門向記者索要這篇通訊。由此我感到，涵養新聞源是駐地方記者採寫深度報道的有效途徑。

拓寬一條稿路

我以為，作為人民日報的駐地方記者，發稿的舞台是很大的，關鍵是開闊視野，拓寬稿路。抓到好新聞，要聞版用不了，可發其它專版﹔有的可讀性很強的稿子，版面僅用一小部分，可以重新“包裝”，將其擴展，發別的專版和子報子刊﹔有些新聞不宜公開見報，可先寫內參﹔內心有話想說，可以寫些言論﹔有的可以給文藝副刊寫些散文、隨記，一抒心懷……總之，每一次採訪，都應該有成果、有收獲，切莫讓手頭活生生的新聞資源枯死。

要做到這些，記者精通“十八般武藝”頗顯重要，要掌握好各種反映新聞手段的方法。在地方做記者，扑面而來的信息應接不暇。如果腳勤手快，總會不斷有新聞作品問世。消息和通訊是文字記者慣用的寫作體裁，但駐地記者應向多面手發展。我也在這方面做了些嘗試。比如有關環保的言論，我寫了多篇。１９９９年初，有感於北京市發出治理大氣污染的新號令，我寫了《欣聞北京向污染宣戰》的言論。雖說是“欣聞”，其實是忠告那些環境比較好的地方要很好地加以保護，切勿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我在《人民論壇》專欄分別發表的《“護”綠與“吃”綠》、《從羊絨制品看環境保護》兩篇言論，批評眼下一些人隻熱衷吃“綠”、用“綠”，而對“綠色”植被、林木不加呵護的不文明行為，善意地提醒：願鐘情於“綠色食品”的人們，能把更多的關注投向造綠護綠上。

地方發生的一些新聞事件，要讓它在報紙上登出來，有時需要變化一下角度。如果形式、內容相得益彰，自然能為新聞增色，從而得到編輯與讀者的認可。如今年５月３１日我在一版《今日談》發表的《辦公時間不應“缺斤短兩”》，得到了編輯的肯定。記者部編輯組的同志做了這樣的評價：粗看是批評辦公時間不辦公或沒人辦公的不良傾向，細看卻是將北京市政府發的一個文件報了出來。這條信息如果寫成消息應該說上不了一版，也不可能有這麼醒目的地方。變換一下角度，天地就開闊了許多。

體裁或者是寫作手法的變換，同樣也是拓寬稿路的一種有效手段。

恪守一種信譽

記者的“信譽”相當程度上關系稿子的採用率。駐站記者的“信譽”，就是自己的“品牌”。我們到商場挑選商品，當然要看商品的質量，但“品牌”同樣不可或缺。假如把版面編輯比作消費者，他在選擇稿子（商品）時，既考慮質量，也看品牌。這個“品牌”就是稿子的生產者──記者。“品牌”雖然不是版面編輯取舍稿子的決定因素，但起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人民日報總編室一位負責同志講過這樣耐人尋味的話：版面編輯選稿的原則是“看稿不看人”，但如果記者提供的稿件常常是半成品，還屢有差誤，說好交稿時間常常失約等，不說編輯以后不會再向你約稿，即使向你約稿也會忐忑不安，想用你的稿子更是放心不下。因為你的“信譽”已經大打折扣。

“信譽”所反映的是一個記者對工作的態度。信譽高，稿子的採用率自然就高﹔反之就低。就像商品一樣，品牌好，消費者就會青睞。駐站三年，我還是比較注意“信譽”的。把稿子寫得好一點、短一點，減輕編輯的勞動量﹔對編輯部的約稿認真對待，確保質量，按約定時間交稿。２０００年３月，人民日報《經濟周刊》主編約我採寫《北京精簡行政審批事項４０％》一稿。我原以為內容是正面宣傳，採訪應該沒有問題。但我到市裡說明來意，有關領導聽說人民日報要報道，反而猶豫起來。這時周刊的版面已經安排好，請專家撰寫的評述文章已經完成，就等我的稿子一起“下鍋”了。面對主編的焦慮眼光，我又一次走進市政府，向有關同志陳述採寫理由，終於得到同意。當晚我將２５００字的稿子趕出，很快在周刊頭條見報。

大概是因為我對“信譽”比較重視，駐站這幾年我的稿子採用率較高。精心採寫、提供成品、杜絕差錯……質量是稿子的生命，而記者的“信譽”同樣也是稿子的生命。

（來源：新聞戰線 2001年 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