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關鍵維度

19至20世紀之交，一些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方的學術著作時，曾經大量借用中國漢字中的原有詞組——今天隨處可見的政治、經濟、科學、民主、社會、個人、國家、世界、民族、階級等詞匯，大多源於日本學者當年的“借殼上市”。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中國青年負笈東瀛，上述“知識舶來品”便逐漸“出口轉內銷”，以至后來在中國廣為流傳。據統計，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有280個關鍵詞來源於西方。鑒於西方概念在現代中國的特殊地位，歷史學家楊念群曾經如是評論：

自20世紀以來，中國的任何一種歷史現象都隻能在別人的概念框架中獲得解釋，好像離開了別人的命名系統，我們就無法理解自己在干什麼，我們生活的意義來自別人的定義。

當然，別人的命名系統若能解釋中國，也無可厚非﹔一些外來詞語能夠落地生根，或多或少都意味著與中國的現實發展有所契合，或者至少正在融合之中。然而說到底，中國與西方，自然稟賦不同、文化背景有異、歷史命運殊途，很多看似中西互通的詞匯與概念，背后其實包含著各具特色的歷史文化脈絡。正如歷史學家羅榮渠所言：

漢語所代表的歷史文化傳統與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所代表的歷史文化傳統，迥然不同。因此，用這一種語言來翻譯另一種語言的術語時，常常詞不達意。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要想解釋清楚當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厘清中西之間迥異的歷史文化背景，特別是在話語體系上擺脫對於西方理論的依賴與膜拜。那麼，從歷史文化背景出發，中國的話語體系應該從何處著力建構？筆者不揣淺陋，試從以下五個方面拋磚引玉。

中國的農業社會

1945年春，在會見美國外交官謝偉思時，毛澤東道出了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現實——那何嘗不也是今日中國最重要的現實：

中國人民實際上是農村居民，農民。在中國的4億5千萬人中，他們至少佔3億6千萬。知識分子、文職官員、商人、資本家僅僅是上層的少數。農民就是中國。像中國這樣大而落后的國家、不可能很快就改造好。在未來的長時間裡，中國必然是農業佔優勢。因此中國農民的問題是中國未來的基本問題。

鄉土社會是中國的基本特征，這個問題非但毛澤東看得清楚，就連美國領導人也看得清楚。1946年，杜魯門總統將馬歇爾將軍派往中國調停內戰。據《杜魯門回憶錄》所載，杜魯門和馬歇爾很快就發現，固守城市而放棄農村的國民黨軍隊必敗無疑：

蔣介石的司令官是很不中用的。他們有一種想依靠筑有城牆的城市的變態心理。他們認為空曠的地區是危險的。空曠地區本是他們應該駐扎的地方。但是他們認為一個有城牆的城市妥當﹔因為他們能夠看見人們進來。自然，沒有人來，他們就住在城裡。共產黨切斷了他們的交通線，破壞了他們唯一的鐵路線……

毛澤東、杜魯門和馬歇爾都讀懂了中國的現實——在鄉土社會的中國，不論是戰時還是戰后，城市與農村永遠都是無法割裂的整體。今日中國的很多問題，特別是一些廣為西方輿論所詬病的所謂中國人的“素質問題”，都與鄉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尚未徹底完成直接相關。

如何將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中的鄉土特征表述清楚，為中國發展贏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這是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的一大挑戰。

中國的政治傳統

一些西方學者慣於在“集權”的框架下分析中國的政治傳統，認為中國只是靠著集權的強制性力量才將地域廣闊的領土攏在一起。

然而，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並非歷史偶然，而是孕育於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經濟傳統。早在先秦中國，農耕文明即面臨著來自於天災人禍的威脅——天災主要是江河水患，人禍主要是諸侯戰爭。因此，當梁襄王請教孟子“天下如何才能安定”時，孟子的答案言簡意賅：定於一。

對於“小國寡民”的歐洲傳統而言，中國的“大一統”格局的確是令人費解的。然而，“大一統”格局能夠在中國存續千年，絕不可能是單憑強力所能維持得了的。即便在當代，中國依然存在著復雜而廣泛的地方分權與內部競爭，絕非“集權”二字所能概括。

對外闡釋中國在“大一統”格局之下的競爭、多元與開放，必須結合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是建構中國話語體系的深層使命之一。